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神聖羅馬帝國追主權：與無諍金剛的對話

無諍金剛：

確實，德國本身就是一個了解主權狀況，最好的例子，因為整個德意志（包括奧地利，瑞士，荷蘭），曾經有過各式各樣的政治型態。

神聖羅馬帝國，是由四個王國所組成，分別是德意志，布根第，波希米亞和義大利，四個王國都有一個國王，但在早期，德意志王和義大利王經常是同一個人。四個王中以德意志王地位最高，德意志王經過教皇加冕之後，就成為羅馬人的皇帝，這也是神聖羅馬帝國之所以為「帝國」的原因。

東西教會大分裂時，羅馬教皇就已經在和東羅馬皇帝在爭權，一言不合之下，從此各不隸屬。

羅馬教皇主張所謂「雙劍論」，謂教 權和 君權都由上帝授予教皇，教皇是地上權威的所在，教皇再將君權託與德王，使其擁有西羅馬皇帝的資格，可以統領西方各國，即所謂共主的身份，但德意志王本身是由日耳曼貴族共推出來的，所以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他的第一個資格（德王）是由下而上產生的，他的第二個資格（皇帝）卻是由上而下授與的。

由選舉權的觀點，日耳曼諸侯才是主權者，德王只是個共推的「共主」，但教會法的觀點，教皇才是主權者，他擁有整個地上的君權。這是日耳曼部落法與教會法同時並存，所產生的怪異現象。

不論是什麼法，皇帝都沒有被視為主權者。到了〈西發利亞條約〉時，法國為了徹底打散日耳曼譇侯，甚至把德意志王國視為是一個邦聯，承認整個王國下的諸侯國都是主權國家，這一承認等於否定了教皇有由上而下授與君權的權力，同時，條約中承認新教的合法存在，這等於在教權上也否定了教皇代表整個基督教會的權力，所以是教會法的大退敗。

類似主權的爭議在中世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日耳曼部落法（後來是羅馬法，這兩種法都帶有國民主權原理的原初觀念）與教會法間的爭執。而教會法現在已完全退出整個現代體制，而做為「雙劍論」與國民主權原理中間 時期的 君權神授思想也隨著波旁王朝的覆滅而徹底在西方消失了。

雲程：

太厲害了，敬佩敬佩。

我追索主權的模糊性，追到中世紀，追到日耳曼與神聖羅馬帝國，還在追，但概念並不清晰。有了兄的提綱挈領，就清晰多了。謝謝。

兄點出德意志國王（由下而上）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由上而下）的特性，確實有點睛的效果。

所謂的「選王侯」所選出的只是「日耳曼人的國王」，這個日耳曼人的國王（好像是「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 Pepin the Short）因為曾經解了教皇的危機，加上捐了領地給教皇，使之不至於流離失所，所以被教皇成為羅馬的保護者。然而，日耳曼人的國王必須跑到羅馬，在教堂（不知是否為彼得教堂？或其他）接受塗油與加冕之後，才成為「羅馬人的皇帝」，才能變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從這故事來看，七個「選帝侯」其實不是在「選帝」，而是在「選王」。只是這個「王」在慣例上會是「帝」。

教權與王權的競爭，在《在上帝與凱撒之間》這本書中有詳細的解釋，和中華秩序下CWO的經驗很不同。CWO在春秋戰國後過早定於一尊，所以無法瞭解這種普世的、縱橫稗闔的歷史模型。

此處我們就可以見到「雙身統治」的模型。一個人可以擁有許多不同身份，是常有的事情。在我的記憶中，奧匈帝國皇帝，總共有接近50個身份。我們如何去想像這樣的制度？

這些身份，多的是與「領土」（所有權、管轄權）有關，層層疊疊，非常複雜。

轉個彎來說的話，才會讓我提出「佔領＋流亡」的模型。佔領：「台灣軍事總督」，而流亡：「ROC總統」。像這樣的雙身，在歐洲比比皆是，但在中華秩序下CWO，卻罕見再罕見。於是，我們一般只能見到並只承認「有形的」事物。

總之，主權並不是啟蒙才出現的。不（至少）追到中世紀，是無法掌握這精髓的。對歐洲人而言，他們根本就還生活在這中世紀的傳承中，所以是他們自然的、柴米油鹽的一部份，對CWO的人而言，卻要辛苦整理才能有些許心得，特別是當課堂上老師也不教甚至於也不理解的時候，更是如此。當然，如兄所說，的確，君主體制（透過「立憲」的過渡而）逐漸減少，於是主權這東西就從很單純的集中在君主身上，演變為在「國民全體」上，而進入「國內」的政府設官分職的層次上。再加上，二次大戰後，經過60年代的風潮之後，世界上多數的領土已經獨立建國了，討論的重心轉為「國民主權」，所以容易忽略「國家成年禮」的儀式與步驟。而住些，對於台灣而言，都是必須面對的過程，我們不能率爾認定「已經獨立只差正常化」，我們也不能含其他已經是國家的主權實體一樣，說「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質的參與」。

就因為仍然見到21世紀的國際法「國家主權」的實踐跑在「國民主權」之前，即先確認「國家主權」之後才實踐「國民主權」，所以才不斷的提醒這些微的差別。

請兄原諒弟在關公面前舞大刀，是因為也想藉由對話分享給所有的網友，讓大家一起進入這主權或領土的傳承中，而不僅僅陷在獨派、統派的說文解字深井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