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性別暴力不是政治的工具

在1月5日時代力量為了勞基法修法而在總統府絕食抗議之後，傳出在與警方推擠的過程中，有人對女性員警襲胸，而隨後國民黨市議員王欣儀暗指時代力量助理「陳X廷」疑似就是對女警性騷擾的人。後來，陳為廷於臉書上發表說自己甚至不在被指摸員警的影片當中，而在影片中被指控的助理也出來表示自己是影片中人，但並無發生此事，希望警方能公布側錄。陳為廷於之後，希望王欣儀收回控訴，王欣儀則回應「時代力量叫陳XX、陳X廷的人這麼多，我們並不知道時代力量助理有什麼人叫什麼名字」。 (https://goo.gl/YfBPXe )。

老實說，當我看到王欣儀的回應，我覺得非常的悲傷。正在1月8日，美國舉辦金球獎，眾多女星為了響應 ＃Metoo 和 ＃Timesup這兩個運動而選擇身著黑衣，歐普拉一席演說更是帶給許多坐在螢幕前的女孩與女人如此大的希望與力量，而回到國內，我們看到的是，性與性別的暴力，居然只是政治人物用來鬥爭與角力的工具。

作為一個不在場的當事人，王欣儀用了十分糟糕的方式來指控一個曾經有過性騷擾行為的人（別再玩那種我又不是在罵你的遊戲，不好意思我幼稚園畢業已經很久了）並影射這與之前的性騷擾行為有關聯性，這是一個很強的指控，但這同樣也是一個不合理的指控，無論陳為廷在或不在現場，無論陳為廷是否有過之前的性騷擾行為，在這件事上，王欣儀沒有任何證據來指控一個第三者對一個我們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受害者進行騷擾。

我不知道議員有沒有想過，這對於陳為廷是什麼樣的傷害，而且被傷害的遠不只他一人。請問議員有沒有想過，這會造成性騷擾的被行為人怎樣的傷害，多少性騷擾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受到騷擾之後不願意申訴，或是在申訴、告知對方之後經歷很大的傷害與打擊，就來自於周圍與環境的不信任，這幾年間輿論對被行為人的評價還包括「死要錢」、「仙人跳」等控訴，也因此造成許多長年遭受性騷擾、甚至性侵的人－無論男女－更不敢開口，往往面臨求助無門的狀況。王議員這種公開任意指控他人的作法，會使這種情況變得更糟。

我想王欣儀議員可能不知道，現在的性騷擾防治，是經過多漫長的社會運動、協商，多少人的血淚累積而成，才慢慢培養出當代社會對於性騷擾的認知。當性騷擾也變成一個「好像隨便可以拿來攻擊別人」的工具，有更多人可能因此在未來訴說自己的故事時，面臨更多質疑、責難與不信任。

性騷擾，不是哪個政治人物拿來攻擊任何人的工具，即使對象曾經是性騷擾的行為人。

當我們將性騷擾當成一個工具來指控他人的時候，那在意的恐怕不是被行為人的權益，更不是對於性與性別暴力的重視，我們只是承接了這個社會對於性的惡意，並把它倒出來黏在別人身上，遂行自己的慾望。這對於性與性別暴力的防治，百害而無一利。
從這個事件中也可以看到，這個社會對於性與性別暴力的理解，遠遠不及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例如說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因此質疑女性員警穿梭其中，是一種刻意安排（https://goo.gl/rH8fQC），這其實是非常不當的猜測，這不僅認定女性的員警之所以出現在抗爭場上，只是因為他的性別，還直接否定了性騷擾確實可能出現在這樣的場域中（因為徐直接假設這一定只是一種陰謀）。我們都知道當天場上出現的警察人數已達荒謬的程度，但女性員警正如同任何其他性別的員警一樣，都有他們在場上工作的義務與權利，不因他的性別而產生差別。徐永明立委的這種說法，就像是因為女人外出容易被性侵，所以他們不應該出門工作，可是，問題應該是性與性別的暴力，而不是工作本身。

