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納蘭雪敏
臺灣的超額儲蓄率，英文稱為Excess Savings Rate，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的預測數據，臺灣 2026 年的超額儲蓄率預計會攀升到 20.76%，改寫從 1986 年以來的歷史新高紀錄。
在一般先進國家中，超額儲蓄率若能維持在 5% 到 10% 之間已經是資金充沛的象徵，但臺灣目前的數據表現，卻反應資金氾濫的程度達到系統性的規模，在全球來說臺灣只有新加坡等特定小型金融中心能相比，表示臺灣整體累積財富的速度遠遠大過國內消化這些資金的速度。超額儲蓄的基本知識
要討論臺灣超額儲蓄率，要先瞭解總體經濟的基本公式。超額儲蓄是經濟體的儲蓄毛額（Gross National Savings, GNS）減去經濟體投資毛額後的餘額，公式是：
S (儲蓄) - I (投資) = 超額儲蓄
當一個經濟體的勞動者與企業賺取的收入（儲蓄）遠超過在經濟體投入實體建設、研發與設備（投資）的金額時，就會產生龐大的資金剩餘。在臺灣這個現象是多重結構因素產生的結果，我們先來看跟臺灣類似有超高儲蓄率的新加坡。
新加坡超額儲蓄率背後的底層邏輯
新加坡超額儲蓄的主要來源是強大的政府儲蓄和強制性中央公積金（CPF）制度，新加坡政府長期維持預算盈餘，還透過主權財富基金（如 GIC 與 Temasek）將這些盈餘持續投入全球市場替新加坡持續創造龐大的財富。
新加坡公民必須將薪資的大比例存入 CPF，制度上就確保極高的國民儲蓄率。當這些強制性儲蓄與政府盈餘遠超過國內小規模國土所需的實體投資，資金就轉化為龐大的經常帳順差。
新加坡的強制性中央公積金（CPF）在定義上雖然具備年金的功能，但核心邏輯與臺灣人熟悉的勞保年金存在本質上的差異。CPF 更精確的定義是一套強制的、個人化的全方位社會保障儲蓄方案。它與臺灣勞保那種「由現在的年輕人繳費給現在的老年人」的代際轉移性質不同，CPF 採取的是完全的「足額提撥個人帳戶制」。
這套制度將國民的儲蓄區分為不同的專用帳戶。普通帳戶（OA）主要用於購屋、保險或投資，保健儲蓄帳戶（MA）支應醫療開支，特別帳戶（SA）則專門用於老年的理財成長。這種設計代表新加坡政府強制性地將國民所得的一部分鎖定在系統內，確保這筆資金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能發揮保障作用。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制度直接導致國民儲蓄率大增，因為資金被強制留存在帳戶中，無法轉化為即時的民間消費，形成龐大的資金。
2009 年新加坡推出的 CPF LIFE（終身入息計劃）。當參與者年滿 55 歲時，普通帳戶與特別帳戶的餘額會被整合進入退休帳戶。到了 65 歲，系統會根據帳戶的本金餘額，轉化為每月發放的終身俸。這部分的功能是退休年金，但發放金額完全取決於個人過去的提撥多寡與帳戶內的複利成長。這種做法避開傳統年金制度常面臨的破產風險，因為每個人領取的都是自己與雇主多年累積下來的資本與利息。
這種制度對新加坡資產價格影響深遠。因為 CPF 的普通帳戶可以支付房貸，這讓新加坡國民在購屋時擁有極強的資金後盾，也是新加坡能維持高房價與高自有住房率的關鍵支柱。同時，這些帳戶中未被領取的龐大餘額，政府會透過購買特種公債的方式，交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進行全球佈局。這代表新加坡的超額儲蓄是透過 CPF 制度，將國民的私人儲蓄轉化為國家級的投資力量，這與臺灣目前資金散落在民間企業或個人手中，缺乏統一引導方向的現狀不同。
CPF 是整合醫療、住房、退休金的新加坡基金。一方面確保資金在國內實體建設與海外金融資產間的流動，是新加坡能長期維持低通膨與高穩定經濟環境的重要基礎，臺灣的制度較為分散，勞退新制雖然也是個人帳戶，但提撥比率與強制範圍遠不及新加坡的深度。
但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CPF）不是單一利率的存款工具，系統透過不同帳戶的組合來提供保本穩定的報酬。 2026 年的第一季，普通帳戶（Ordinary Account, OA）的利率維持在 2.5% 的法定最低水準，主要用來支付房貸、保險與特定投資。專供醫療與退休儲蓄的特別帳戶（Special Account, SA）、保健儲蓄帳戶（MediSave Account, MA）以及退休帳戶（Retirement Account, RA），利率統一維持在 4% 的年利率。
