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t I will besiege Ariel; she will mourn and lament, she will be to me like an altar hearth.”────Isaiah 29:2
2023年民族誌影展放映《40步的距離》(40steps)時，正好是贖罪日戰爭50周年後，哈瑪斯向耶路撒冷發射火箭的那一日（10月7日）。當晚觀影的人們心中肯定有股異樣感覺：究竟是在看新聞轉播，還是在看紀錄影片呢？當影廳陷入黑暗、畫面亮起時，心思也隨著影片被拉到硝煙再起的地中海東岸。
其實這不是民族誌影展第一次放映關於以色列的影片，2013年有《游牧者的土地》(Land for the Nomads)、《屋頂上的士兵》(Soldier on the Roof)，2015年有《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2019年還有《一個「叛徒」的死前歲月》(Around the Bed of a Dying Collaborator)及《在惴惴不安中面對》(Unsettling)等，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觀看《40步的距離》，更凸顯本片所闡述的議題是如此難解。
在《40步的距離》之前，本片導演Gad Aisen導過另外兩部與以色列相關的影片，為Toklomati (2018)及Rockfour: the Time Machine (2020)。Rockfour紀錄了以色列重要搖滾樂團Rockfour的故事。而在Toklomati中，Gad Aisen透過一位有貝南血統的小孩（Idan Gorno，現為以色列職業足球選手及U19、Under-21成員）與他父親之間的故事，述說以色列在宗教─文化─國族層面的多重建構，也刻劃這個區域的族群狀態，在現代更因為政治、資本、勞動等多重力量的驅動而越加複雜化。
《40步的距離》聚焦於南台拉維夫的夏皮拉(Shapira)社區，一所新的公立學校：夏皮拉鄰里學校(בית הספר השכונתי שפירא, Shapira Neighborhood School)成立，使用紹拉辛宗教學校(שורשים, Shorashim，「根」的意思)的部分校舍，兩所學校共享一個校門，之間的距離僅約40步。這正是本片片名的由來，張力也在這40步的空間中拉扯、開展。
夏皮拉社區的居民，在社會經濟方面是相對弱勢的。當地猶太社區於1924年成立，包含來自烏茲別克等地的布哈拉猶太人(Bukharan, 中亞猶太人)，土耳其、阿富汗等地的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m, 中東猶太人)、希臘，以及德系(Ashkenazim)等猶太人陸續加入而形成。近代又吸納許多移民、移工與難民，包含巴勒斯坦、前蘇聯、衣索比亞、厄利垂亞和蘇丹難民、阿拉伯人等不同民族來源，使得夏皮拉成為台拉維夫之中族群複雜度最高的社區之一。
可想而知，他們的社經地位相對底層，和富裕的北台拉維夫有明顯差距。夏皮拉的複雜性不僅如此，由於鄰近台拉維夫市中心，許多年輕人也因此地房租較低而遷入社區，使當地人口結構不停地調整改變。
多元背景的人群，也各自從不同地方帶來不同傳統與價值觀，他們寓居於社區中，保持一種微妙的動態平衡。夏皮拉鄰里學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幫助這些弱勢群體擺脫貧困，盼能以教育翻轉他們後代命運而設立。
然而，比鄰的兩所學校有著各自的使命。紹拉辛宗教學校旨在傳承猶太教正統派(Orthodox Judaism)，而夏皮拉鄰里學校則將前述的多元性融入教學之中。本片透過兩位校長──Eilor(紹拉辛)與Sahar(夏皮拉)所面對的工作、難題和抉擇，為觀眾呈現出兩位校長──同時也代表著兩類群體，對教育工作，乃至於宗教、國族、價值觀和世界觀的不同立場。
兩所學校的大門，影片中是同一個門，而沒有圍籬區隔的, from Google Map
比方說，孩童能否一起遊玩呢？Eilor持反對立場，他表示如果讓孩子一起玩耍，他們未來還可能會結婚，而這種同化將危害猶太群體。在40步之外，Sahar則讓不同族群的孩子們一起遊樂，也分享不同的文化傳統。在夏皮拉鄰里學校中，還會讓學生熟悉阿拉伯語、他加祿語、俄語、提格利尼亞語等不同語言，用彼此的語言對話，並透過對話嘗試讓學生超越膚色歧見。
