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性到人性的失落
超人（Superman）這個符號，誕生於經濟大蕭條的漫漫長夜。那是一個極度渴望光明的時代，人們需要一位絕對正義、誠實、奉公守法的「神」來撫慰受創的心靈。因此，初代的超人是非黑即白的，他是絕對的善，是混亂世道中的定海神針。
然而，隨著時代巨輪的轉動，這種「完人」形象逐漸與現代社會脫節。在當今這個充滿灰色地帶的世界裡，觀眾早已不再買單「一人救世」的廉價劇本。我們深知沒有天生的反派，也沒有天生的聖母；我們渴望看到角色的掙扎、過往的創傷，以及性格形成的脈絡。當觀眾的審美已進化至探討人性幽微之處時，華納對超人的理解似乎仍停留在上個世紀。一、 岡恩版超人的「降維打擊」：一場獻給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
在新版重啟的《超人》中，我們驚訝地發現，這位鋼鐵英雄被塑造成了一個「長不大的小屁孩」。面對露薏絲·蓮恩（Lois Lane）對於正義本質的尖銳詰問，這位超人給出的回應竟是惱羞成怒的低吼：「那是不對的！是我拯救了人民！我阻止了戰爭，這是事實！」超人只想用這些「事實」強行證明自己是對的，但他解決問題的方式，最終仍回歸到那種「超人般不可反抗的暴力」，甚至對此沾沾自喜。
這不禁讓人疑惑：為什麼DC要設計這樣一個形象？
答案或許很現實：這是一場精準的商業算計。導演詹姆斯·岡恩（James Gunn）的藍圖很明確，他瞄準的是當下的青少年族群（Gen Z/Alpha）。對於十幾歲的孩子來說，善惡觀尚未複雜化，這種直觀、甚至帶點中二氣息的超人，更容易成為他們的偶像。華納在賭，賭這些孩子十年後會成為支撐DC宇宙的鐵粉。
這也解釋了為何電影中的角色如此扁平。正義的超人與大反派雷克斯·路瑟（Lex Luthor），就像兩個擁有毀滅性力量的孩童，一個炫耀肌肉，一個炫耀智商，但他們爭執的核心層次，荒謬得就像在搶一顆棒棒糖。
為了平衡這種幼稚感，編劇安排了露薏絲·蓮恩作為全片唯一的「智商擔當」。她是觀眾在銀幕內的代理人，替我們發出了最尖銳的靈魂拷問：這種以暴制暴的手段，與獨裁軍閥究竟有何不同？ 就算強行停止了戰爭，那些「被拯救」的人民，在權力真空後是否真的迎來了和平？
更諷刺的是，當超人被政府帶走時，那些自詡正義的超級英雄卻選擇無所事事。露薏絲那句「你們不是朋友嗎？」直接撕開了他們虛偽的面具——為什麼所謂的正義英雄必須聽命於政府？如果政府本身不再正義，那這些唯命是從的英雄又算什麼？
電影並非沒有觸及這些議題，只是它選擇用最淺顯的方式帶過，這顯然是一部為了爽快特效而犧牲深度的妥協之作——一部徹頭徹尾的「試水溫」電影（且票房著實不錯）。
二、 舊時代的迴響：我們曾擁有過的立體反派與人性掙扎
回望過去，我們並非沒有過更好的嘗試。
布萊恩·辛格的《超人再起》（Superman Returns）雖然在票房上未達預期，但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飾演的雷克斯·路瑟，展現了真正的老謀深算與不擇手段，其壓迫感遠勝《蝙蝠俠對超人》中傑西·艾森柏格那種流於表面的「瘋癲」。該版超人與露薏絲的關係也更具人性溫度。可惜的是，劇本最終仍落入「為了拯救世界而自我犧牲」的俗套。
相較之下，查克·史奈德的《超人：鋼鐵英雄》（Man of Steel）在戲劇張力上更勝一籌。最後與薩德將軍的決戰，之所以動人，是因為超人的動機不再是空泛的「為世界犧牲」，而是基於具體的恐懼——家人的安危、愛人的生命、城市的存亡。這種由內向外擴散的守護，才堆疊出英雄的血肉。然而，這部片同樣有其硬傷：強納森·肯特（Pa Kent）為了保住兒子秘密而選擇死亡的情節，邏輯上太過牽強，淪為為了推動劇情而殺角色的「劇情殺」。
三、 華納的困局：迷信IP的代價
綜觀超人IP的頻繁重啟與華納高層的決策，一種強烈的既視感油然而生——這與當年瀕臨破產的米高梅（MGM）何其相似。
當年的米高梅只要經營陷入困境，就端出007龐德這張王牌，以為007永遠有賺不完的票房紅利，卻忽略了觀眾對公式化的疲勞。如今的華納也是如此，迷信「超人」這個IP本身就具備救世主般的魔力，以為只要標誌一出，票房就能起死回生。
一旦全球票房未達預期，高層的反應不是檢討劇本核心，而是急著進行下一次「重啟」。他們始終沒有真正挖掘出這些角色被大眾喜愛的靈魂與本質，只求速成變現。
殊不知，「靠一人拯救世界」這種老掉牙的想法，早就被時代所拋棄。同理，「超人」也無法拯救現在的華納。想要打破這個票房魔咒，除非「華納」願意先對自己的經營思維與決策高層，進行一場徹頭徹尾的「重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