在世界各國針對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倡議運動中，時常會收到一種反彈的聲音，認為被指控的人無端要承受所有輿論與社會壓力，要求他們坦白並且接受懲罰，除了承認或是道歉之外，根本沒有別的選擇。但其實，從這次的案件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確實輿論跟社會壓力很快會壓在被指控的行為人上，可是對於被行為人卻一點幫助都沒有，甚至可以說，是有害的——當我們認定性與性暴力的問題就是一個「惡狼」，我們只要揪出他，把他逐出社會就好，對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治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怎麼說呢？在這件事上，沒有人在意這個被行為人的狀況，至少根據王欣儀所張貼的新聞稿，中正一分局應該確認是有其人的。但沒有一個人在意被行為人（也就是受害者）現在的感受如何，到底他是在怎麼樣的處境而產生那樣的感受，或是當下他是否有機會表達不舒服、表達之後對方是否能停止行為，讓這件事就此結束。沒有人在意當下行為人以及被行為人的狀況、處境，就直接進入了要不「這就是性騷擾」，要不「這就是政府陰謀」的論戰當中。當現在所有人都希望公布影片、還原現場，但一旦公布了以後，該名員警將會收到的壓力與奚落，難道是王欣儀承受嗎？

在此請容許我再回到陳為廷被控襲胸這件事之上。其實這次陳為廷處理得很恰當，嚴格來講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對「性騷擾」這件事說出任何不當言論的人，他既無藉此酸女性用胸部做人肉拒馬，也沒有用外貌或任何羞辱他人人格的方式來回應王欣儀，相較於他之前面對自己性騷擾舊案的新聞，我個人認為他進步很多。陳為廷2014年參選而決定公開舊案時，我的看法是，當一個人今天因為掌握了性別上的既得利益，而出現濫用的情況時，我並沒有足夠的信任與意願，讓他擁有更大的權力。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在面對性騷擾與性侵行為人時的想法，我不否認這件事——但我仍然認為鄉民或群眾對於他的嘲弄是錯的，他當初面對自己做錯的事，也付出了代價，嘲笑他是奶襲哥或因此認定他永遠都會這麼做，不僅十分糟糕，而且承上，這對於性暴力防治毫無幫助。

而在那次事件當中，我最不滿的也是，整個競選團隊讓性騷擾這件事，變成了一個「聰明的」政治操作。性騷擾永遠都不應該是誰的政治操作，我甚至認為那時候更好的處理方式不是退選，而是他應該認真地去學習關於性騷擾與性暴力防治的知識，甚至是在政策上努力地去改變當前性暴力的現況。這不是將功贖罪，這是反省自己的缺點並改過。（寫這段是我的私心，因為當初我並沒有勇氣講出這段話。）

正如同王顥中在苦勞網中提到，在社運場合對警察喊「性騷擾」此一策略應該要被反省，但我認為這個反省不僅僅是因為現在這招好像被反過來使用，而是無論是抗爭者對警察喊性騷擾藉此作為一種運動策略，或是用指控他人性騷擾當成政治上的鬥爭，都是將性騷擾與工具、陰謀連結在一起，這樣也無怪乎當有人現身表示自己在組織內部被性騷擾與性侵時，其他成員總是會認為這是一種用來鬥爭被指控者的工具或是某種陰謀，是為了讓誰失去工作或現在的位置。

即使是今日，也不乏有人認為＃Metoo 和#time’up這些倡議行動的目的，是希望這些曾經犯下性騷擾或性侵的人就該去死、永遠不應該回到社會當中，甚至有些人認為這些行動是希望所有做出違反一定社會界線的性嘗試的人，都應該永世不得超生。不，就像歐普拉在他的演講中說的，重點是那些故事應該被說出來，而我們應該要創造出一個讓所有故事都能夠安穩地說出來的社會。而當這些故事不再被當成政治人物用來隨意指控他人的工具，不再被另眼看待，不再是丟掉工作的序曲，不再是自身關係與支持系統的毀滅，當這些故事的說出時不再代表主人翁被羞辱、被視為是「用過的」，當我們把這些故事的主人翁當成人，當他們能夠得到真正的尊重、善待，補償與道歉，這才是那個，沒有人需要說Me too的社會。

所以，請政治人物不要再把性與性別暴力當成你們政治鬥爭的工具，請你們用點腦子想想那些現在還不敢說出口的被行為人、受害者以及倖存者，看到你們這樣不實指控所造成的後果，會如何讓他們噤聲、卻步，認為自己不會受到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