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國與世界都蒙受巨大衝擊。在現實場域，不論邊境政策或「對等關稅」，特朗普衝擊波持續發威，就連學術界也未能倖免：白宮持續縮減公共科研資金，懲罰「存在意識形態偏見、未妥善應對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學，這場風波最後演變為哈佛等高校與政府的劇烈對峙。
而以上種種也在理論場域激起波瀾，尤其是國際關係。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國際組織、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敵意，以及對美國優先、MAGA議程的積極推動，都在國際關係學界激起辯論，不少學者為此探問：自由國際秩序是否已經終結？全球化又將走向何方？而這些探問本身，似乎又與國際關係圍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經典辯論相共鳴，呼喚著當代對話的推陳出新。
5月15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國際關係大師講座」，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為題，講述現實政治、學界互動，如何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迭代變遷。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冷戰導致建構主義、賽局理論崛起，以及中層理論盛行時代，主義走向何方。
建構主義崛起
雷克表示，從前述發展來看，現實政治深深影響了國際關係學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現實主義的霸權，越戰則在推動學派開展上扮演重要角色，下一個重大事件則是冷戰的結束，「但這並非完全由冷戰結束本身決定，而是通過時機與影響，改變了人們研究國際政治的方式。」
雷克指出，冷戰結束帶來兩個巨大影響，第一就是推動建構主義發展。建構主義聚焦人類的認知與理解，並探討其變化如何導致行為連帶出現重要改變，例如在「國內政治」（Domestic Politics）這一分支內，就有研究是關於人權理解的進步，如何改變國際政治的本質，以及人權治理、人權概念和規範的發展，是如何改變國家之間對待彼此、對待自身公民的方式，例如希克金克（Kathryn Sikkink）的研究。雷克表示，建構主義認為理念驅動政治、包括國際政治，因此這一學派也在某種程度上使用國家作為分析單位，例如溫特（Alexander Wendt）的1999年名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就探討國家如何看待無政府狀態；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在1996年編輯出版的《國家安全文化》（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也是代表作。
雷克接著指出，建構主義之所以能與冷戰結束相連結，在於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似乎在某個時候重新定義了蘇聯利益，「這是戈爾巴喬夫的思想轉變，認為世界不必被困在冷戰中、美蘇可以找到合作與和平的道路，最終也導致了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
換句話說，是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對世界理解的轉變，導致了冷戰的終結。「這在某種意義上證實且支持了建構主義的發展，證明人類的理解可以影響世界政治。」
賽局理論崛起
雷克接著指出，冷戰結束對國際關係學界的另一大影響，就是推動國際政治的「策略選擇」（Strategic Choice）、「理性途徑」（Rationalist Approach）發展，主要就是「賽局理論」（Game Theory，又譯博弈論）。
雷克回顧，沃爾茲（Kenneth Waltz）在1979年出版了名著《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表示人們如果了解國際關係的結構，就能透過結構預測行為。「沃爾茲指的是，國際體係在無政府狀態下，會呈現多極或兩極的權力分配，但他沒有想過，冷戰結束後會出現單極體系。因此在許多學者看來，隨著冷戰結束，沃爾茲的理論已經失效。」
但雷克分享，自己1990年9月在加州大學舉辦一場研討會，探討冷戰結束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沃爾茲在開場白時就拍了桌子：「我不會改變任何一個『I』或『T』，我書中第189頁就說了，關鍵問題是蘇聯能否跟上美國步伐，QED（證明完畢），我已經解釋了冷戰的結束。」
雷克表示，沃爾茲可以說是當時會場最知名的政治學者，但他堅持冷戰沒有改變什麼，「我以前是對的，現在也是對的」，導致那次研討會進行得相當艱難，而在場其他人，其實也沒有完全被沃爾茲說服。
但雷克表示，通過沃爾茲的結構性視角，反而更能映射新賽局理論的時代脈動。新的賽局理論借鑒70年代經濟學所開展的理論模型，擺脫了政治由結構預先決定的觀念，強調選擇的作用，過去無法用簡單賽局模型理解的東西，如今都可以通過不完全與不完美資訊賽局（games of incomplete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重複賽局（iterated game）來進行觀察。
雷克指出，從經濟學中汲取的一系列創新，讓學者把焦點從結構轉移到選擇上，而這一趨勢在冷戰結束後持續發展。例如自己與鮑威爾（Robert L. Powell）在1999年合著的《策略選擇與國際關係》（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聚焦如何建構國際政治的賽局理論模型架構；其他諸如米爾納（Helen Milner）、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也有代表著作。「很多人都在這班列車上，用賽局理論的模型理解各國在國際政治中如何、為何做出不同選擇。」
雷克強調，建構主義和賽局理論等理性途徑的共同點在於，兩者都注重選擇。建構主義強調，人選擇接受怎麼樣的世界觀，而這種選擇最終會如何影響行為；賽局理論則強調，我的選擇取決於你的選擇，而你的選擇也同樣取決於我的選擇。
總之，隨著冷戰結束，國際關係學界更加關注國家如何做出選擇，以及如何相互影響，「蘇聯的選擇改變了美國的行為，美國的行為也反過來推動俄羅斯的變化。」而賽局理論模型與心理學模型，可以說是目前的最新趨勢，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重振了過去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行為經濟學的耕耘。
還會有下一場大辯論？
但雷克也強調，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仍在國際關係發揮重要作用，「儘管我肯定會說，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研究，還是在建構主義和某種更具策略性的選擇途徑中進行，但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仍然活躍。」
而除了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等範式（paradigm，又譯典範）外，也存在一群折衷派（eclectic）、耕耘中層理論（mid-level theory）的學者，他們圍繞範式邊緣進行研究，與任何主義（ism）都無關。「這就連結到接下來要提的『問題解決理論』（puzzle-solving theory）。範式當然沒有消失，但越來越多研究涉及人們想要理解的現實世界問題，學者也為此提出非常具體的理論，試圖進行解釋。」
因此回看現實主義，其是由一系列假設組成：以國家為分析單位，且國家利益可以被觀察，而國際無政府狀態使得合作困難重重，這是一個零和世界，你贏我就輸、反之亦然。「但這些假設可能不適合研究氣候變化或人權，因此學者們開始針對氣候變遷、人權、人權政治等議題，建構非範式的中層理論（non-paradigmatic mid-level approaches）。」
雷克指出，因此今天的國關係領域，其實處於中級理論盛行的階段，這就會牽引出一個疑問：學者們還需要像過去那樣進行「大辯論」嗎？當然範式之爭依舊存在，但它們不再定義這個領域的研究走向，如前所述，這個領域目前是以問題解決理論與中層理論為主。
「事實上，我認為範式之爭大多是不真實的」，雷克表示，所謂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辯論」，其實更多是關於方法而非內容，且它們從未真正定義過當今的世界分歧，反而更多是實證（positivist approaches）與敘事（narrative approaches）的方法之爭。
實證方法希望得出普遍的政治規律，並用現實世界的數據來檢驗假設，而這正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辯論」的動機；敘事方法就如建構主義，認為一切都是內生的，彼此環環相扣，人們無法從宏大整體中分離出任一變數，也不能保持世界恆定，但可以通過歷史與脈絡來講述世界發展，「這也正是布爾（Hedley Bull）在1960年代中期所寫的，歷史是理解政治的工具。」
而貫穿領域的這一分歧，今天依舊持續，「可以說是國際關係內部的巨大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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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