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19/06/04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A Taxi Driver)小氣計程車司機的無私大愛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A Taxi Driver, 택시운전사)是近日非看不可又最值得觀賞電影,不只是因為《計程車司機》紀錄了一場起義的經過,更有意義的是,這個故事讓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小人物都有可能是一場政治運動中,最重要又關鍵的角色。於是,為了獲得自由與民主,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切割、毫無瓜葛、置身事外。
故事就是由一個看起來凡事事不甘己、又因為貧困而有點自私小氣的無名計程車司機(金四福)開始。這是個如我們一般普通平凡小民一樣的人物:憤世妒俗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胸無大志而又容易因為生活上的小確幸而心感幸福的市井小民。
因為太太去世,金先生只在乎自己的十一歲女兒。畢竟提早獨立又常被房東兒子欺負的女兒,只有爸爸是在世上唯一的依靠。因此,金不得不縮小對於世界的熱情與寬容,而必須把所有僅存的資源,留給唯一的親人——女兒。於是小金非常戒慎恐懼又小氣巴拉,一輛老車開了60萬公里,還小心翼翼地保養照顧,晚上還要幫愛車穿戴保護衣,畢竟一丁點的擦傷碰撞,都可能會壞了他的好生意。計程車生的好生意,可是父女兩人一家的幸福。
結果,正如溫水煮青蛙總是讓人不知不覺地步入危險,韓國的 1980 光州事件即是如此。新上任的總統全斗煥,先是宣布全國擴大戒嚴,然後拘捕反對黨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勒令大學停課(當年的大學生還是前衛思想的代表,今日或許已經不見得)。於是,發覺事態不對勁的大學生與民眾(反對黨),紛紛上街抗議,而已經展開政治活動的反對黨,則被政府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又因為與反對黨合作,於是上街的大學生,同樣也被貼上共產黨標籤,合理化軍人對民開槍的軍事攻擊。
故事剛開始的金先生,是位樂觀開朗的計程車司機,穿著春天黃色的衣服,開著春天綠色的計程車。這些顏色,都暗示著希望 —— 悲觀革命中的春天與希望。
故事剛開始的金先生,是位樂觀開朗的計程車司機,穿著春天黃色的衣服,開著春天綠色的計程車。這些顏色,都暗示著希望 —— 悲觀革命中的春天與希望。
這些政治上的風風雨雨,對於只在乎小確幸的平民百姓,不只毫無覺知,也遙不可及。大部分的民眾,不只沒想過參與或支持,甚且還認為一切的混亂,都是來自於這些閒閒沒事幹的大學生。
計程車司機就是一般民眾的縮影:與世無爭,只想好好生活度日,從未明白全國擴大戒嚴對自身的影響,於是,雖然政府明明就有問題,想透過戒嚴,漸進式地中央集權,控制媒體與思想,然後限制民眾的自由,創造一個一言堂的極權世界;沉浸在小確幸的民眾還是嫌惡上街民眾,認為一切過錯在這些製造麻煩由不乖乖讀書的大學生。就計程車司機的角度看來,他們影響計程車的路線與生意,讓人無法好好開車賺錢養小孩,就是有錯在先。當然,這也是大部分市井小民的看法。
《計程車司機》選了一個非常有意義又有說服力的故事敘述角度,透過又無知又小氣的小民角度,穿過一個不在乎、不關心、又不參與的局外人視野,才能凸顯光州事件的悲慘壯烈,悲哀荒謬,以及影響與成就。換句話說,這部電影最成功之處,就是起於一個成功的故事角度——由一位不理解革命意義的計程車司機,漸漸發覺參與民主運動的重要。
