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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朋友對范仲淹或是〈岳陽樓記〉，應該是三分熟悉、七分陌生，覺得「耶⋯⋯好像在哪聽過，但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吧！」😆
但如果說出他的經典名句，相信大家的記憶馬上就會被召回，有種「喔！原來是他啊！」這句名句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但你知道這篇文章其實藏著一段惺惺相惜的友情故事嗎？今天我們不聊八股式的內容解析，而是來聊聊這篇文章背後的兩位主角：范仲淹和滕子京，如何在風雨飄搖的政治風波中，相知相惜、相互勉勵，留下這篇動容的千古名篇！
首先，這篇是故事主人公之一的滕子京被貶謫到岳州此地，為了百姓福祉，悉心治理地方，勇於任事，各種荒廢的事業全都興辦起來了，待地方生活安定富足後，於是重新修建岳陽樓，擴大它原有的規模。
為什麼滕子京要重修岳陽樓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題個外話，其實岳陽樓原先是軍事基地，相傳三國魯肅在這興建起能夠防禦敵人的巴丘城，其中在地勢較高的地方建造訓練檢閱水軍的閱兵樓，這就是岳陽樓的前身。
但後來岳陽樓的功能便開始轉變，許多文人來此遊覽，並寫下諸多作品，成了一個文人墨客的聖地，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等著名作家都曾登樓題詩，使它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文化地標。所以滕子京要重修岳陽樓的目的便很好理解，就是希望藉此使岳州重回文化和經濟的重心，因此他急需一篇推廣、行銷的文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好地方，所以就請了他的好朋友范仲淹幫他寫文章。
而為什麼找范仲淹呢？那我們就得再來討論兩人之間的交情，以及為什麼范仲淹的文章能夠帶來什麼流量呢？
兩人的交情要從他們的政治路途說起。他們是同一年的登科進士，兩人起初沒有太多接觸，直到幾次的共事經驗，范仲淹發現滕子京是位謀定而後動的幹練之才，擅長危機處理，從下面兩件事便可以清楚看到他具有這樣的特質。
第一，宋真宗天禧五(1021)年時，范仲淹擔任泰州西溪鎮鹽倉監官，范仲淹的職責就是負責監督鹽的貯運轉銷，此時曾與滕子京共事，共同維護海堰。
某一日，突然刮起大風，海水暴漲，兵民驚慌失措，唯有滕子京神色自若，處變不驚，緩緩談論著海堤的利害關係，大家看到他這模樣，情緒也慢慢地安定下來。
因為這段泰州共同維護海堰的經歷，讓范仲淹打從心裡喜歡他，並認為他是一個非凡之人，所以後來范仲淹被宋仁宗重用到西北邊防鎮守，他在守邊不久後便拔擢滕子京，請他協助其西北防務。
第二，仁宗慶曆二年(1042)九月，宋軍於定川砦兵敗，情勢嚴峻，此時滕子京緊急處理三事，人心才逐漸安定。
1.首先，他判斷涇州守城兵力不足，易引起西夏軍隊覬覦，急中生智，召集數千名農夫，穿著軍裝站在城上，令夏軍不敢冒然攻城。
2.其次，為鼓舞士氣，他用牛、酒來迎接犒賞援軍，所以士兵們各個情緒高漲。
3.最後，他將許多陣亡將士的姓名記下，並在佛寺中列出，哭著祭祀他們，同時又安撫他們的妻兒，滿足他們的想法，使他們不至於成為無家可歸的人。
所以慶曆三年，范仲淹調離西北防務，準備拉起慶曆新政的序幕時，便推薦滕子京續任西北防線職務，還說他如果他沒有任何建樹、成就，或做錯什麼事、犯了什麼法，自己願意和他共同承擔罪責，我覺得看到這裡就覺得很感動，畢竟人生在世，能擁有很多朋友，但願意為自己承擔風險的又有幾人？
但沒想到滕子京到任不久，便發生公使錢彈劾案……
