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這個在最近或許你我都在報章雜誌或新聞上聽過的詞，即是為了免去一位當選官員（例如：正副總統、立法委員、地方首長）而進行的特別投票選舉；是選民通過投票，提前結束民選官員任期的一種做法。
與彈劾不同，被提案罷免的人通常是因沒有積極實現政見，或是有失職情形導致選民不滿；訴諸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歷史，無論是美國、日本、南韓，或是我們臺灣，都有行使過罷免成功的例子，可見得罷免是在與臺灣理念相似的民主國家中，普遍的一種存在。
參考文章：日本首例：法官因社交媒體言論遭彈劾罷免
只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為何在最近的國內新聞，或是在社群媒體上，不同立場的人隔空交鋒得如此嚴重，甚至引來國際社會的密集關切呢？
在2024年的立法委員聯合選舉中，沒有一個政黨取得過半的席次，並由中國國民黨拿下52席次、臺灣民眾黨8席次、民主進步黨51席次等。
爾後，前兩者因為理念相似，遂在立法上多次合作，惟立法的諸多內容（例如：《國會職權行使法》、《選罷法》、《憲法訴訟法》、《財政劃分法》等）以及11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存有許多爭議，引發社會對程序正當性與實質內容的廣泛討論；在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更刪減了6.63%的總預算，共計新臺幣2075億元；無論是額度或是比例均史無前例。
參考：第十一屆立法院概述、11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 報導者
由此，從二月初開始，社會上對此事件的關注有增無減；現在許多立委的提案都已經到了第二階段，甚至在4/19已有凱道遊行，以和平的方式訴諸罷免不適任立委。究竟，罷免是制度的落實，還是變質的工具？就讓我們從罷免制度的歷史與設計初衷開始講起。
罷免制度的歷史與設計初衷
與創制權和複決權一樣，罷免選舉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進步運動中提倡的一種主要的選舉改革。原始用意是為了透過公民，直接實現對民選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的監督權利。
參考：罷免概述
經典罷免案例一：韓國瑜罷免案
在臺灣，曾經有一次的罷免，就非常符合這樣的定義：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
2018年11月底，韓國瑜高票擊敗了陳其邁，並當選了第三屆高雄市市長；然而僅僅半年，他便表態要參與2020年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回首他過去曾高喊「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但在這之前就已經心不在此，再加上數個跳票的承諾，使得罷免團體開始行動。最終在2020年六月初，以93多萬票同意對2萬票反對的結果遭到罷免，使得其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任遭到罷免的直轄市長。
參考：韓國瑜罷免案
經典罷免案例二：陳柏惟罷免案
而另一起針對臺灣立法委員的罷免案，亦可以作為例證：前立法委員陳柏惟罷免案
姑且不論國民黨如何支持這項罷免，成立「刪Q總部」的人自身指稱自己無黨派，純粹是因為看不慣該名立委「政見跳票」才站出來的。陳柏惟因其任內的言論爭議，包括「開放萊豬、大麻合法化」等言詞，在在都讓部分民眾感到不滿。最後以77多萬票對73多萬票的結果，遭到罷免，使得其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被罷免的立法委員。