為了鼓勵國民累積退休資產，新加坡政府在基本利率之外還提供額外的加碼。對於 55 歲以下的成員，帳戶中第一個 6 萬新元的總額外餘額可以額外獲得 1% 的利率成長，這些資金的年化報酬最高可以達到 5%。對於 55 歲以上的成員，政府的補貼力道更大，首 3 萬新元的資金可以獲得額外 2% 的加碼，接下來的 3 萬新元則額外加碼 1%。這種分層設計確保小額儲蓄可以獲得比帳面利率更高的實質收益。
2025 年開始的重大改革針對 55 歲以上成員關閉特別帳戶。 55 歲以上的成員，原本存放在特別帳戶並享有 4% 利率的資金會被移轉至退休帳戶。但如果退休帳戶已經達到全額退休存款上限，剩餘的資金就會轉入利率較低（2.5%）且具備隨時提取彈性的普通帳戶。這項政策調整是為了讓退休制度更回歸本質，但也改變高齡族群過去透過特別帳戶進行高利定存的財務規劃邏輯。
但以繳交比例來說， 55 歲以下的員工為例，整體的繳交比例高達月薪的 37%，員工負擔 20%，雇主負擔 17%。資金會根據年齡層的不同，按比例分配到前述的各個帳戶中，隨著年齡成長，分配到醫療與退休帳戶的比率會逐步提升。
臺灣超額儲蓄率背後的底層邏輯
臺灣近年來在半導體晶片與 AI 運算群領域讓出口外銷的年增率動能成長相當強徑。但鉅額利潤並沒有轉化成對等的實體投資。雖然龍頭企業如台積電持續進行龐大的資本支出，但大多數傳統產業或中小企業在面臨全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能源轉型壓力時，對於擴張廠房或更新設備的態度保守。賺得多、投得少的狀態，導致企業獲利大量留存在銀行體系或轉為金融資產，成為超額儲蓄的主要推手，導致企業端的獲利能力與投資高度集中化，
臺灣正處於極速高齡化的社會，少子化全球幾乎處在前三的位置，對於退休後的勞保年金保障與長期醫療支出存在集體憂慮。這種不安全感促使家庭將所得中的極高比例存入銀行或購買儲蓄型保單，不願意將資金用於民間消費。加上高房價環境使得年輕族群必須累積高額自備款，這些被鎖定在銀行帳戶中等待支付房產的資金，也進一步推升儲蓄率，當民間消費成長動能不足，儲蓄自然會維持在相對高點。這是第二層來自於家庭端預防性儲蓄與人口結構轉變。
雖然臺灣擁有充裕的資金，但臺灣的實體投資環境面臨土地取得成本過高、環評程序繁瑣以及能源穩定供應的問題，限制資金回流實體產業的意願。實體投資缺乏足夠吸引力的大型投資計畫，超額資金就會尋找出口，轉向海外股票、債券、房地產市場。可以看到臺灣網紅喜歡談投資日本、泰國、杜拜房地產、投資日本、美股都是這種現象的展現，臺灣的超額儲蓄率反映出資金過剩但去化管道受限的困境，臺灣資金氾濫卻無法有效轉化為提升全民生活品質的公共資訊建設或基礎設施，使得臺灣輿論長期批評比如街景醜陋，都市計畫不佳，都是因為高額儲蓄率反應的結果。這是第三層臺灣實體經濟投資環境不佳。
臺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長期維持龐大的貿易順差代表整體收入不斷增加。在會計準則下，經常帳順差等同於國外淨投資，也代表儲蓄大於投資。只要臺灣的出口競爭力持續領先全球，投資動能無法同步跟上出口獲利的成長速度，超額儲蓄率就會維持在極高水準。這反映臺灣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有強大的財富累積能力，但也凸顯出如何優化實體投資環境是當前經濟發展的問題。
臺灣在 2026 年預計將面臨高達 6.2 兆元的超額儲蓄，超額儲蓄必定會對應到經常帳順差，多出來的錢無法消化，就會透過金融帳（Financial Account）流向海外，尋找更好的報酬率。
這筆龐大資金最主要的蓄水池主要是臺灣的壽險業。臺灣缺乏足夠規模與穩定回報的固定收益工具，壽險業者長期以來將國人的保費也就是民間儲蓄的一部分轉向海外市場。2026 年初期，臺灣壽險業的海外投資規模突破 20 兆元新台幣（約 7,000 億美元）。這些資金大量配置於美國國庫券、高評等公司債，甚至包含部分新興市場的主權債券。雖然金管會正加強控管對 A 級以下主權債的風險準備金，但這股資金外流的趨勢，是支撐超額儲蓄去化的核心力道。
另一個明顯資金流向是臺灣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ODI）。臺灣的半導體與 AI 運算群龍頭企業受到川普貿易戰影響開始將大量資本投入美國。台積電也部份轉往德國與日本，這種資金外流在帳面上可以產生超額儲蓄的去化，但臺灣的年度對外直接投資額約 300 億至 400 億美元之間，如果以31.5匯率計算，相當於9450億元至1.26兆新台幣轉往海外實體投資，這些錢實質上是將臺灣的盈餘擴張到海外生產據點，也呼應出口經濟體如美國希望重建美國製造能力的政策目標。