1980年,沒有手機、沒有臉書、也沒谷歌,那是一個資訊被全面地嚴密封鎖的時代,於是,黑暗政府可以為所欲為、擁兵自重、胡亂掃射。戒嚴之後,不只外國人不知南韓境內的政治騷動,連住在國內的民眾,也一無所知。當故事前進時,我們還會看到,即使是住在隔壁小鎮的民眾,也彷彿太平盛世一樣地完全被蒙在鼓裡。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片中主要三位角色:計程車司機金先生(宋康昊飾演),德國記者彼得(湯瑪斯·柯瑞奇曼飾演),以及光州大學生具在植(柳俊烈飾演)。
那是今日隨便一個風吹草動就能傳遍全球的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世界。今日的我們,只要手機一按拍照,馬上上傳成功,所謂的「秘密」,根本無所遁形。只是,四十年前的人類,還活在僅能倚賴由政府哺養的三台電視,才能認識世界的恐龍年代,別說手機,連照相機都稀有貴重。這也是為何計程車司機一路上會問好幾次德國記者,他的攝影機是哪種類(他連問題都不曉得該如何問呀),也是為何光州的計程車司機,會為金先生不告而別地把車子開走而生氣,認為他是小偷,因為記者全套的攝影裝備,都還留在車上呀,很奢侈的。
《計程車司機》的成功,就在於小氣計程車司機的視角設定:由一個胸無大志又自以為可以置身度外的小民,帶著偏見與敵意,卻不得不親身經歷一場革命的過程,總算扭轉態度,修正看法,甚且參與其中,感同身受地為每位參與者痛苦、哀傷、與悲憤。
為了切進這個視角,首先要讓計程車司機的經濟困境走到低點,不只欠房東十萬,還想跟房東借錢。結果好巧的是,聽到鄰桌有十萬元往返的遠程載客,於是毫不猶豫地半路攔截德國客人,搶得先機。
不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過分便宜的商品與過分昂貴的交易,都暗藏玄機。果然計程車司機小金面對的困難有:1. 英文沒有好到可以應付外國記者的對話,2. 原來光州正在流血革命,不能進也不能出,或是,如果進得去,也不曉得是否還有機會出得來,3. 他的老車開那麼遠,跑那麼久,冒著很大的拋錨風險。因此,對小金來說,無論是生命或是老車,都是冒著生死危險去賺這四個月的房租十萬塊。
樂觀開朗,有點小惡,卻又愛女心切的司機爸爸,與女兒相依為命地住在簡陋小屋,晚餐還是隔壁面惡心善的房東太太送過來的。
一路上,小金與德國記者彼得果然溝通不良,好不容易到了光州,發現大事不妙,又一心只想逃跑,真是把「自私與小氣」的個性,充分展現。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各種「自保」動機與行動,反應的也是大部分人的選擇。然而,許多巧合,讓小金一步步地陷入革命的中心,不只親臨現場、跟著逃難、被便衣警察追殺,甚至差點為便衣警察掐死。
歷經許多九死一生,小金的看法逐漸轉變,態度也漸漸軟化:剛開始他總是懷疑,為何大學生要自找麻煩,胡鬧瞎鬧,讓大眾陷入窘境,他認為這些大學生與反對黨,都要為民眾生活的不便,自責道歉。但是,當他目擊軍人當街拿棍打人、當街踹踢民眾、當街射殺無辜、不讓民眾挺身相救、甚至開車追撞民車,他終於明白,真正的過錯不在小民,而是政府打算鯨吞蠶食民眾的行動與思想自由。此時,若是以為這一切與自己無關,而逃之夭夭,最後這些光州發生的恐怖攻擊,哪天也會來到首爾。沒有一個生活在南韓的民眾,與此事無關,當然也沒有人能夠完全撇清干係地置身於度外。
於是,雖然隔天小金就已經先行離開光州,來到隔壁小鎮安心大口吃麵、猛吞飯糰,還買了女兒的第一雙粉紅色皮鞋,一邊想念著女兒,又一邊自責無法親自帶女兒來參加浴佛節;最後,他還是願意再度驅車回到危機四伏的光州,一定要將記者彼得帶出光州,將第一手資料公諸於世。這衝動不是為了記者,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所有仍舊處於承平幻想的南韓民眾,當然其中還包括自己的女兒。此時的小金,已經由原本的自私小愛,轉變成明白事理的大愛。