參考：陳柏惟罷免案
小結：罷免的本質
由此二事件，可知罷免作為工具的正當性，是來自於程序與民意，而非部分人士所稱的「黨派動員」。
然而這次文章的主題：2025年臺灣大罷免潮，又是如何被提起、支持與反對的聲浪又傳遞著怎樣的聲音，容筆者為您娓娓道來。
「2025年臺灣大罷免潮」事件概述
繼前述的立法院職權修法、部分法案的修正、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刪減等爭議之後，2025年初，由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號召大規模地全面罷免所有國民黨籍區域立委開始，在野黨方面也啟動大規模罷免民進黨立委的相關行動，從此，大罷免潮於焉展開。
與前述的「前立法委員陳柏惟罷免案」相似，這次的罷免也已引發了兩極化的意見與討論。我們同樣先不討論「危害國家安全」或「執政黨的陰謀論」等論述，回到最初的立場去。
大罷免支持者立場
首先，罷免的支持者認為在野黨於前述爭議中的種種行為（包含鎖門開會、1分鐘決議、提前散會、沒收立委發言權、提高罷免門檻、散會休息後突然開會等）是「擾亂國會、削弱民主」的不當行為。基於這些立場，他們大多表現出憤怒、焦慮，但團結的狀態，認為唯有透過罷免讓民意展現，才能讓臺灣「回歸正軌」。
參考1：中央社報導
參考2：大罷免潮 | 各方反應
大罷免反對者立場
而另一方面，反對者的主要論述其實不見得真的是「反對民進黨」的為反而反；他們認為去年選舉的有效性應該被尊重與維護，以及罷免不應該像這樣被濫用，否則將撕裂社會、浪費民脂民膏。同樣都是強烈的情緒表現，反對者們則以憤慨與委屈為主要情緒，並認為自己支持的立法委員遭受不公平對待，多數民意被少數激進者綁架，因此也有訴諸停止這場大罷免（而非報復性地罷免民進黨立委）的反對者。
參考1：中央社報導
參考2：立法院長韓國瑜立場
表面上看來，兩方各執一詞的情況也不少見，且雙方的初衷也都可以被理解，所以理論上也不至於鬧出這樣大的關注度；然而在這場罷免潮中，支持與反對雙方的實際表現，包含相關的媒體報導與罷免行為等，都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以下將繼續帶您瞭解這些細部的爭議。
大罷免潮的雙方行為爭議
媒體報導不中立的問題
由於臺灣內部長期以來的媒體政治傾向，因此媒體報導上，立場偏向某些政黨的情形屢見不鮮。以民間常稱的「三民自」（即三立新聞台、民視新聞台、自由時報）為例，它們即是傾向支持罷免行動，並凸顯這是「人民對擾亂國會、背離民意的合理懲罰」等。它們之中，也不乏傾向與中國因素產生連結者，並指出在野黨是「親共立委」等。
相對的，中國時報、中天新聞台、聯合報、TVBS等新聞台則傾向反對大罷免。他們的言詞中也有很多如「大打國安牌」、「報復性罷免」、「政治惡鬥」等明顯偏離事實的字眼。
參考1：自由時報報導
參考2：聯合報社論
綜上所述，有些媒體聚焦於藍營立委的失職與民間反撲的正當性，而又有些媒體聚焦於罷免風潮的亂象與執政黨操作的嫌疑。這種報導落差，使得閱聽人從不同管道接收到的資訊幾乎處在兩個平行時空。一般民眾若只接觸單一立場媒體，對事件全貌的理解恐不全面。
罷免行為相關爭議
罷免本應是依據公民自身的意志來行動，但是受到各政黨的立場影響，隨之而來的爭議事件也讓這場罷免逐漸變質成臺灣內部政黨的鬥爭。
支持罷免的一方本來僅針對擾亂國會、削弱民主這些不當的行為與程序做抗議，至少在立法爭議產生的最一開始，都沒有指控在野黨「親中」、「通敵賣台」等。但隨著時間演進，以及民進黨的影響，支持罷免的人們開始針對性地指責國民黨與民眾黨的立法委員，並以他們做為主要的罷免目標，力求罷免上述兩黨愈多的立委愈好。
而相對的，反對方的本意，也不是「反過來罷免民進黨立委」之類；只是隨著罷免的聲浪日益升高，反對方（包含國民黨與民眾黨）也組織起來反擊支持方的立場，開始指責這是「惡意罷免」或是反過來罷免民進黨的立委。