臺灣個人投資者對於海外資產（特別是美股與全球性 ETF）的參與度達到歷史新高。民眾直接跳過國內銀行體系的定存，將資金投入如標普500或納斯達克100等指數ETF。這種行為在總體經濟上同樣被歸類為證券投資的資本輸出，可以一定程度緩解國內資金過度集中於單一房地產市場的壓力，但也讓臺灣的超額儲蓄與全球市場的波動高度連動。
臺灣超額儲蓄的三種來源
臺灣最多超額儲蓄的來源實際上是來自於企業，佔據了53%的比例，家庭佔據43%，政府則只有5%，以台股來說，比如上市公司大立光，每股自由現金流過去四季高達176元，因為本業做手機鏡頭已經失去成長力，帳上現金2025年Q3就高達1066億元，而以台積電來做一個比較，台積電過去四季每股營運現金流是83.7元，每股投資現金流是42元，很粗糙的計算可以看出，投資現金流應該佔據營運現金流的一半。
但大立光每股營運現金流是237元，投資現金流僅有61元，只有26.5%，顯示大立光幾乎產能擴張的速度與獲利能力不成比例。比如大立光啟動了庫藏股回購的狀態，其實就是一種找不到積極擴張的表現，甚至更早的案例比如可成賣出手機機殼廠後，轉型遲遲沒有太大的進展，本業反而都還是做非常傳統的筆記型電腦機殼，賣出反而變成類似投資公司的概念。
另外臺灣的IC設計產業具有非常低資本支出但可以創造龐大現金流的商業模式，也是企業超額儲蓄的主因。
臺灣家庭的超額儲蓄率佔比也達到43%，家庭部門將錢交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再將錢匯出臺灣投資美債。這種金融制度上的慣性，讓大量民間財富被鎖定在長期契約中，而勞動所得分配的差異也導致這種超額儲蓄的差別，以新竹市與新竹縣為例，這些高所得家庭的平均儲蓄金額遠超全國平均值。由於高所得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通常較低（即賺得越多，增加消費的比例反而遞減），這些科技新貴創造每年領到的分紅與獲利，很大一部分直接轉化為銀行定存或股市資金。當社會整體的財富成長主要由高收入族群帶動時，儲蓄率自然會比財富平均分配的社會來得更高。
公式中S (儲蓄) - I (投資) = 超額儲蓄會讓人誤會投資股票可以降低超額儲蓄，如果您是在集中市場（二級市場）買入現有的股票，在經濟學上是一種資產移轉。這代表資金從自己的銀行帳戶移轉到了賣家（另一位投資人）的帳戶，這筆錢還是留在金融體系內，並沒有轉化為實體的生產設備。所以還是被歸類在儲蓄（S）中，所以臺灣民眾喜歡投資股票，也是超額儲蓄的一種表現，特別是定存股票資產這種概念深入人心，帶動更龐大的超額儲蓄。
但超額儲蓄的累積，背後要有企業投入新的資本支出帶動新的技術與設備，否則未來股票換手並不健康，會堆高資產價格而已，資產價格的上升，必須有實體的企業利潤成長才健康，否則風險就會不斷堆積而已。
臺灣政府部門也是超額儲蓄的貢獻者，政府本身沒有能力獲利，所以政府要產生超額儲蓄要有兩大因素，稅收進來的很快，花出去的比較慢就會產生超額儲蓄，政府的預算體系分為「經常門」與「資本門」。
政府超額儲蓄出現在經常門的年度結餘，也就是稅收年增後扣除日常公務支出的剩餘。
但是許多大型的基礎建設、AI 運算群發展或國防採購，會被編列在「特別預算」中，並規定以發行公債（舉債）的方式支應。日常稅收支付日常開銷，需要長時間才能回收效益的大型投資，透過發行債券籌措資金。避免一次性的大型支出抽乾流動性，導致影響面對緊急災難或景氣調節的應變能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假設政府今天要在北部興建一座可以使用 50 年的重大交通建設或資訊網路系統，這項建設的受益者不僅是目前的納稅人，還包含未來的後代子孫。如果政府完全使用現有的儲蓄（目前的稅收）來支付所有工程款，代表這一代的民眾承擔全部成本，未來的世代能免費享受成果。透過舉債的方式將建設成本平攤到未來的數十年間，讓未來同樣享受這些公共服務的人透過繳納稅金持續償還債務。
舉債發行公債也是在提供市場一資金去化的管道，銀行、壽險公司與退休基金迫切需要一個風險低流動性強的標的來存放民眾的儲蓄。如果政府因為手頭有錢就不再發行公債，這些龐大的閒置資金將失去最重要的避風港。當金融機構找不到合適的政府公債作為資產配置的基石， 6 兆元的超額儲蓄會更劇烈湧向房地產或高風險股市導致金融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