這裡我們需要先弄明白一個概念：甚麼是「公使錢」？
公使錢有時也被寫成「公用錢」。但是，在宋代「公使錢」與「公用錢」實際上是兩回事，只不過常常被人混淆。公使錢是朝廷撥給領有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等榮銜的長官的個人津貼。
它的用途一般是供給官吏廚使，宴餉軍兵吏卒，招待過往官員，補助救濟下屬僚員等等，是經費之外主要的雜費支出。
換成現在的說法，就相當於台灣實行的「特別費」，今天台灣的「特別費」，和宋代一樣，也是分為兩部分：其中二分之一需要用票據報銷，並接受審查，類似於宋代的公用錢；另外二分之一則由行政長官按月簽字領取，自由支配，無須記賬、結算，類似於宋代的公使錢。
或許有些人還記得，二〇〇七年的時候，前總統馬英九先生曾被檢察官控以在擔任臺北市長期間涉嫌貪污「特別費」。但法官最後裁定，行政長官簽字領取的那一半「特別費」，為「法定薪資外之實質補貼」，馬英九不存在貪污「特別費」的行為。
那我們了解完什麼是公使錢後，再來進一步了解滕子京到底捲入什麼樣的案件。
簡單來說，他就是遭受到言官的彈劾，所以朝廷當然就派官員來審問滕子京，沒想到滕子京居然做了一件事讓自己陷入百口莫辯的窘境，那就是把曆簿燒毀，沒有歷簿當然就沒辦法向前來問訊的官員，解釋他如何使用公使錢⋯⋯
那為什麼這麼聰明的一個人，怎麼會做出這種蠢事呢？在史書的記載中說明他有如此舉動的原因，是因為他害怕這次的審問會牽連到曆簿上面的許多人，所以才燒毀，避免眾多軍官受到牽連。
但其實當時的官員一方面是想來查明公使錢使用的額度是否正確，以及是否涉嫌濫用屬於地方政府的公用錢，滕子京解釋自己是將錢用於犒賞邊境的羌人和一些游士故人，本來就是邊境慣例，並沒有不當之處。
畢竟當時爭取邊境各部落羌人的合作，本就是范仲淹重要的邊防措施之一，不但拉攏敵軍可能結盟的對象，也消弭這些羌人成為新的威脅勢力的可能，所以滕子京犒賞羌人，正符合長官的戰略部署，因此倘若真的用於招撫羌人，大致符合公使錢相關規定，然而，滕子京焚燒曆簿的舉動，卻讓自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而滕子京這個案件之所以被放大為政治事件，與言官堅持彈劾、審理此事的官員想要邀功求賞外，也和朝廷瀰漫著節約國用的氛圍有關。
在這過程中，范仲淹和歐陽脩等人都極力為滕子京求情，說他是為了收拾邊防、穩定軍心，而且他們認為這些言官彈劾滕子京挪用了十六萬貫公用錢，顯然是不實之詞，因為朝廷撥給涇州的公用錢數目都不可能有十六萬貫之多，所以這個數字明顯是灌了水，是誣告滕子京。甚至，范仲淹還告訴仁宗說：他自己當初和韓琦在涇州時，也是這樣使用公用錢，如果滕子京今天這麼做有罪，那麼就請皇上將自己和韓琦也一同辦了吧！可見范仲淹真的是願意用他的人格、官位在為滕子京做擔保，兩人的交情可見一斑，否則自己幹嘛要來渾這一攤髒水？所以這樣的義氣在政治鬥爭險惡的北宋朝堂，何其珍貴啊！
所以在慶曆四年(1044)正月，朝廷採折衷處置：讓滕子京除去原先的職位，降級為員外郎，發配到虢州。那為什麼後來滕子京會被貶到較遙遠的岳州呢？
原來當他們一行人都以為滕子京的案件就此結案，但薄懲滕子京的作為，卻引起權御史王拱辰的不滿，重新以滕子京焚燒曆簿的行為懷疑他的清白，而監察御史李京也認為處分太輕，七天後，朝廷只好下詔：讓滕子京從虢州調到岳州。
再看范仲淹，慶曆新政受到許多官員反彈，仁宗也逐漸對新政失去信心，所以在慶曆五年，范仲淹辭去他的職務，為慶曆革新畫下句點；同年十一月，改派往鄧州；隔年，受貶謫到岳州的滕子京邀請，為岳陽樓作記，那想當然滕子京會找范仲淹執筆，除了兩人很要好外，也是范仲淹自帶流量，畢竟他到鄧州之前是皇帝身邊的紅人，雖然今朝遠離朝廷，但未來仕途的走向還未可知。
不過其實范仲淹本人並未親自到過岳陽樓這個地方，但他還是答應滕子京的求情，並根據〈洞庭秋晚圖〉憑空想像寫出〈岳陽樓記〉，從內容來看也可以發現他愛惜滕子京的地方。
