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肉眼所見有限—於是，人們夢想著發明顯微鏡，讓他們得以看見本不可見的現象，然後，他們又發明了望遠鏡……現在，人們有了完美的攝影機，可以更深入地洞察可見的世界，並探索和記錄視覺的現象，如此，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未來必須被列入的事情，都不會被遺忘。」
1.維多夫的電影眼
維多夫（Dziga Vertov）於1920年代提出了「電影眼」（Kino-Eye）的觀念，他是這麼說的：
「我們的肉眼所見有限—於是，人們夢想著發明顯微鏡，讓他們得以看見本不可見的現象，然後，他們又發明了望遠鏡……現在，人們有了完美的攝影機，可以更深入地洞察可見的世界，並探索和記錄視覺的現象，如此，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未來必須被列入的事情，都不會被遺忘。」
（”Our eyes see very little and very badly – so people dreamed up the microscope to let them see invisible phenomena; they invented the telescope…now they have perfected the cinecamera to penetrate more deeply into the visible world, to explore and record visual phenomena so that what is happening now, which will have to be taken account of in the future, is not forgotten.”）
而他在1929年完成的《持攝影機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正可以說是上述電影眼觀念的實踐及其示範。
2.持攝影機的人
在片頭的字卡即說明了他製作這部影片的宗旨：
觀眾們請注意
這部《持攝影機的人》的電影代表著
一個真實事件的影像傳達之實驗
一部沒有字卡的電影
一部沒有劇本的電影
一部沒有演員、沒有安排的電影
這個實驗的目的在於—創作一種完全有別於戲劇與文學、真正國際性的影像語言
進入到《持攝影機的人》，第一層的結構是影院的觀眾紛紛入席，膠片放映機開始轉動，我們看到了持攝影機的人拿著攝影機走出門口，展示他如何拍攝與剪輯，尤其是暗示著攝影機可以到達任何地方，像是攝影師在山頂上設置攝影機，攝影師在啤酒玻璃杯內，甚至是進入到私密的空間（女性起床穿衣、分娩與嬰兒沐浴），最後是觀眾的反應、放映結束、燈光亮起。
第二層的結構才是由三個城市的影像片段剪輯而成，呈現從破曉到薄暮的一天，作為記錄勞動人民生活樣貌的城市交響曲，尤其是他應用了各種技術，包括了多重曝光、快動作、慢動作、停格、跳接、分割鏡頭、斜視鏡頭、極特寫鏡頭、推軌鏡頭、倒轉連續鏡頭、動畫等等。
3.作者論的反思
因此，《持攝影機的人》也成為具有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e）的作品，它讓我們意識到：影像的背後有個持攝影機的人的存在，以及這個持攝影機的人，又是如何將影像帶來並呈現在我們面前的。
而這也正是我想提出的：紀錄片製作的背後，也存在著這麼一條「作者論及其反思」的路線，這個作者可能是「研究者」、「創作者」或是「導演」。
這條「作者論及其反思」的路線，延續著誕生於法國新浪潮運動時期的作者論（Auteur Theory），楚浮、高達、夏布洛等電影人都對源於美國好萊塢製片廠的製片人中心制不滿，楚浮於1954年在《電影筆記》上首倡作者論，認為電影的作者應是導演，而非傳統中認為的編劇，之後，電影可以和小說、繪畫一樣，被視為是藝術的形式，而這種藝術的形式，更可以是純粹個人的表達。
換句話說，紀錄片的「紀錄者」，就如同「研究者」、「創作者」或是「導演」一般，也許是在藝術風格與場面調度上有其獨特個性，或者是有其一貫關注的主題與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