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國與世界都蒙受巨大衝擊。在現實場域,不論邊境政策或「對等關稅」,特朗普衝擊波持續發威,就連學術界也未能倖免:白宮持續縮減公共科研資金,懲罰「存在意識形態偏見、未妥善應對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學,這場風波最後演變為哈佛等高校與政府的劇烈對峙。
而以上種種也在理論場域激起波瀾,尤其是國際關係。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國際組織、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敵意,以及對美國優先、MAGA議程的積極推動,都在國際關係學界激起辯論,不少學者為此探問:自由國際秩序是否已經終結?全球化又將走向何方?而這些探問本身,似乎又與國際關係過往圍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經典辯論相共鳴,呼喚著當代對話的推陳出新。
5月15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國際關係大師講座」,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為題,講述現實政治、學界互動,如何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迭代變遷。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秩序》(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秩序的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國際政治經濟學會也設有「大衛·A·雷克獎」(David A. Lake Award),頒發給每年年會上的最佳論文,以表彰雷克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貢獻。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一篇,聚焦雷克介紹國際關係的所謂第一、二次「大辯論」,以及現實主義的崛起。
一段國際關係學的歷史
雷克首先表示,演講的標題經過調整,改成了「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原始標題其實是「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但這可能會導致聽眾誤會,認為自己是要從公元前4,000年的國際政治講起,「其實演講內容更關乎國際政治的學術領域互動,以及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如何學習和理解國際政治。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互動主導了國際政治研究。」
雷克也強調,「歷史」兩字有一定的模糊性,因為國際關係學其實不是單一歷史,而是眾多歷史共同組成,例如今天要講述的,就是「David Lake版本的國際關係學歷史」,且這是一部相當「美國中心」(American centric)的歷史,畢竟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國際關係學派的眾多領導人物,事實上都紮根於美國,而這也導致國際政治有時會被稱做「美國的國際政治」。
雷克接著說明,自己版本的國際關係學歷史,其實並不那麼「線性」(linear)。人們一般理解的國際關係學發展,似乎是層層積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事實並非如此,而是更加複雜。一切要從所謂國際關係的「大辯論」(Great Debate)說起,也就是在經歷間歇性巨變後,持不同觀點學者的彼此對話與激盪。雷克指出,在最一開始,國際關係可以分出三個「思想軌跡」(intellectual trajectory):第一是現實主義(Realism),「我今天最後要講的,就是為何我們不應該用這些以『ism』結尾的詞,但這通常是國際關係領域講故事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會用一下」;第二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或所謂理想主義(Idealism);第三是歷史悠久的國內政治(Domestic Politics),這一分支在某種程度上連結了自由主義,卻又是一種獨特方法。
第一次大辯論:現實VS理想
而傳統上,第一次大辯論被描述為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對壘。
雷克表示,理想主義者借鑒了形式法學的傳統(formal legal tradition)、也就是以進步價值取向看待法律,進而以此看待國際關係。這股思潮大約始於20世紀初,當時進步主義正在美國和歐洲蓬勃發展,核心觀點就是人類可以通過了解世界運作,來對現實截長補短,建立引領世界走向和平繁榮的各種制度。
而現實主義者則通常被定義為:接受了世界的本來面目,「或者說,他們的想法並不總是為了帶來進步,而是為了理解世界如何運作。」雷克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實主義並不像自由主義者、理想主義者那樣充滿抱負。
而第一次大辯論的爭點也圍繞這兩種思想開展,包括「你是否能夠改善人性?還是只能接受現狀,活在一個充滿衝突的世界?」不過雷克同時指出,這些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國際關係的哲學基礎、而不是明確理論。因為這些論述其實源自人們對於國際政治的直覺式情感理解,「如果你認為世界是弱肉強食、由衝突定義的,你就會更傾向現實主義;但如果你認為合作是可能的,人類的相互理解可以改善世界本質,你就會傾向理想主義。」