例如在文本一開始，范仲淹就先解釋自己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滕子京重修岳陽樓，而文本沒寫到的是重修岳陽樓的錢怎麼來？還記得前面我們有提到公使錢案吧？所以此時此刻，滕子京斷然不敢再用公家的錢，怕自己又會遭難，所以他走了一個不尋常的生財之道，那就是他派出手下官吏，布告地方：凡是有陳年舊帳、呆帳、死帳的人家，一律報官。官府負責催討，只是錢要回來後不還苦主，然後用大家的名義贊助重修岳陽樓！
「三角債」的經濟糾紛在我們今天的眼裡看來可能會覺得「蛤？還可以這樣？而且政府居然主動幫我討債，但討到之後又不還我？」類似這樣種種的困惑，但這現象在北宋時期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畢竟，大家對這些陳年死帳已不抱任何期待，這時見了政府要出面負責討債，也就樂得做順水人情。而原先那先賴帳不還的人看到債權人變成政府，立刻害怕起來，更何況欠錢還錢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很多欠債人不等政府上門催討，就主動繳上欠債了！
在滕子京的這番作為下，修建岳陽樓的資金很快就足夠了，因此能夠如期開工、竣工，所以在〈岳陽樓記〉這篇文章當中范仲淹就先肯定滕子京的政治才能，說滕子京在慶曆四年時被貶謫到岳州，但隔了一年這地方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而且從他集資的這件事又符合范仲淹對滕子京「鬼才」的這個評價。
那中間洋洋灑灑的寫了兩大段洞庭湖的美景，著實幫助滕子京想要將岳陽樓推銷出去的期待，而滕子京不單在岳陽樓展示范仲淹的文章，他還在上面刊刻古今賢人的詩賦作品，這表示他重修岳陽樓並不是為了要和其他地方誇奢競富，而是希望能夠復興當地的文風。
但重點又在結尾的地方勉勵滕子京即使我們遭受困厄、遠離朝廷，但不要忘了我們的初衷，所以無論身處哪裡都要憂君憂民，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有超卓的氣度，有別一般遷客騷人，不要輕易受到外在環境影響，不要陷溺於情緒之中，這樣才能與古代品德高尚的仁人更靠近一點。
因此，這篇文章勾串出兩人的友誼，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兩人共同的心境是想好好愛這個自己生存的國家，但卻不被執政者所愛，但他們仍舊以自己的方式愛下去，其中有著難以言盡的感慨。
這也是為什麼每次我再重讀〈岳陽樓記〉這篇文章時，很難不被兩人的友情感動，也可以看到這些前賢如何奉獻自己給國家，同時也可以發現宋代政治家們惺惺相惜的愛護之情，而這也讓人不禁思考，在現代的社會中，這樣的友情是否存在？你身邊有沒有一位願意為你挺身而出的摯友？或者，你願意為誰承擔風險？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和我分享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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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吳鉤《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中和出版社(2019年11月)
趙廣宇〈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後，為什麼要大興土木重修岳陽樓？〉：https://kkne.ws/y5Ja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