這一趟回程,更是場激烈的革命,看得讓人驚心膽戰,深深感到不可思議,這些軍人怎麼扣得下板機,射得了子彈,眼前都是手無寸鐵的民眾,無論男女老少。到底軍方是給了多少精神藥,才能把軍人洗腦洗到毫無同理心、自責感,能夠鐵一般地狠心射殺千百人。
已經戒嚴中的光州,想進想出都很難,更何況是載著一位來路不明的外國人。
這還不打緊,無法以肉身擋子彈,計程車司機們聯手以車擋彈,還是盡可能地救出許多受傷民眾。這些場面真是讓人驚恐不已。想想今日,我們可以在臉書上亂講話亂罵人,我們還可以上街虧政府笑總統,這些言論自由,是多少人以多少鮮血灌溉而成的。今日,我們可以四處觀光旅行,半夜上街買醉,這些行動自由,又是多少人以毒打虐待的痛苦,才交換得到。我們好幸運,生活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島嶼,時間空間都要剛剛好,才能如此自由自在地,一邊看電影一邊啃爆米花,又一邊喝咖啡一邊小確幸。
真不能理解,生活在一個白天說一句話,就要擔心是不是會被砍頭,晚上跨出門一步,就要擔心是不是會被警察抓走的世界,該會有多恐懼、多窒息。電視上講一切,皆不可相信,報紙上寫的一切,也不是事實,即使有有良的記者,也會遇到無良的長官。凡是擁有資源與權力的人,都合力想要控制民眾,那麼,人民不自立自強,自我捍衛,難道要等到煮熟青蛙的那一日,再來自怨自艾、唉聲嘆氣。計程車司機肯定也因眼前的慘劇,理解到這些將至的恐懼,絕非僅是光州的命運,於是也徹底明白,就算只是一介小民,也該發揮個人之最大力,創造眾人之最大福。
無論是小金、記者彼得、或是任何一位光州民眾,都不是資源擁有者,都只是帶著信念想要揭露事蹟,以熱情與無私彼此互助的人。每一個渺小的人,盡最大之力,綜合起來,就有無比的力量。最後,集合這些力量與信念,總算能讓計程車順利脫困,也總算能讓膠卷順利搭機離韓。
我喜歡在故事後面,計程車來到最後一關,即將逃出光州的關卡,卻被逮著並喚下車,而進行搜索。此時,班長已經看見首爾的車牌,明白眼前兩位就是長官誓死要抓到的犯人,但還是不動聲色地,放走兩人。這一幕暗示著,即使軍人已經授命格殺勿論,也洗腦成革命者都是共產黨,期間,仍有頭腦清醒者,明事明理,知道光州的流血革命,是政府的惡行過錯,需要公開於大眾,傳播於世界,要讓世界與大眾的否定與抗議,脅迫全斗煥不可對民眾動武。
暗助彼得與小金的明理班長。
最後,電影來到彼得想要找尋小金的故事,這段戰友的追尋,真是感人肺腑,讓人淚流不止。年老的彼得,還是不忘由 1980 年直至至今,從未停止思念的金四福,也從未停止感謝的心。但是,這是個小金彷彿如煙一般地由世界消逝,即使彼得好幾次公開找尋金先生,還是下落不明。
於是,金是自私,還是無私呢。
雖然《我是個計程車司機》講述的是一件流血革命的悲觀事件,卻仍舊帶著一份樂觀與希望,這些輕盈的故事語氣,一方面是營造於計程車司機的樂觀個性,另一方面則是源於顏色與歌曲的設計。導演 張勳(Jang Hoon)善用代表春天的青綠色,交織於灰暗沈重的灰色革命,象徵悲觀中的希望,與寒冬後的春天。光州事件不只是韓國的民主寒冬,也是計程車司機的家庭寒冬,然而,就是因為這輛帶著希望的綠色計程車,才能駛出南韓的春天,也帶回女兒的希望。
此外,樂觀開懷的歌唱,也是《我是計程車司機》這部電影,成功的將悲悽的歷史事件,包裝成大眾容易接受的娛樂。故事始於計程車司機開心地歌唱,唱著 1980 年的韓國流行歌曲,充滿歡樂與期待。後來在光州認識的具在植,也是位有志於歌唱的大學生,在戒嚴的夜晚,還獨唱一曲,娛樂當時還在革命當中的計程車司機一家人、彼得、以及金先生。「歌唱」軟化了流血革命的武裝血腥感,也象徵在任何悲觀中的一縷希望,正如同灰色底圖中央的綠色計程車,都是晦暗絕望中的一顆種子。
晦暗絕望中的綠色希望
男主角宋康昊曾在《末日列車》裡,飾演南宮民秀,設計末日列車安全系統的機械專家,也是列車革命運動的重要人物,關於《末日列車》,可以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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