在上述的推演之下，理性討論這件議題的難度，可想而知地會愈來愈高；而人們在激動的情緒影響之下，也會做出具有爭議性的事情，以及不實的指控等。
比如：國民黨人士涉嫌人肉搜索一位匿名參與罷免的女性志工「阿美」，將其身份資訊與對話紀錄外流；又如，積極贊助罷免行動的企業家曹興誠也遭到醜聞爆料：有人公布所謂他與陸籍女子的親密照，影射他有「大陸小三」而「通敵賣台」等。（編按：事實上應該不是小三，而是以前的女朋友；而通敵賣台的指控也無法透過幾張親密照片證明）
參考2：爭議行為 | 領銜人的私德疑慮
這些爭議，以及後續罷免潮的變質（罷免愈多的在野黨立委與罷免執政黨的立委）在在都顯示這項罷免的制度，可能正在變質；而罷免或相似制度變質的影響，遠比你我想像都還要深遠。以下將繼續帶您探索。
罷免或彈劾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民主後果
放眼國際，其實罷免或彈劾的變質，在部分民主國家是有先例的；以下舉兩個比較著名的案例，向各位讀者做說明：
美國先例：2021年加州州長罷免選舉
這次罷免的對象是民主黨籍的葛文·紐森 (Gavin Christopher Newsom)；罷免請願書的焦點在於對州長政策的多項不滿，包括庇護政策、遊民問題、高稅收和水資源配給等。最初的罷免倡議者奧林·希特利（Orrin Heatlie）是一位前郡警長中士，他發動罷免的最初動機是不滿紐森發布的一段關於移民有權拒絕無搜查令搜查的影片。
最初的動機跟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衝突或糾葛毫無關聯，然而在共和黨的主導之下，除了加州共和黨公開支持罷免，許多知名的共和黨人士和組織也都表態支持罷免；而除了少數例外，所有由共和黨籍眾議員代表的國會選區都投了贊成罷免票。
更明顯的證據是：雖然共和黨大力支持罷免，但在替換候選人方面，加州共和黨內部並未形成一致的共識，甚至沒有正式背書任何一位候選人；顯示共和黨內部的策略可能更側重於促成罷免本身。
參考（英文網頁）：2021年加州州長罷免選舉
雖然最終紐森並未被罷免成功，但這件事情顯示在政黨的介入之下，最初的罷免行動也可能變為特定政黨挑戰敵對政黨政權的工具。
韓國先例：2024年總統尹錫悅彈劾案
韓國在2024年對於總統的彈劾行動，則主要起因於總統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晚間宣布實施「緊急戒嚴」的行為。分析這件事情的背後，確實有政黨介入，並使彈劾變質的情形。
這次彈劾其實分成了兩次；第一次是由包含共同民主黨等191 位在野黨議員發動的，但因為執政黨「國民力量黨」抵制，造成第一次彈劾投票人數不足而未能通過。第二次彈劾時，由於執政黨內部發生立場轉變，這才彈劾成功。
然而，稍加分析一下韓國當時的政治情勢，會發現當時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首領正面臨多項法律指控，可能失去議員資格並無法參與下一次總統大選，因此，共同民主黨希望在終審判決之前舉行大選，這也被認為是他們推動彈劾的政治動機之一。
參考：尹錫悅彈劾案
因此，從上述的分析看來，這次尹錫悅的彈劾案明顯帶有政黨互相鬥爭的色彩。各政黨的行動和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考量，而不僅僅是對總統個人行為的法律判斷。
既然國際上有罷免或彈劾變質的先例，那麼這次臺灣的立委大罷免潮，自然地就引起許多國際媒體的關注。國際觀點呈現既驚訝於臺灣公民動員之熱烈，又擔憂臺灣政治對立加劇可能削弱民主運作；以下將繼續帶您瞭解主要民主國家媒體對此事件的主要觀點。
國際媒體與智庫的主要觀點
民主運作與政治僵局的觀察
這次的大罷免潮已然引起日本、韓國、澳洲，以及美國的普遍關注；而這些媒體多將此次罷免潮置於臺灣「朝小野大」政治僵局的脈絡下解讀。
