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風在車窗外把街燈的光拉成長條，距離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出發，大概耗費了大半天的時間了。
當然，一起帶走的還有林耀文那個討人厭的傢伙，沒記錯的話，那傢伙應該還綁在車頂上接受風吹日曬吧？
移動的同時，為了避免再次被盯上，我將隊伍分化成幾股小分隊，並叮囑眾人按照特定的行進方式各自出發。最終，幾經輾轉後我們才成功轉移到一個已經安全登記過三次的臨時藏身處。
不過，這種地方也有壞處，就如同剛才提到的，這裡經過安全登記三次，意味著目前我們來到的這裡除了夠隱蔽、夠安全等優點以外，還有夠荒涼的缺點存在。
不然，也不可能被多次確認後，還能成為備用的臨時藏身處。
剛開門進入，馬上就有股陳舊的味道直鑽鼻腔，薄薄的消毒水的刺鼻、舊皮革的霉味、和一股不知名的古怪氣味。
「……這裡到底是誰負責的。」有點潔癖的我忍不住抱怨了句。
我身旁的楚婉汝立馬笑著幫自己的屬下打圓場：「忍忍吧，條件有限。」
「……」我癟著嘴，心裡有些不滿──這麼說好像是我無理取鬧似的，感覺有些糟糕。
我的手有一點發抖，不是因為寒冷，而是心裡的緊張在找出口。
自從那番交談過後，她對我的態度好像一下子變了很多，讓我非常的不習慣，不過現在處於這樣的情況，我也不好說些什麼，只能忍著。
可一直忍下去也不太對，因為我發現，楚婉汝這傢伙開始對我動手動腳起來了呀！
就這樣，她一動、我一躲，毛毛躁躁的動手動腳的情況，一直維持道押送林耀文的那批小弟回來的那時候，這才有所變化。
他被帶進房間的時候，我盯著他的臉，上面盡是風霜。
嗯～這話不是比喻句，而是陳述句。畢竟出發那時候把他綁在車頂上是我的提議嘛，看到他那面有土色的滄桑樣就讓我一陣舒爽。
不過，即使高興我也沒有表現出來，而是簡單的慰勞一下返回的小弟們後，就開始處理林耀文的審問事宜了。
我先做了基本的封鎖：門栓上、窗簾拉好、兩名同伴在樓下待命。楚婉汝在我身旁，眼神像一把磨好的刀，平靜卻不容挑釁。
她給我一個微不可察的點頭，那是我們之間最後的默契確認：審問開始。
我一開始以為自己準備得很好。我有整套的流程，有能壓迫人的問句，有壓力測試的技術手段，還有早就寫好的問題清單。問題清單被我牢牢攥在手裡，像一張通往真相的地圖。
但我忘了最基本的一件事：先問，再做。
我不是不知道拷問的倫理與策略，只是……情緒佔了上風。
當那句「你是誰指示你來的？」在胸口翻騰時，我發現自己已經跨出了理性允許的那一步。我叫人把燈調暗，讓空間的壓迫感擴大；我一腳踹在他的肚子上，讓他跌坐到一旁安置的鐵椅上，在其他人的眼中，這就像是我刻意的表演，就是在對林耀文施加壓力，對他示意這是一場力量的遊戲。
我先從肢體限制開始，束縛只是為了控制，而控制會讓人暴露最初的恐慌。
我記得自己準備使用的每一個手段，首先是用冷水澆在頸邊的毛巾上，讓呼吸短促被打斷；把他的手腕綁在椅背上，用繩索調到那個讓肌肉緊繃但不至受傷的度；還有那種低頻喃喃，既不是質問也不是安撫，而像是在用節奏去蛻除人的意志。
整個過程裡，我一直在施壓，卻沒有問任何問題。
我的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到底是報復他還是讓他恐懼，後來我也忘了，只能說，心裡的那個聲音誤我呀。
反觀林耀文，當我們開始對他施加壓力時，他卻異常的沒有表現其他反應，整個人異常的安靜，只是垂著腦袋小聲呻吟著，沒有別的表現。或許就是因為對方太冷靜，所以我的理性才會漸漸消失的吧？總之，我上的手段更加的嚴厲了。
那種沉默不是抗拒的明顯形態，而是一種封鎖。無論是冷水的刺痛，還是繩索在皮膚上留下的壓痕，都沒有讓他打破嘴唇的邊線。他的嘴巴緊得像是用釘子釘住，眼神裡既沒有屈服也沒有恐慌，只有一種專注，像是一個人在與內心的某個地方堅守著某種事物那樣。
