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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三歲的時候，就知道我家與眾不同。
別的同齡孩子會說爸爸是警察、消防員、公務員或銀行行員，而我的爸爸，有時會在電視上載歌載舞，有時卻穿著黑西裝、滿臉是血地站在玄關，用一種既疲累又諳習的語氣說：「달달아, 오늘 저녁에… 케첩이 조금 묻었어.」
至少..我當初是這麼相信著..
直到有一次，我和媽媽一起幫大家洗衣服時，在媽媽去拿洗衣液補充包時，我用了我的指尖輕輕地蘸了一下媽媽的皮衣和爸爸的那件「番茄醬西裝」———鹹鹹且帶一點澀澀的。
這..不是番茄醬———
「You killed someone!」我那天晚上就站在餐桌前，看著爸爸專心地喝著剛燉好的雞湯，看著媽媽不慌不忙地夾燙菠菜給五姐。我語氣平靜，聲音小到甚至跳蚤都可以聽見，「You killed someone… right?」
媽媽夾起盤子中的燙菠菜時停了一下..輕輕看了我一眼：「…Yeah.」她只是輕輕丟出一個音節，像是點頭。沒有過多解釋。我從她的眼裡看出她藏著的，不是害怕，也不是悔恨，而是一種冷酷、淡定，且將這件一切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我沒有哭喊，甚至沒有一丁點的同情。只是默默地把那個味道記下了———血液的味道，和番茄醬是與眾不同的。
那時，我還小，在幼兒園認識了我第一個朋友———龍霽妮。
她喜歡玩拼圖，總是在下課時間一個人蹲在角落拼著月亮、狗狗或是城堡。她和我一樣，不太喜歡說話。我們的友情是在沉默中生根的。那天她在戶外的體能課時摔了一跤，手肘流血，我從口袋拿出幫派專用的醫療凝膠幫她擦上。
「這是什麼？會痛嗎？」
「不會，這是軍用的，我媽媽自己做的。」
我看她一臉吃驚的神情，笑了又笑。這是我頭一遭在家族的世界裡，透露我和他們不一樣。
那時我已經開始練習開槍了，小阿姨說我握槍姿勢比幫派內的大人們還要穩定。二阿姨給我做了一個猩紅色的彈匣。我不怕血，也不怕死人，我只怕———龍霽妮看到了這一切後，不再想和我跟我玩。
幼兒園畢業後，我被送到了某一間實驗小學。媽媽說，要讓我「體驗外界的生活」。
那裡的天氣總是灰濛濛的，就跟我每天的心情一樣。
剛開始還好。我用流利的中文和同儕說話，他們都覺得我的口音「很有趣」。但過了沒多久他們都叫我「魔女」、「外國妹」、「裝什麼」。我的髮色在那裡太顯眼。紅棕色像是被點了一團火，點燃了所有視線。
他們把我的鞋子藏起來，把我的便當盒踢飛，還在我的課本上畫骷顱頭。班導李老師說我「妳太敏感了」，不管。我試著報警，校警說「哎呀，孩子們鬧著玩兒」。最後我也不說了，因為說了無益。
我開始厭學。每天半夜三更被嚇醒；每天早上起床，就覺得胸口壓著一塊巨石。不想吃東西，不想講話，不想跟任何人對到眼。到了某天，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突然覺得自己噁心———眼神如死魚；臉色慘白，嘴角甚至還有一些嘔吐物的味道。
那一年我好幾次把自己鎖在浴室裡，用削鉛筆機裡的刀片，在手臂劃出許多雜亂無序的線。
痛，但很安靜，卻比血管流動聲還要安靜。
那一年，我只過了一個生日。媽媽從美國飛來看我，她什麼都沒說，只是帶我去吃我最愛的四川紅油潑麵。回家的路上，她一邊吸著菸，一邊開著從外婆年代家傳的Porsche 365 Coupé，她說：「Pack up and go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什麼也沒有說，眼淚卻啪嗒啪嗒地一滴滴落下。我知道，她知道了。
回到美國後，加州的陽光一如既往地刺眼，像一道強行進入黑洞的光束。
我轉學到當地的明星小學，對任何人防備心極重。我不主動講話，被第二個朋友拉入了最普通的田徑隊，連老師問我只是輕輕點頭或稍稍搖頭，但第二個朋友———張天愛，是唯一例外。
她是四川人混血，講話很直，像一罐花椒拌紅油一樣。
「Can't you laugh?」
第一次見面時她這樣問我。我沒理她。她卻硬拉著我去操場，「Run around with me.Anyway, you are not doing anything.」我那天被她氣到，乾脆一路從起點跑到最後一圈。她追不上我，氣喘如牛地說：「You are a weirdo, but I like you.」
她是我人生中第二個朋友。
我開始嘗試再次相信這個世界。我每天和她一起吃午餐，她會幫我做鮪魚三明治，我教她做韭菜海鮮煎餅。我們一起在田徑隊練習；一起在教室的後門偷聽男生唱歌。
我還是會在夜裡想起在北京那段日子，還是會夢到自己摔進霧霾裡，無法呼吸，但只要看到張天愛隔天早上遞給我的小紙條，我就知道，我還活著。
那年———
我八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