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頭口有一間賣雜貨的小店，老闆娘我們都叫她「秋月姐」。
秋月姐這個人，長得就像她的名字一樣，散散的，沒什麼存在感。她不愛說話，總是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花布襯衫，袖子捲得老高，露出一雙曬得黝黑、骨頭明顯的胳膊。
她尪早年就因為愛賭，把家裡的田地輸得差不多，最後人也跑了，丟下一間搖搖欲墜的雜貨店，還有三個嗷嗷待哺的囡仔。那時候，庄頭的人背地裡都說，秋月這下肯定撐不住，大概要帶著孩子回娘家討飯吃了。
牆角的那抹紅
但秋月姐沒走。她把雜貨店打理得乾乾淨淨，每天清晨四點就起來磨豆漿、炸油條，兼著賣給早起做工的人。
我記得那雜貨店的門檻邊，長著一叢圓仔花。沒人去種它，也沒人去施肥，就是隨風飄來的種子，在那塊裂開的水泥縫裡扎了根。
夏天日頭最毒的時候，其他的草花都曬得枯黃、垂頭喪氣，唯獨那幾朵圓仔花，越曬越紅，紫紅紫紅的，像是一顆顆堅硬的小拳頭，對著老天爺示威。
秋月姐忙進忙出的時候，腳步偶爾會踢到那叢花。她從不把它拔掉，反而會把洗手剩下的水，順手潑在那縫隙裡。她說：「這花跟我一樣，命賤，給點水就能活。」
那些說不出口的苦
後來，秋月姐的大兒子考上了台北的大學。那是庄頭的大事，但大家也在猜，學費要從哪裡來？
我親眼看過秋月姐為了省那幾塊錢的運費，自己拉著手推車，載著幾大箱的米酒和罐頭，在發燙的柏油路上走。汗水濕透了她的背，遠遠看去，她瘦小的身影跟那台沉重的車子，形成一種讓人鼻酸的對比。
有人勸她：「秋月啊，別那麼拚，叫大兒子去工廠做工就好，圓仔花不用開到台北去啦。」
秋月姐停下車，抹了一把臉上的汗，眼睛直勾勾地看著路邊那叢圓仔花，半晌才說：「圓仔花雖然不知醜，但它也有它的路要走。我這輩子就這樣了，但我得讓這幾顆種子，飛到別的地方去扎根。」
謝幕後的餘溫
幾十年過去了，孩子們都出息了，在城市裡買了房，要把秋月姐接去享清福。
走的那天，她什麼值錢的都沒帶，只拿了一個空的小藥罐，蹲在門檻邊，把圓仔花乾掉的種子一顆顆撥進去。
她看著那個曾經讓她流乾汗水、也讓她站穩腳跟的家，輕聲跟我說：「少年仔，你看這圓仔花，人家笑它土，笑它醜，但它開得最久。等花乾了，種子落下去，明年它又是一片紅。」
我這才發現，秋月姐一輩子沒擦過口紅，但她的生命，卻在那場漫長的、艱辛的歲月裡，開出了一種最深、最豔、最不認輸的顏色。
那種紅，不是給人家賞玩的，是開給自己看的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