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烏克蘭俄軍（一）：瓦格納成為流量王，但誰才是戰爭主導者？

繼5月譴責俄羅斯國防部欠供彈藥、稱前總指揮蘇羅維金（Sergey Surovikin）是「唯一會打仗的將領」後，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創辦人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又在近日公開與俄軍交惡。

6月2日，普里戈任於Telegram發文稱，瓦格納在撤出巴赫穆特（Bakhmut）的過程中，於部隊後方發現十幾個俄軍埋下的爆炸裝置，其中甚至還有數百枚反戰車地雷。普里戈任質問俄軍埋雷原因，卻只得到「這是上級命令」的官方回復，普里戈任為此怒斥，「如果俄軍是為嚇阻敵人才放置這些炸彈的話，那他們完全沒有必要將炸藥埋在部隊後方，因此我們只能將這些操作視為是對付瓦格納先鋒部隊的行為。」普里戈任強調，目前雖沒有任何人因為炸藥爆炸而受傷，「但在我們眼裏，俄軍此舉就是要公開對付瓦格納。」

從普里戈任多次發難來看，俄羅斯武裝顯然在戰事久持下，出現了連外界都清晰可見的明顯裂痕：以普里戈任為首的瓦格納僱傭兵集團，對上以防長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為代表的正規軍。而上述裂痕其實暴露瓦格納遠離指揮核心的狀態，同時透露了正規軍當下的政治結構：在消耗戰持續進行下，防長與總參謀長的共生關係日漸穩固。

誰在指揮這場戰爭

首先，雖說瓦格納在社交媒體上搶盡風頭，普里戈任也是各方追逐的戰場流量王，但由俄方指揮體系的權重來看，瓦格納其實相當邊緣，其或許能在前線貢獻戰果，卻無權決定「特別軍事行動」的發展方向。整場衝突的指揮大權、排兵布陣，依舊掌握在紹伊古、格拉西莫夫，以及任命兩人的普京（Vladimir Putin）手中。

其中，俄羅斯國防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外界相對陌生的總參謀部，也在衝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軍事部署上，作為蘇聯時期傳統，總參謀部有權參與戰場規劃：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總參謀部主導了第40集團軍的作戰編組，副參謀長更親自率領特遣部隊為駐阿蘇軍提供現場指導；2015年俄軍開始干涉敘利亞內戰後，總參謀部同樣發揮了類似作用，為俄軍提供現場指導；2022年的俄烏戰爭亦是如此。

組織構成上，與相對鬆散的國防部相比，總參謀部是一個權責高度集中於格拉西莫夫的組織，故能在現實上發揮協調俄羅斯各武裝力量的功能。套用俄羅斯評論員的描述：如果俄軍是一家大企業，總參謀部與國防部便共同組成了「董事會」，總參謀部就是「真正的公司總部」，總參謀長則是「副執行長」。

另從國別比較的角度來看，總參謀部雖類似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但在與各自國防部的配合對接上，兩者仍有不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相對講究分權制衡，看似大權在握，其實仍要與國家安全會議、國防部長辦公室、地區作戰指揮部、各軍種分享權力，無形之中降低了決策、規劃與執行速度。有鑑於美國存在大量海外駐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尤其易與陸軍司令部發生決策衝突。

相較之下，俄羅斯總參謀部的結構更加垂直與集權，能真正做到自上而下的迅速決策，相對不困於利益相關方的不同意見，加上格拉西莫夫本人深受普京信任，自2012年起便擔任總參謀長至今，作為軍方強力高層，其自然更有推進艱困決策的政治本錢。

然而俄羅斯模式亦有其缺陷，那便是極度仰仗總參謀部與高級指揮官。在戰略層面，俄軍高度依賴總參謀部「準確預見未來的能力」，說得更直接，便是格拉西莫夫製定部隊結構、調配軍備、運用作戰概念的能力；在戰術層面，俄軍又高度依賴高級指揮官評估形勢、決定行動方針和下達命令的能力，一旦下屬未能收到上級命令，或是信息傳遞過程遭遇挑戰與干擾，決策過程乃至行動本身便可能面臨癱瘓。相較之下，美國模式速度雖慢，卻因互動方較多，而能提供更全面的選擇供指揮官考慮，也較不易上演決策崩潰的場景。

其次，由於俄羅斯模式相對強調自上而下的決策，自下而上的反饋便易受限。理論上來說，總參謀部應與各戰區總部保持聯繫，了解戰場實況後再做決策，但從1994年、1999年兩次車臣戰爭，以及2008年俄格戰爭的實際情況來看，總參謀部似乎無法避免決策脫節的弊病，也就是偶會因為忽略戰場實況，而做出不符前線所需的戰略與戰術決策，從而付出軍事代價。