對於宗教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也透過Sahar的世俗立場，凸顯了Eilor在教育工作者之外身兼宗教領袖的責任，他擁有與Sahar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以及由此而來的行動考量。對於Eilor所面對的問題，他的父親也同樣透過教義告訴他，需要善待客人、憐憫寄居者。在紹拉辛，宗教的內涵是融於教學之中的，宗教的實踐與精神，以及復國的合法性，則是學校試圖傳遞給下一代的（對於教育在以色列的影響，很推薦觀賞《誰的歷史？》）。鏡頭一轉，夏皮拉的孩童快樂地遊玩，還唱著「我們都有生存權」的歌曲。
而在社區中，貧窮的工人階級也不滿這些難民，直呼他們為滲透者(infiltrators)、非法移民、毒蟲，認為這些移入者危害他們的生存空間，破壞當前的平穩生活，使得兩所學校都受到不小的壓力。事實上在2012年，仇外心理在南台拉維夫的幾個社區爆發，在夏皮拉，幼稚園和移工住處還曾被投擲燃燒彈。
本片則透過一位著名的LGBT權益運動者Sheffi Paz，一位生於波蘭、父母為屠殺倖存者(Holocaust survivors)的女同性戀，在夏皮拉鄰里學校成立時，Sheffi以保守排外立場現身，他反對學校存在，稱蘇丹人是毒瘤，破壞學校促進族群多元的努力，並不斷威脅Sahar，要讓孩童感到恐懼，意圖迫使他們離開社區。
影片也不斷連接各個孩童的家庭，使我們看到更立體的社區圖像。除了貧窮，許多家庭有著單親、家暴等狀況。Sahar與Eilor各自面對這些脆弱的家庭，並嘗試用他們的方式去傾聽這些家庭的難處。而在影片安排下，觀眾很難不給Sahar更高的評價。
一位愛踢足球的小孩Junior，因為總是霸占球權、搶著進攻、不願傳球而被其他孩童所抱怨。原來Junior的父親為了持家，必須到其他城市做長工時的工作，也因此使Junior缺乏愛的環境與分享的能力。為了解決問題，Sahar帶著Junior到足球場看球賽，身為觀眾時，Junior對著場上球員不自覺的喊出「傳球！」。藉由讓Junior體會到不同的社會位置，才讓他得以換位思考，使他成為願意分享的人。
《40步的距離》述說了許多日常生活層面的衝突，這些衝突背後有甚麼樣的背景，可能的成因，以及人們怎麼面對它。這是一個複雜的故事，不同行動者在各異的社會位置，對事情有不同的解讀與考量。
影片中觸及到另外一個議題是「弱弱相殘」，弱勢居民在既有的結構中被壓制，他們對於更加弱勢的難民抱持強烈的敵意、視之為威脅與歸咎對象（如同Sheffi Pa的立場），是使這個社區的問題更難解決的因素之一。
人們時常忘記，所謂既有的平穩生活，多半是踩在其他更弱勢的被壓迫者身上築成的。這個敘述同樣適用於歷史上所有被壓迫的、剝削的、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人們可以很簡單地將在權力結構下的某些反抗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然而歷史也表明，這種簡便的標籤時常促使人們選邊站，甚至站在合法的暴力壟斷者的那一方，忽略現象背後複雜糾葛的脈絡，從而無法真正正視，罔論解決其背後的問題。
本片的價值在於它沒有提供任何簡便的答案，這不是影片的責任，問題的複雜性也不是這部影片有辦法解決的。它所做的是：呈現那些不斷交織於社區之中的各種張力、隱藏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細微卻根深柢固的歧異，以及它們的再生產機制，逼使觀眾深入思考可能的解方。正是因為這些歧異如此細微、深入日常，又蘊含複雜的道德議題，才凸顯出在歷史因素的糾纏之外，以巴問題的難解之結。
與此同時，透過夏皮拉鄰里學校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人們如何在如此緊張的社會情境中，發展出微小的、相互理解與共生的可能性，去突破既存的社會氛圍。影片提醒我們，在紹拉辛之前，這裡曾是一所世俗學校，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孩子們都在這共同學習。不過這也使觀眾思考，在「宗教v.s.世俗」這個公式中，過去被放在世俗對立面的多為伊斯蘭教，本片中被放在世俗對立面的則是猶太教，然而當遇上世俗價值時，宗教是否只能以它的對立面而被理解、再現呢？
正是這樣直面複雜困境，才提醒我們，衝突從來都不是終點，在煙硝戰火之後，人們的生活仍會在斷桓殘壁中萌生，相互糾纏。
※ 原發表於Medium, Oct 17,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