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雨勢特別詭異，時而傾盆似的撲來，打得遮陽板叮噹響，時而又知收斂，變得像一個安靜的抒情詩人，用纏綿的氣氛把你留在家裡。就此來說，天氣和溫度是有相當優勢的，它以此來左右一般人的行為意志，使你要麼出行要麼在家看守。
午後，我告訴內人今日是紀伊國屋店會員日，而且，上個月底預訂了村山由佳傳記小說《二人キリ》（集英社，2024-1）已經到店，我想趁雨勢稍弱的時候，乘坐202公車取書。內人問這部小說有什麼重要性？對我當然很重要，因為我想寫一篇有價值的文章，但絕非炒冷飯似的應酬之作。自阿部定事件（1936）以來，相關報導多得不勝其數，也被改編成的電影多次上映，我作為後者的書寫者好處壞處都有，但就是不能淪為人云亦云的複印機。
那麼問題來了。這部傳記小說果真能為我重新探討阿部定的情欲世界提供有用幫助？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依我長年的閱讀經驗來看，日本作家撰作傳記（評傳）小說，基本上都會參考許多文獻資料作基礎架構，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構思長篇小說《坂上の雲》之前，他得做好基本功，大量蒐集相關史料，然後與歷史學研究者一樣，付出同樣的勤奮熟讀日本近代史的人物特性，熟悉日俄戰爭的前因後果，最後才能定綱開筆放行其悲劇英雄故事向讀者們走來。以此寫作傳統和慣例要求來看，這部作品是村山由佳出道三十周年的力作，必然承載其本人和出版社的高度期待，試想一下，哪有一個作家在寫作生涯進入高峰之際，為了賺取版稅推出薄弱的作品？一般人都想得到，真這樣做的話（除非三流出版社，否則不可能同意出版），即擺明的自毀前程。
直白地說，我閱讀《二人キリ》的目的簡單明瞭，我想藉由村山由村對阿部定心理與精神層面的細緻描寫，以及書中和書後的參考資料得到新的線索和靈感，以此為基點開闢新的視角。之前，我讀過松本清張監修《明治百年100大事件》上下（三一書房，1976-7）「阿部定事件」一文，在文末就有新的發現（下冊「獵奇」95頁-100頁：阿部定是日蓮宗信徒，出獄後，每逢石田吉藏的忌日（十八日），每月都來其墓前獻上鮮花，以省吃儉用的存款為其舉辦法會。對我而言，僅只「日蓮宗信徒」這條線索就很有價值了，我可以從這起當時轟動日本社會的大事件，探討阿部定與宗教（日蓮宗）的關係，以及宗教信仰對犯罪者發揮著什麼作用？
我認為，自有殺人事件以來，犯罪者始終就得直面罪與罰的困境（道德危機），而作為認真的讀者和作家，他們若在寫作的領域上奮戰，原本就必須時時關注汲取和借鑑前人同行的寫作成果。或許，我講述得太過興奮，當我趕到長安東路一段公車站牌，打量著202公車七分鐘後即將進站時，再次打開手機訊息一看，原來會員日是隔日與後天呀！我白跑了一趟。於是，我只好打開雨傘回家，在電腦桌前坐定下來，慢慢地寫下這篇文字。（2025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