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會承受不了的！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中午。安寧病房的冷氣已經開到最強，躺在病除上的詹奶奶還是喊熱。七十五歲的詹奶奶，肝癌末期。腹水讓她肚子脹大，身體愈來愈疲倦，嗎啡正在控制著疼痛。兒子坐在旁邊看電視，女兒一口一口餵她吃稀飯，細心地替她吹涼。
我推著治療車進去發藥。「奶奶，這包藥等一下吃完飯後吃喔。」她皺著眉、頭苦著臉，說：「又要吃藥喔？早上不是才吃過？怎麼這麼快又要吃？這些藥到底是做什麼的？吃這麼久會好嗎？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出院？」女兒在旁立刻接話：「會啦會啦，等妳比較好就可以出院了。妳要乖乖吃飯、配合吃藥阿。」我把藥放在桌上，沉默地離開。
詹奶奶五年前喪夫，先生是肝癌過世。育有三個孩子。大兒子未婚，是主要照顧者；女兒住得近，中午總會煮飯送來；二兒子在台中，假日會來探視。她住進來的第一天，女兒急急忙忙到護理站拜託醫師：「請不要告訴她是癌症末期，我們怕她承受不住。」於是查房時，醫師總說會努力治療，讓腹痛改善。我們發藥時，只說是止痛藥。只要她多問一句，兒女們就會轉移話題。我們也配合沉默。
病人其實都知道
有一天早上將近九點，兒子外出買東西，女兒尚未到醫院。單人房裡只剩我和詹奶奶。我例行性地詢問她昨晚睡得好不好、肚子還會不會痛。她沉默了兩分鐘，壓低聲音問我：「護士小姐，我還可以活多久？」那一瞬間，空氣像被抽走。我故作鎮定地問：「奶奶，怎麼突然這樣問？」她看著我說：「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親戚遠從台北下來看我，我就知道不對了。如果我的病真的會好，怎麼會這麼多人來？而且我一天比一天沒力氣，肚子愈來愈大。他們講話都壓低聲音。我不是不知道。」她停了一下。「我先生五年前肝癌走的，都是我在照顧他，最後他有交代我，他不要插管、不要電擊。所以，如果我的時間不多，也要趕快講清楚，可是他們都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她輕輕嘆氣。「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我也不想讓他們難過。所以我就假裝不知道。」那一刻，我很清楚——她其實都知道。
我的生命，我想自己做主
和安寧團隊討論後，安排了一場家庭會議。遠在台中的二兒子也趕了回來。我們說明她的病況、有限的餘命，以及她想交代後事的心意；也談到病人的知情權與可能的遺憾。家屬沉默許久。最後，他們決定告訴她。那天下午，詹奶奶平靜地交代自己的身後事，不要插管、不要急救、想回家好好地走。說完後，她和兒女們擁抱痛哭。那不是崩潰的哭，而是終於能坦誠的哭。那畫面，久久留在我心裡。
尊重他的知情權利，陪他走
家屬選擇不說，是因為「愛」與「不忍。」病人選擇不揭穿，也是因為「愛」與「體諒」。彼此都在為對方著想、互相武裝著。可是，身體是病人自己的，他往往已經透過身體與環境訊號拼湊出真相。當他開口問「我還可以活多久？」那代表他已經準備好了，準備要面對答案、準備要自己決定怎麼走最後一段路。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在他做出選擇後，讓他知道，我們會陪他走下去-直到最後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