《日本時報》的一篇報導就提及：大批立委面臨罷免的局面前所未有，這折射出總統與國會嚴重掣肘的治理困境；文章中也有指出大罷免若成功，將可能改變國會席次平衡，使執政黨重新掌控立法權。而根據自由時報訪問駐韓國記者的社論，臺灣中央政府被刪減的幅度（3.1兆新臺幣被刪減2075億新臺幣，約6.63%）與韓國同年度的經驗做對照（677.4兆韓圓被刪減4.1兆韓圓，換算僅有0.6%），臺灣的情形可謂「史無前例」。
參考（英文網頁）：韓國預算報導
其他媒體則聚焦在直接民主手段被大規模動用的特殊性；澳洲國立大學的東亞專家謝山坡（Shangpo Hsieh）分析，臺灣自下修罷免門檻後，這次大潮的出現其實是遲早的事，只是規模之大超乎預期。
另有國際智庫（例如：歐洲價值中心, European Values）認為：現有的大罷免潮是來自於行政方與立法方的衝突，根本導火線即2025年的總預算審查案。而當行政方與立法方嚴重對立時，臺灣現行的制度又缺乏有效解決爭端的途徑，只好仰賴街頭民意再做一次「裁決」。
對臺灣民主制度的評價與擔憂
整體來說，以國際上的視角來看，大致上是肯定臺灣人積極行使憲法賦予的罷免權利，但也有部分對臺灣的政治對抗現況表達擔憂。
《外交家》雜誌曾報導數十個志願團體不畏寒冬在街頭募集連署的景象，稱「即使在冬季，臺灣公民社會依然火熱」；從六都選區，或甚至是深藍的花蓮或金門，都有罷免活動的進行，顯見公民運動的廣度，並從肯定的一面報導這件事情。
然而也有國際的媒體，報導上呈現出對臺灣的擔憂；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就以「對總統的考驗」為題，指出總統賴清德一方面面臨北京的敵意，另一方面國內又遭遇國會挑戰，「內憂外患」對臺灣民主形成夾擊。
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更是指出：2024年底臺灣立法院數度陷入肢體混戰，場面雖荒唐但透露的警訊是真實的：當少數政府與多數國會各不相讓時，民主體制本身也面臨壓力測試；在美國，另有美國傳統基金會對此的評論，表示若這場大罷免持續，臺灣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可能下降，因為無論結果如何，都有近半選民的意志被推翻，社會撕裂恐更加難以癒合。
總體評價上，國際智庫對臺灣民主仍保持信心，相信臺灣社會的多元與法治能度過此次危機。但也建議臺灣檢討相關法律，例如是否應提高罷免門檻或增設制衡機制，以避免未來再次陷入類似困境。
民主的自我修復與公民的責任
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罷免潮，我們除了探究其成因與影響，更應思考制度如何在激烈衝突中實現「自我修復」。罷免制度的設立，本就是為了讓公民有機會對民選官員進行監督與更替，但當罷免成為政黨對抗的工具，甚至演變為「你罷我、我罷你」的無限循環，民主制度本身也將面臨嚴峻考驗。
當我們習慣將罷免視為政治攻防的常規武器，將「罷免成功」與「打倒敵人」相提並論，那再多的民主制度，也承受不起這樣的反覆撕裂。
民主本來就不是完美的制度，它倚靠的不只是制度本身的設計，更來自參與者的自律與社會整體的成熟度。如何避免制度被濫用？如何讓民意成為理性討論與改革的起點，而非情緒發洩與報復工具？這是公民社會下一步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最後，我想分享我對於這次大罷免潮的想法給各位讀者：
若罷免是一面民主的鏡子，那麼它映照出的，不應只是我們對政黨的好惡，
更是我們身為民主公民，是否能夠一起承擔討論與選擇的責任。
要讓民主不只是投票的結果，更是共同生活的態度，那還需要你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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