我本應該在開始這些程序之前就把問題一條條丟出去，然後在咬牙苦撐的林耀文面前，把他的偽裝與謊言一層層的撕開，最後像個勝利者般，俯視著失敗方的林耀文。
可事實是，我的清單被丟在一旁，字跡還濕潤——但我忘了問，我忘了把那張地圖展開。我把能量全放在了「逼出」而非「問出」上，於是形成了一個基本錯誤：我在沒有提出假設、沒有建立信息框架的情況下就開始施壓。結果不出所料——我們只得到了沈默。
啪──！啪啪──！啪──！啪啪──！
皮鞭划開空氣的破空聲不斷從審訊室中傳出，再來就是我一聲高過一聲的詢問。
「說不說？說不說？你到底說不說？」
啪──！啪啪──！啪──！啪啪──！
一下又一下，揮鞭的力道不斷加強，甚至可以發現衣服上已經開始浸染上血色。
楚婉汝在一旁靜看了整個過程，她的眉眼沒有太大變化，但當我再一次抬起皮鞭，準備繼續用刑時，她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動作輕得幾乎沒有存在感。
我轉過頭去，臉上的表情還沒切換過來，滿是冰冷與暴虐。
「祈安，先等一下。」她笑著道：「先喝杯水緩一下。」
楚婉汝沒有因此而改變態度，仍是溫柔相待，並同時朝我遞了杯水。
接過水杯，我大口大口的牛飲，一口氣喝完了杯子裡的水後，這才冷靜下來。
「呼……謝謝。」稍微找回了點理智後，我馬上道謝。
「沒事，我也是因為有事想跟你說下，所以順邊找藉口讓你休息的。」她笑著從我的手裡接過水杯，動作自然到她把杯子拿到手中後，我這才驚覺的程度。
「你要跟我說什麼事？」我撓著頭，有些生硬又尷尬的轉移話題。
「沒什麼……」她頓了頓，這才小聲提醒：「就是想跟你說一下，你忘了問。」
她只說了這句話，聲音清冷，像是秋夜裡的第一陣風。可這句話卻像是一記冷水，把我從盲目的施壓中拉回來。
「呃……我沒問嗎？」腦子突然間空白了一瞬間，然後我這才有些勉強的扯動嘴巴確認道。
「具我所知，似乎沒有呢。」她笑著搖搖頭。
「那他幹嘛一直堅持著？」我指了指林耀文，嘴硬的開始從對方身上找理由。
然後，笑瞇瞇的楚婉汝再次給了我一刀：「有沒有一種可能，他單純就只是無言以對呢？」
我愣了一會兒，意識到自己的失誤。臉上既有一種被揭穿的尷尬，也有一股想彌補的衝動。
楚婉汝看著我，目光裡含著一種我理解的實用主義，然後，在我的肩上輕輕拍了拍。
「別擔心，將錯就錯就好。」她這麼說著，同時也安撫住了我有些失態的心。
她說的沒錯，既然已經越過那條線，就把它變成策略的一部分，而不是懊悔的起點。她的意思很清楚——把錯誤包裝成「故意」，讓它成為一種戰術。
於是我更改了節奏。把拷問的劇本調成「表面是失控，實則有計」。
我把剛才的每個動作又重複了幾輪，目的就是為了營造出這一切都是我故意微脂的假象我把問句說得粗糙、直接，讓他以為我們在演一齣臨時起意的戲。
「說不說？說不說？你到底說不說？」
「還不說？嘴很硬是吧？很好，那我就看你能嘴硬多久！」
我像機器一樣把這些問題掃過他的耳畔，像是把網撒下去。行為上看似粗暴，語言上反覆，目的是製造一個假象：我們雖然暴力卻清楚方向，因而更可信。
他依舊閉著嘴，但我注意到他眼神的波動——不是言語上的鬆動，而是精神上的，無奈與委屈開始取代他之前表現出來的麻木。
或許他在評估我是否真的已經失控；或許他在判斷這是詐術還是真誠。那一刻的讀心術比任何物理上的強迫都要重要，因為在這種心理戰裡，表演能夠成為利器。
我的演出沒有立刻成功，但已經比原先單純的暴力更有條理。楚婉汝一邊觀察，一邊在一張乾淨的筆記紙上迅速記下斷續的細節：他呼吸的節奏、眼睛注視的方向、手指偶爾微微抽動的時間點。她像刑偵裡的錄音機，把那些細節一寸一寸存檔，等待可以拼湊出的痕跡。
把錯就錯後，我們開始了所謂的「認真審訊」。在這個階段，我放下了任性與即興，開始以策略為主導：先破壞他的意志，然後在他意識混亂的狀態下，根據之前蒐集來的情報，再逐條驗證。
