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臺灣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陳誠頒佈「戒嚴令」,包括澎湖、金門等離島在內,全台進入肅殺高壓的戒嚴時代,此後,政工部門負責查檢所有信件。
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自赴澎湖之後,堅持向軍方爭取學生的「受教權」與教師的「工作權」,屢向臺灣方面求援,去函前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前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及崔唯吾等人,促請在臺的山東諸位大家長出面調查,但信函全遭政工單位截獲。
駐漁翁島的受編山東學兵王光耀,於七月十七日、二十日寄出的兩封發洩情緒、紓解不滿的私人信件,遭政工人員查出寫有「詆毀司令李振清」等「反動文字」。
八月中旬,前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徐軼千赴澎湖,視察學生編兵後的生活,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陪視,張校長向在場學兵言明:「不滿十六歲者,可回校唸書。」言畢,卻僅見三十位學童兵出列,原來,澎防部早已做了預案,大部分學童兵被支開,並不在現場。眼見出列學生過少,張校長執意要進營內察看,軍方不允。
此後,軍方開始嚴密監視張敏之校長,不許張校長離開澎湖。
(三)
八月十八日,澎防部司令李振清向長官陳誠舉報:「查獲澎湖島內潛伏匪諜分子」。
九月十五日夜間,幾名便衣到張敏之校長家中,翻箱倒櫃,查找「可疑資料」,並將張校長押入澎防部營區禁錮;同一時間,煙台聯中第二分校校長鄒鑑與部分師生也遭逮捕。
軍方炮製的所謂「潛伏匪諜案」,交由陸軍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師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等人「偵查」。偵訊期間,陳福生等人製作偽證,羅織匪諜罪名,以殘忍恐怖手段刑求逼供,張敏之校長慘遭手指扎針、鞭子抽打;學生遭到晝夜不間斷的刑求,有的學生一晚上就連續遭受吊刑、掌嘴、鞭打、電刑,直到承認「張校長、鄒校長是匪諜首領」,才停止用刑。如此,先是二十餘名師生遭胡亂咬出。
九月底,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向臺灣保安司令部報告:「八月破獲『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張敏之等數名」,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當即派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三人「赴澎湖調查」。
十月六日,舒紹鴻自澎湖回報臺灣保安司令部:「陳福生已查出匪諜八十餘名」,並且,依照澎防部司令李振清之意,「情節重者解往臺北,餘者就地自新」。
到了十月下旬,在殘酷刑求之下,已有九十六名師生遭逮捕。
十月二十七日,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將所謂的「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張敏之、鄒鑑、徐承烈等四十五名「情節重者」,搭輪船解赴臺北,交臺灣保安司令部繼續審訊。
但澎湖軍方仍然沒有收手,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此案牽連無辜師生已達百餘名,除已解往臺灣保安司令部的四十五人,另有五十五名所謂「情節輕者」,續押於三十九師聽候處置。這五十五人被分別帶至馬公、漁翁、桶盤等島,軍方借用民居對他們施以電刑、掌嘴、吊刑、鞭打或強行灌水等殘忍手段,進行套供,逼他們認罪。不願合作、不肯招供的女學生則被軍方帶往海邊,命其脫光衣服,躺在佈滿壺藤的礁石上,肌膚遭尖銳礁石劃破,任海邊熾烈的太陽曝曬,直至願意招供或承認自己是匪諜為止。
三十九師政治部用盡激烈殘忍的手法,輾磨學生的意志,以利羅織罪證、登載不實的口供,編造出「三十九師遭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組織滲透,暗中鼓動兵運,破壞建軍工作」之荒唐假案,承受不住的學生最終違心簽下自白書,承認自己係「潛伏的匪諜」。
此外,軍方恐嚇學兵,若不聽從,將被「拋錨(拋入海中)」,或拉去槍斃,這些十幾歲、吃不飽、營養不良、遠離父母、被迫脫離老師庇護的山東孩子們,受此威脅,擔驚受怕、情緒緊繃,夜間常出現神志失控、集體崩潰之「炸營」狀況。
(四)
被解往臺北的四十五人,全係煙台聯中之師生,他們以為,離開澎湖,即脫離李振清、韓鳳儀的支配,乃可獲平反的契機。他們卻不知,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被稱為「臺灣屠夫」的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已核派之前「赴澎湖調查」的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任本案審判長,王傳鑫、陳煥生為審判官。
昔日偵查者擔任今日審判者,與運動員兼裁判無異,荒謬之極。
戒嚴時代的臺灣,軍法審判在「治亂用重」、「速審速結」體制下運行,師生們十月三十一日到達臺北,臺灣保安司令部十一月十日即做成判決書,十一月十四日當庭宣判。不到十天的審理,判決主文稱:
「張敏之、鄒鑑、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等因犯叛亂罪一案,共同意圖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證明確,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
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十二月六日批示「照判執行」,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校長、鄒鑑校長、在私人信件中「詆毀司令李振清」的王光耀與其他四名學生,於臺北市馬場町刑場槍決。
翌日,《中央日報》登出大字標題「你們逃不掉的 昨續槍決匪諜七名」,《新生報》大標題「臺灣豈容奸黨潛逆 七匪諜昨伏法 保安部破獲匪諜運兵機構 黨羽百餘人均一網打盡。」
七人遭槍決之後,尹廣居、王子彝兩名學生因受刑過重,死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鄒鑑校長遺孀崔紹萱、女教員李嚴萍、李寒梅、張靜然四名女性被解往綠島,於「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接受「感訓教育」;餘下三十二名師生,於一九五零年交「內湖新生總隊」施以「感化」,翌年秋,又發往各部隊服役;拘於澎湖之五十五名學生,入三十九師「新生隊」就地「感化」,一年後重回軍中服役。
那時,全台各地名為「新生訓導處」「新生總隊」「新生隊」之機構,實為關押政治犯之監獄。自一九五零年代起,各地政治犯多送往綠島,每日下地勞動改造,接受非人道「感訓教育」,到岸邊搬石、修建監獄,亦全由政治犯完成;且食物常為餿食,因美軍顧問團要上綠島視察,監獄管理人員給所有犯人換上新衣,讓犯人六人一組,圍坐室外,擺出六人共食一菜一湯的樣子供美方參觀、拍照。
張敏之校長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臺北被槍決之後,北平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的遺孀王培五,與六個孩子被情治單位列為「匪諜眷屬」,行蹤遭到監控,無人敢收留,沒人和他們說話。
一家七口從澎湖搬至屏東,王培五任教萬丹初中,既要掙取微薄薪資以糊口,又要獨力撫養三到十四歲不等的六個孩子,分身乏術,甚是辛苦,四歲女兒送去上學,不圖成績有多好,只求孩子能有人管;三歲幼子帶去上班,媽媽在教室內上課,孩子在教室外哭著要媽媽,被校長訓斥……
同時,因背負「匪諜眷屬」身分,管區警員三不五時登門「查戶口」,情治單位在學校安插同班學生做線人,一家人遭暗中監視。
長子張彬台大畢業時,王培五告訴長子:「我們不能住在臺灣,一定要到美國去,臺灣不是我們的天地,我們沒有前途,國民黨不允許我們生存。」一九六零年代,藉留學與工作的名義,張家七口人全部移民美國。對他們來說,澎湖與臺灣是留下太多創傷的傷心地。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