當然，美國模式也無法百分之百避免錯誤決策，但與之相比，高度垂直的俄羅斯模式因為強調指揮權的集中化與專業化，無可避免會犧牲部隊的創造力和靈活性，這點在俄軍基層士兵身上尤其明顯：在接到與戰場實況脫節的命令後，缺乏廣泛專業知識與權力的基層俄軍，往往無法順利向高層反映實情，也沒有視情況調整命令的知識背景與政治空間，基層指揮官更因害怕擔責，而不鼓勵士兵主動應變。

以2008年的俄格戰爭為例，俄軍雖在5天內獲勝，卻因過程中的C2鍊（Command and Control，指揮與控制）出錯多次，而付出許多額外代價，例如因為沒有確保空中支援部隊的溝通能力、有效電子戰能力，而讓俄軍損失了十餘架戰機。

當然俄軍在俄格戰爭的表現，已比車臣戰爭時改善許多，正如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2015年軍事干預敘利亞，也比2008年的俄格戰爭改善不少。但綜觀2022年的俄烏戰爭，面對如此大規模作戰，俄軍顯然未能根除舊時弊病，依舊偶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戰場決策，例如戰爭初期派軍直插基輔後，因為低估烏克蘭的抵抗意志、高估俄軍奪取機場等關鍵節點的能力，導致俄軍在此尷尬徘徊多時，最後只能宣布轉進頓巴斯打起血腥硬仗。

走到這一窘境，俄羅斯情報部門當然有責任，但格拉西莫夫與紹伊古同樣難辭其咎，前者尤其責無旁貸。或許正因如此，格拉西莫夫在戰爭前期相當低調，直到2023年1月才被正式任命為「特別軍事行動」的總指揮。

格拉西莫夫與紹伊古共生

而由前述脈絡來看，普里戈任多次抨擊正規軍欠供彈藥、詭異埋雷、指揮不當，背後或有居功自重的政治考量，卻也可能不全是空穴來風。畢竟如前所述，俄軍相當倚重總參謀長與高級指揮官的乾綱獨斷，直白的說，運氣應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而從結果來看，就連在格魯吉亞戰場都「馬有失蹄」，於廣袤的烏克蘭戰場自然不可能「盡如人意」。

然儘管俄烏戰爭挫傷格拉西莫夫、紹伊古的政治聲望，普里戈任與其帶領的瓦格納也趁勢崛起，前兩者所代表的正規軍依舊勢大，格拉西莫夫與紹伊古的共生關係，也讓兩人更有能量抵禦外界攻訐。

2012年，格拉西莫夫被任命為俄羅斯總參謀長、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取代陸軍上將馬卡洛夫（Nikolay Yegorovich Makarov），並在此後幾次海外用兵中，逐步積累了個人影響力，畢竟敘利亞、克里米亞的顯著戰果足以證明：在格拉西莫夫指揮下，俄羅斯武裝部隊擁有了作為外交工具的價值。而同樣是在2012年，紹伊古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作為與格拉西莫夫配合的軍中夥伴，其聲望自也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2015年敘利亞內戰後水漲船高。

而從俄羅斯國防部、總參謀部的嵌合體系來看，兩人的共生也有結構因素。總參謀長表面上隸屬於國防部長，但在實際運作上，總參謀部作為俄羅斯政治領導層與武裝部隊間的重要窗口，俄羅斯國防部的下屬部門更像總參謀部的支持機構，而非控制與監管機構。例如在實際戰場上，往往是由總參謀部定義武裝部隊的裝備和保障需求，國防部負責解決後勤、財政、住房、醫療和其他支持問題，以及組織武器和軍事裝備的採購。

故從現實視角來看，如果俄軍戰力薄弱、戰績不佳，國防部長就無法建立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一旦國防部失勢，總參謀長便無法在更廣泛的國家安全體系中強化影響力、爭搶預算、建立話語權。故面對瓦格納與外界抨擊，俄羅斯國防部、總參謀部兩位首長自然會展現「背靠背」姿態，其原因既是希望維持正規軍士氣，也是想挽救彼此的政治聲譽，在戰後繼續保有影響力。

當然國防部、總參謀部的互動也會受其他複雜背景因素影響：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的政治實力、兩位首長的關係、總統的個人偏好。其中，政治實力自不待言，過去十年戰功已讓紹伊古、格拉西莫夫兩人聲名鵲起；至於兩人關係，由紹伊古、格拉西莫夫的長期配合來看，兩人是否真為至交、心意相通並不重要，重點是雙方經歷十年合作，必然已培養出一定默契與相處溝通模式；在總統偏好層面，普京或許不滿意俄軍的戰場表現，但其拍板發起「特別軍事行動」，所受抨擊不會少於紹伊古、格拉西莫夫，三人如今已在同一條船上，此時與其煽動兩人相互牽制，普京應該更希望軍方拿出真正戰果，證明行動價值，以維繫自己的政治地位。

無論如何，普里戈任的抨擊或有其道理，但國防部、總參謀部仍會是戰爭決策的主導方，正如紹伊古、格拉西莫夫超過十年的共生關係，也將持續下去。

原文發表網址:

2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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