現在，就是一個勁的出力，一個勁的鞭打，直到他的衣服被我打破，血肉模糊之後，一直沒有鬆口的林耀文，首次開口了。
「你……你到底要我說什麼？」他喘著粗氣，聲音沙啞地反問。
「反正你也不會老實回答，就先讓我把你打一頓再說。」我隨意的回答到，然後再次舉起皮鞭。
啪──！啪啪──！啪──！啪啪──！
「停！等一下！」又被鞭打了幾輪後，他忍不住放聲大喊：「我說，我什麼都說，你別再打了！」
「你確定你願意說了？」我冷冷地看向他：「如果你說謊呢？」
「你看我很傻嗎？」他一臉怨毒的朝我瞪來：「反正你會去驗證的吧，我人就在這裡，如果我說謊了，還是在你手上，你還怕對付不了我？」
「有道理。」借坡下驢，很老套的方式，可對我來說卻很好用。
我這才重新調整好狀態，讓這場看似終於到頭，實際上是正要開始的拷問步入正軌。
我設計了一個三層問題法：事實層、關聯層、動機層。事實層要求他吐露具體事件，關聯層牽扯到人與人的聯繫，動機層則探討行動背後的理由。
我用了最基本也最直接的方法：時間線壓迫。我要求他從前一週開始，把那天的每一個小步驟敘述出來：他何時起床、何時離開住所、與誰通訊、去過哪裡。把一個人的日常解剖，往往比直接的情緒攻擊更能找到裂縫。
當然，這般看似有病的問題也理所當然的得到了林耀文的不配合，對此，我只好再次舉起小皮鞭。
狀況時好時壞，林耀文雖然開了口，可是對於某些事情，他的嘴仍是如同閉鎖的城牆。更棘手的是，他的沉默並非完全冷漠，反而像是經過訓練的防禦。
我開始懷疑他受過某種特別的訓練，或者內部有一套因應這類事情時的ＳＯＰ——比如一旦遭遇極端壓力，他就自動啟動沉默程序。無論哪種，結果都是一樣，就是讓我方收集不到可用的信息。
我嘗試改變方式：降低聲量，用低談話來建立一種偽裝的同盟感；假裝提出可以交換的條件；甚至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個人信息，試圖激起同理心。但他像一塊黑曜石，任何試探都被彈回來。他也不是完全不動，他有時會用眼神短促地掃過房間，又或在我們談到某個名字時微微皺眉，彷彿在內心計算價碼，但這些反應太零碎，無法構成確切的證據。
我覺得自己像是在和一個謎語賽跑：每當我以為抓到線索，他又把線頭重新藏起來。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這種無力不是因為體力，而是因為專業的挫敗——審訊者的藝術在於讓對方說出無法說出的真相，而他堅牢的嘴巴徹底否定了這一點。
時間在這個房間裡變得黏稠。窗外夜色愈深，室內的燈光冷得像金屬。我的耐心和楚婉汝的觀察力開始產生微妙的違和：我傾向於用更激烈的方法去撬開他的防線，而她則更偏向於消耗，等待對方累到失守。
「他在保守什麼？」我在心裡反覆問自己。是不是有更高層的人物在指揮？還是他知道某個關鍵的位置？我試圖把每個可能性拆成公式，然後逐一檢驗，但每個公式在碰到沉默時都失效。
愈是在這種僵持中，愈容易出現內部的道德質問。我在審訊前曾經告訴自己：為了多數人，可以做一些少數人難以承受的事，可最後，我止步於暴力，沒有真的下定決心動手執行那些『難以承受的事』。這樣的信念像是一把雙刃劍，既能讓我硬起心腸去執行，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割裂我。
每當他一動不動地盯著天花板，我就會想到自己當年也曾被壓著問過問題，只是那時的我，才是那個對抗迫害的主角。
過去的回憶就這樣不斷閃回，在我眼前一幕幕的播放，而我只能被迫觀看，壓力與頭痛雙重刺激下，我也漸漸的有些迷失自我了。對此刻的我來說，過去的記憶就像一種刑具，讓我在對錯之間搖擺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