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國與世界都蒙受巨大衝擊。在現實場域，不論邊境政策或「對等關稅」，特朗普衝擊波持續發威，就連學術界也未能倖免：白宮持續縮減公共科研資金，懲罰「存在意識形態偏見、未妥善應對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大學，這場風波最後演變為哈佛等高校與政府的劇烈對峙。
而以上種種也在理論場域激起波瀾，尤其是國際關係。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國際組織、全球化毫不遮掩的敵意，以及對美國優先、MAGA議程的積極推動，都在國際關係學界激起辯論，不少學者為此探問：自由國際秩序是否已經終結？全球化又將走向何方？而這些探問本身，似乎又與國際關係過往圍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的經典辯論相共鳴，呼喚著當代對話的推陳出新。
5月15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國際關係大師講座」，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為題，講述現實政治、學界互動，如何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迭代變遷。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制之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越戰對國際關係學界造成的影響。
越戰帶來寒武紀大爆發
雷克接著介紹，在第二次大辯論後，國際政治進入一段「寒武紀大爆發」，也就是類似人類學家、進化論學者在寒武紀頁岩中所發現的，「在此之前只有極少數動物留下化石，當然無脊椎動物或許缺乏足以形成化石的骨骼，但總之學者在寒武紀頁岩裡突然發現種類繁多的動物化石。」同理，第二次大辯論後也出現了各種研究方法。雷克舉例，過去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現實主義明確指出，客觀的觀察者可以觀察國家、定義什麼是國家利益，也可以客觀地研究國家立場，區分誰是敵人與朋友，辨析國家的力量、以及如何對其極大化。這就是現實主義思想的核心，但越戰的到來摧毀了所謂「國家利益」。
雷克指出，任何客觀的觀察者都可以說，介入越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美國家應該做的；但種種示威活動也表明，關於國家應該做什麼，其實存在各種不同意見。
國內政治視角崛起
而這個現象讓學者放棄了單一國家利益的概念，不同理論方法也開始在「國內政治」（Domestic Politics）的領域擴展，「結果就是，在60年代，學者們進行了一些輿論互動，雖說當時並沒有產生巨大影響，但突然間，就催生了更多樣化的體系。」
雷克表示，首先是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與助理教授們。例如艾利森（Graham Allison）出版了《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1971），「當然艾利森或許是當中年紀最大的，所以在思考上也最成熟」；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則是助理教授，在《捍衛國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1978）當中定義了國家主義（Statism），也試圖從更國內政治的角度來定位舊現實主義者的國家利益。
接著是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當時還只是研究生，也從國內結構的視角出發，發表國家內部的社會關係如何形塑外交政策的文章；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則聚焦經濟利益團體，探討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國際政治；傑維斯（Robert Jervis）也研究個體層面的心理過程如何影響人們做出正確決策。「整體來說，就是一群人坐在哈佛吃午飯，互相激盪，思考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國際關係，而這些人最終也對國際關係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
現實主義出現變化
雷克指出，同一時期國際關係領域也出現另一股趨勢：圍繞現實主義的開放式討論，為自由的國際思想開啟了新空間。例如經濟學家庫珀（Richard N. Cooper）就在1968年出版的同名書籍中，開始探討互賴經濟學（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奈伊（Joseph Nye）則在1977年出版了名著《權力與互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這本書深深影響了我」；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接著在1986年出版了《貿易國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就像19世紀的自由主義來到了20世紀。
雷克補充，這一時期研究也帶有制度主義傾向。例如魯格（John G. Ruggie）就在1975年發表了國際組織研究領域的著名文章，提出「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術語，對後續研究產生巨大影響，包括克拉斯納也在1983年編輯出版了同名書籍；基歐漢則在1984年出版名著《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充實了制度主義的國際政治方法。
雷克指出，就連在現實主義內部，也打開了某種閘門。早在1958年，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就出版教科書《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挑戰了摩根索所謂「權力平衡是國際政治本質」的說法。奧根斯基認為正是因為權力的不平衡，所以才有和平，也就是當國際體系中只有一個大國、只有一個霸權國家，才能在某種程度上創造秩序，進而締造和平與繁榮。
雷克表示，這個框架影響了後續許多學者，例如吉爾平（Robert Gilpin）在1981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以及奧根斯基自己與庫格勒（Jacek Kugler）在1980年出版了《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整體來說都是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HST）的變體。
雷克指出，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多樣性，也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例如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從1974年開始耕耘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以及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與法萊托（Enzo Faletto）合著的《拉丁美洲的依附與發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雷克表示，以上種種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這是現實主義的核心，但這一時期人們更加聚焦現實主義如何運作。
第三次大辯論？
雷克指出，有些人把這段時期描述為第三次「大辯論」，但事實並非如此，情況更像學者們互相討論，但沒有最終定論。
雷克也提到由歐洲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衍生而來的新分支，例如現在所說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以及主張傳統方法的布爾（Hedley Bull），後者在1977年出版了《無政府社會》（The Anarchical Society）一書，成為這個繁榮時期的一部分，同時影響「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的成形，「這個學派非常歷史導向也非常建構主義，布爾也因此被視作第一位建構主義學者。」
接著是同樣出自社會理論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分支，雷克表示這一分支主要關注既定學說背後的「隱藏假設」（hidden assumption），並傾向從外部視角來觀察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從而對各方的狹隘性進行批判。「所以如果真的有所謂『第三次大辯論』，其實也來自一種非常不同的取向，例如受到社會理論的影響，也受到歐洲對國際政治的理解影響。」
但雷克強調，國際關係領域的真正的分歧如前所述，其實還是方法論問題，也就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建構主義方法（constructivist approach）的差異。「在這個領域，多數研究都採取實證主義方法，也就是尋找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大型涵蓋律（large covering laws），進而解釋行為；而其反面，就是更歷史的、或者可以說是更內生的方法，例如通過歷史敘事來進行研究。」
原文發表網址:
2025.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