雷克表示,許多早期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學派代表,都參與了第一次大辯論,前者包括安吉爾(Norman Angell)、肖特韋爾(James T. Shotwell),後者包括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卡爾(E. H. Carr)、賴特(Quincy Wright)、梅里厄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多數都在美國芝加哥大學。
雷克也介紹「國內政治」學派在20世紀初的知名學者,包括霍布森(J. A. Hobson)與比爾德(Charles A. Beard),前者的著作影響了列寧(Vladimir Lenin)的帝國主義理論。基本上這一學派在美國的主要構成是左翼,某種程度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學界很少討論「利益團體」這個概念。
雷克指出,現在有一種「修正主義式」的方法,來理解這場所謂的「第一次大辯論」:與其把它理解成進步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爭論,不如理解成關於方法、以及如何理解世界的爭論。
而針對這場辯論的初步結局,有時人們說是現實主義者贏了。「但這就和多數歷史一樣,只有所謂的勝利者、也就是現實主義者,才會講述歷史。」現實主義者確實認為自己贏了,以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就把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打入冷宮了,「但我們看到,他們並沒有真的成功。」
雷克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決定性的突破。在這之前,安吉爾很不幸地寫了《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這本書,出版於1910年,書中講述貿易如何讓世界一體化、各國又如何在貿易上深度互賴,因此未來戰爭完全不可想像。「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久後爆發了,這在他的思想史上留下污點」,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封棺釘。」
雷克直言,在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希特勒)橫掃歐洲、四處侵略時,人們很難同意理想主義的國際政治方法、乃至進步主義的觀點。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其實只是擴大了國際關係學派的思想裂痕;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歷史的關鍵時刻,現實主義因此成為戰後的主導學派。
雷克指出,這個結果其實與思想交鋒的勝負關係不大,而是更多與二戰現實相關,二戰現實放大了看似零和競爭的國際政治觀點,而現實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取得了勝利。
雷克以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為例,表示他在二戰後的1948年,便迅速出版了《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又譯《國家間政治》)。「關於這本書其實有些有趣軼事,我的夥伴兼好友弗里登(Jeffry Frieden)的母親,其實就是摩根索的課上助教,她與另位兩位助教一起記錄了摩根索的課上演講,後來就集結成《國際政治學》這本書。」
雷克說明,《國際政治學》是國際政治領域最著名的書籍之一,也成為當代現實主義的思想基礎。
第二次大辯論:理論VS歷史
之後多年,現實主義逐漸成熟,學者們開始在前人的基礎上科學化,例如卡普蘭(Morton A. Kaplan)在1957年出版的《國際政治中的體系和過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個時期,行為主義開始進入政治學,最早是1950年代初期的美國比較政治學,之後才是國際關係領域。
雷克指出,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國際關係在1960年代中期發生了第二次大辯論。
其中反對科學化的一方,代表人物就是布爾(Hedley Bull),他原本在澳洲任教,之後來到英國。布爾持非常傳統的國際政治觀點:學習歷史,並從事件本身來理解事件,「對布爾來說,每一場戰爭都是不同的」;而辯論的另一方,則主張新的行為主義或科學的國際關係方法,例如卡普蘭以及密西根大學的辛格(J. David Singer)。
雷克表示,布爾是一位受歷史訓練的歷史學家,因此把每場戰爭都看成獨立事件;辛格則是把戰爭都看成「同一類事件」,只要衝突導致超過1,000人死亡,就稱之為戰爭,接著再把戰爭放進資料庫中進行迴歸分析、當成類似的數據處理。
而這場辯論的最終結果,是行為主義者獲勝,「許多研究生、甚至大學生可能都看過關於『戰爭相關因素計畫』(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統計研究,這就是辛格開發的。」
雷克指出,這場辯論圍繞一個核心問題:我們應該用歷史來理解世界,把所有事件都視為單一事件,還是試圖創造一種理論,來對某一類事件進行概括?「修正主義式的理解是,關於這場辯論的論述,其實更像是一場關於科學或理論的辯論,而沃爾茲(Kenneth Waltz)、卡普蘭等人反對傳統歷史學家的作法,試圖提出關於國際政治的普遍理論;但修正主義者也會認為,不同學派的最終差異並不顯著,雙方觀點其實大量重疊、且相當一致。」
雷克總結,這是一場關於如何理解世界的方法的辯論,也一直持續到了今日。如果說國際政治領域存在一個核心分歧,就是這一個。而在第二次大辯論後,行為主義者們,也正如那些聲稱贏得第一次大辯論的現實主義者們,宣稱自己贏得了第二次大辯論,主張人們都應該以更有系統的方式來研究政治行為。「但實際上,這場辯論至今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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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