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看了《青春（春）》，也一併聽了導演李家驊和影評人黃曦的講座，起初是被坎城主競賽的頭銜和金馬預告裡兩位青年的關係吸引，但觀影後腦袋卻丟出更大的命題：我該以什麼角度去觀看這部電影？
以觀眾的角度去看，這部電影並非是「好吞嚥」的作品：三個小時半的長度、拋棄形式美學、無配樂和角色張力的編排。單一的場景配上縫紉機的聲響，無不是催眠的咒語；以人物作為分段，只要一恍神臉盲的人劇情就會開始交錯。除了由心智未開的青年談論愛和墮胎，格外顯得殘酷以外，其實觀察式紀錄片很難拍出起承轉合，因此我放下「必須好看的成見」，思考王兵是如何做到隱藏攝影機，拍下既是綻放，也是殘破的青春。
以影視工作者的角度去看，王兵達到了教科書寫的「牆壁上的蒼蠅」，將攝影機融入青年的生活。要拍的如此自然有兩個雙向條件：
一、被攝者得習慣鏡頭：除了王兵長達五年的拍攝和被攝者磨合以外，我推斷被攝者未受過高等教育，對於隱私的劃分未有深度認知，自然也覺得旁邊有個攝影機拍沒什麼大不了，甚至還覺得「我是明星，我能替他人簽名。」
二、導演得冷血：面對衝突和生死攸關情節，王兵能冷酷地拿起攝影機不發一語，拒絕和被攝者建立信任關係。其實這挺違背紀錄片的邏輯：不跟被攝者變熟，何以拍攝親密的生活？
李家驊導演也說，王兵對於距離的掌握度，或許就是奪下金馬的原因。中景的距離不近不遠，他盡力達到主觀的客觀，讓觀眾化身幽魂，吊掛在工廠窺探織裏鎮的青年。
聽完講座後，我卻對「距離的拿捏」感到存疑：根據家驊導演和王兵的訪談，我能感受到王兵毫不遮掩的自信與傲氣。王兵長年旅居法國，據他所說他只是剛好回國經過織裏鎮，覺得有趣便開始拍攝。那他的有趣基於什麼標準？有色眼鏡？上對下？實質平等？
拍紀錄片最難的不是過程多辛苦、打破心防多難；而是為何要拿起攝影機，以及為何放下。王兵因拍攝中國不為人知的角落備受矚目，但得知他的背景後，我必須逆風的說，他對題材、距離的選擇，除了客觀以外，或許也夾雜著英雄主義，甚至種族歧視。
電影本是有一定經濟水準的人才能選擇的休閒娛樂，拍電影也是一項資本門檻高的行業。織裏鎮的青年只會知道抖音不知道電影。《青春（春）》究竟是替青年們伸張不公，還是消費他們的隱私我們無從得知，老實說作者沒有責任去做到齊頭式平等，但對於觀者（至少我）就會有道德瑕疵的疑慮。
諷刺的是《青春（春）》在國際影展大鳴大放。但能夠在國際影展入圍的電影，評審絕對是無意識的帶著些許種族歧視的眼光，因為見識到了異世界的生活與奇觀。所以近幾年第三世界的電影頻頻獲獎，也成為影視圈茶餘飯後的黑色笑話。我們都是從作者無意識的偏見去認識作品，而作品也是從評審眼裡的偏差被選出，像拉岡所說：鏡像經過反射後真實就會消失。所以我們從未能觸碰「真實」。
但這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唯一方式，
人只能從偏差去認識和靠近真實。
單論作品來看，這是一部不可能在台灣發生的電影，所以不管是否「好看」都值得進戲院看，或許你可以從某位青年窺探到部分的自己；但將作者和作品綜觀來看，作者的動機、觀看作品的角度，是紀錄片工作者要不斷叩問自己的課題。如果只是美化醜陋與不堪，消費孤獨和隱私的話，何必拍紀錄片？我認為紀錄片工作者更有背負社會的使命，這是電影人的責任，也是電影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