中國大戰略求索（中）◎王緝思東方早報網（2011.03.01）

更新於 2023/05/15發佈於 2012/04/25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中國大戰略求索（中）◎王緝思東方早報網（2011.03.01）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critical2/23/20110301/16404377_1.html

重心在國內

　　即便著眼於更好地解決國內問題，中國也需要構建一套更為複雜成熟的大戰略。雖然中國政府尚未發佈任何官方檔予以闡述，但我們能夠從“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概念中推導出其基本方向。2006年，中共中央宣稱，中國的“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密結合國內工作大局，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加以推進”。中國戰略思考中正在顯現的四大變化趨勢，可以讓我們一窺新的中國大戰略的核心內容。　　第一個重大轉變是，中國政府將經濟和非傳統安全的關切，與傳統的軍事和政治利益相融合，從而形成了一套綜合安全觀。中國軍事規劃部門所考慮的，不僅包括恐怖主義和海盜等跨國性問題，還涉及如何推進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等合作性行動。在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方面，中國也必須與其他國家展開闔作，才能保護自身經濟安全。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基本上不可能在敵友之間作出涇渭分明的區隔。美國對中國構成政治和軍事威脅，而美國的堅定盟友日本也可能成為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但這兩個國家恰巧也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經濟夥伴。即便與歐盟之間的政治困難有所抬頭，歐盟作為整體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雖然部分中國人將俄羅斯視為潛在的安全盟友，但從經濟和社會層面看，俄羅斯對中國的重要性遠不及美國的另一軍事盟友南韓。對於北京來說，想要調節傳統的政治/軍事關切和當前不斷擴展的社會/經濟利益之間的不同取向，將是非常艱難的。這種努力其實就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那兩種不同的時代遺產之間進行調和。北京能實現的最好選擇，是在加強與其他大國之間經濟聯繫的同時，盡最大努力減少和它們發生軍事和政治對抗的可能性。　　在中國外交領域凸顯的第二個重大轉變是，從以處理國家間關係為主，更多地轉向處理功能性問題，並且更加重視多邊。這種面向功能性議題（反恐、核不擴散、環保、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防災等等）的轉變，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不論這些國家是否對華友好。例如，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度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地緣戰略利益和領土爭端，但兩國在抵擋來自西方的減排壓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從而形成了這一領域的合作關係。又如，儘管伊朗是向中國供應石油的關鍵國家，但伊朗在發展核項目方面與西方產生的爭執正考驗著中國對全球核不擴散體制所作出的承諾。　　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作出的調整給中國外交帶來了第三個重大轉變。北京對於GDP增長的熱情正逐漸讓位於對經濟效率、產品品質、環境保護、社會安全體系和技術創新的重視。北京對“發展”這一核心利益的理解已經涵括了社會層面。由此，中國領導人決心通過促進國內消費和減少對出口和外部投資的依賴，努力維持高增長率。在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際經濟摩擦更趨激烈之際，中國領導人比以往更加關注全球經濟不平衡和金融市場波動問題。從中國的長期利益來講，人民幣需要漸進升值，只是出於短期內出口收益的考慮，中國決策者難以採取美國和其他國家所敦促的快速升值措施。中國只有大力促進國內消費和穩步開放資本市場，才能最終擺脫國際壓力。　　第四個重大轉變與中國的價值觀有關。一些中國高層官員表示，儘管中國擁有獨特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它仍然可以和其他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回避了價值觀是否也可以成為合作基礎的問題。但是中國既然非常強烈地想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改善自身的國際形象，那麼分享善治、透明等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看來勢在必行。中國國內存在的一些困難和考驗，諸如嚴重的腐敗和在部分地區出現的族群衝突和群體性事件，可能會促進中國政治精英在價值觀層面發生轉變。這些困難和考驗說明，穩握政權和國家復興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有效的問責，同時還需要更加堅定地履行對法治、民主和人權的承諾，而這些都是當今世界普遍共用的價值觀。　　上述四大轉變都不是一帆風順，也並非絕對不可能逆轉。然而，它們的確揭示了一些基本趨勢，這些趨勢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塑造中國的大戰略。胡錦濤和其他領導人號召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這意味著應對國際挑戰的努力絕對不能損害國內的改革事業。當前，中國的外部挑戰不僅來自美國、日本等其他大國，而是逐漸更多地來自一些功能性問題。為了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中國需更具合作精神地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倡導那些能得到廣泛接受的價值觀。　　因此，如果北京將某一個國家確立為主要威脅，並將調動各方面力量排除該國影響作為對外政策的統領一切的原則，這就不夠慎重了——假如美國或是其他大國確實將中國當作首要敵人，從而迫使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自然另當別論。另一方面，韜光養晦固然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應有之義，但卻不能囊括其指導原則之全部。一項大戰略必須考慮其他長遠目標。讓中國成為世界首強是部分中國人心嚮往之的願景。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教員劉明福大校稱，中國應該把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作為未來發展目標。還有人主張，將中國的發展經驗（所謂“北京共識”）提升為一種可以挑戰西方制度、價值觀和領導地位的替代性發展模式。不過，中國領導人並沒有夢想著讓中國成為一個霸權力量或將中國樹立為他國的標桿。面對不斷上升的國內和國際壓力，在確定短期和長期目標時，中國領導人還是非常冷靜的。他們的主要關切是，在如此之多的棘手威脅面前，如何最好地保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主權、安全和發展。如果非要為中國的大戰略確立一項統領一切的原則的話，那應該是改善中國的民生、福祉，並通過社會公正促進公民的幸福感。[未完待續。本文英文版原載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由作者授權於《東方早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