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後再次觀看《花樣年華》是和位法國友人一起看的，完全聽不懂粵語的我，仍能靠著法語字幕找回當年的記憶，由此可知電影裡的對白有多精準，「冗」是電影裡確定缺席的元素，從場景、燈光、音樂到服裝，無一不透過鏡頭傳遞各自的訊息，像一場無聲的對話，在觀眾心底留下更強烈的震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張曼玉那旗袍身段，優雅、美麗，卻又令人窒息，將蘇麗珍與周慕雲的情事層層包裹在一套又一套的旗袍底下，久久不散。
旗袍通常是沒有袖子的，頂多做個兩分包袖。因為旗袍是非常準確而規矩的服裝，只能做零度袖，一旦長出袖子，整隻手將會動彈不得。它看似修飾身形，實則限制了所有多餘的情感與動作。旗袍是蘇麗珍的日常歸依，一件件穿梭在樓梯與窄巷裡的服裝替她說話，不同圖案花色的布料表露所處的不同狀態，紅的是壓抑的慾望，藍的是克制的哀愁，綠的是剛萌芽便受挫的心動。卸下袖子的束縛是日常中微小的自由，那份自由讓她體驗愛情，卻沒有帶來勇氣，框架始終在場。周慕雲遞出的橄欖枝到最後都沒有突破那道防線。
我著迷於蘇麗珍布料底下的心理困境。她從不鬆懈，始終維持體面與規矩，彷彿一個「好女人」的模範，在那個年代，她似乎沒有選擇餘地。身穿旗袍的女主角那麼美，但她的倩影只有在旗袍底下才會如此曼妙迷人。她必須非常克制，不可以多長一寸肉，體態要得宜，甚至連呼吸都要小心，才能將自己完美地塞進旗袍裡。旗袍就如同那時東方社會的象徵——必須規矩、必須正確。她的感情就像贅肉，是不被社會接受的，必須自己想辦法消化。她啜泣、她抖動的身體，在旗袍底下更清晰可見。那樣的哭泣甚至不需要聲音，攝影機只需輕輕一帶，情緒便悄無聲息地滲出。
我最難忘的一幕，是周慕雲離開香港後，蘇麗珍獨自回到2046號房間。她穿著一身草綠色旗袍，那是她愛情萌芽時的打扮，如今曲終人散，發不出的芽受困在種子殼裡暗自哭泣。她一個人坐在那裡，側身望向窗外，光線映在她臉上，一切都那麼靜，靜得像是過去從未發生過。但我們知道發生過什麼，因為她的影子比任何言語都來得顫抖、真實。
反觀周慕雲，雖不似身著旗袍那樣無法喘息，卻也總是西裝筆挺。他是那個時代的理想男性形象，沉穩、自持、不逾矩。他愛了，也努力過，但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回應。在吳哥窟的場景中，他脫下西裝外套，終於能輕鬆一回，將心事訴說給樹洞。他終於找到了可以承載遺憾的對象，伴隨片尾音樂響起，〈Quizás, Quizás, Quizás〉在觀眾耳邊迴盪，那首歌名意即「也許、也許、也許」，它不給答案，只留下可能性。他們的愛情就這樣遺留在樹洞裡，不停迴盪。
我不禁想著，是蘇麗珍不夠勇敢，還是她其實已經盡了她所能，試著走出女性的框架與束縛？在那樣的社會結構裡，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即便沒有越界，也早已觸犯了道德準則。王家衛非常聰明地把這段愛情安置在香港六〇年代，那是一個道德觀尚未鬆動、經濟快速發展但個體情感尚未獲得表達空間的時代。服裝於是成了象徵，旗袍是約束，也是保護色，它讓蘇麗珍得以躲藏，也讓她永遠走不出來。這段感情之所以讓人心碎，是因為他們不曾真正擁有對方，卻真切地經歷了一場愛情。
遺憾是一種美化，未盡的愛情會梗在心裡，總會想到最美好的時刻，因此更加耐人尋味。王家衛拍出了一段只屬於華人社會獨有的色彩，他不讓角色說明白，不給觀眾太多提示，反而讓每個眼神、每個轉身都飽含情緒。觀眾成了偷窺者，也成了參與者，在他們不說出口的餘白裡填入自己的想像，最終與角色共同承擔那份遺憾。
我喜歡這樣的故事，在電影底下顯得很美。但在現實裡，我總是盡力讓自己不留遺憾。也許正因為《花樣年華》這樣的電影太動人，遺憾才會在現實中讓人害怕。所以有時我做決定時特別衝動，無論是感情或生活上的選擇，我總是希望不留遺憾，即便結局不如預期，也好過事後懊悔。
或許因為如此，我才特別喜歡在電影和文學裡尋找那份遺憾的感覺，耐人尋味、餘韻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