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如何再造性公民？| 荐书

在性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sexuality）背景之下，面对着对性公民权的争夺路线、粉红经济的发展及随之衍生的消费的性身份，华人男同志社群与文化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下面为各位推荐一本新出版的研究作品《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

在1980年代的香港，男同志Calvin订阅了海外的男同志杂志与影片，里面完美的模特儿成为了他的欲望对象。此后，Calvin选择在Hong Kong Magazine的分类广告上交友，跟香港其他的男同志聊天。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像那些杂志和录影带上看到的模特儿一样”让自己感兴趣的对象。

寻寻觅觅间，Calvin偶然来到了同志桑拿一探究竟。结果却遇上了各式各样的本地同志，有人像地盘佬，有人不停抽烟，也有很丑、很老、很肥的男同志。Calvin大吃一惊——他以为同志都如同书本、与杂志上的那般年轻、英俊、中产和camp camp地（编者注：camp camp地源于香港电影对白，在电影中用来形容男同女性化气质）。

无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男同志社群发展和公共空间建构的确“快人一步”。1967年，同性性行为在英国合法化。1969年的石墙运动标志着美国同志运动的发迹；美国的男同志色情片工业早在七十年代便出现。

反观华人社会，殖民时期的香港虽遵循大英法例，却直到1991年才将同性性行为去刑事化。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直到2001年，中国精神病协会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列表中移除。

在这个全球村中，像Calvin这样的华人男同志面对着来自全球酷儿文化的男同志色情片、健美写真、学术著作，并以此审视自身时，确实感到了无所适从、甚至有“错位”之感。

这正是《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一书作者江绍祺试图探究的。

作者江绍祺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长期从事性/别研究、媒体与文化研究，大家较为熟悉的应是他2014年出版的《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江绍祺采访了12位年过63岁的年长男同志，记录了他们在殖民统治下，在法律和传统华人家庭伦理双重压力下被消声的生命故事与情感经验。

江绍祺为年长男同志“立传”，重新想象殖民时期香港男同志文化的城市景观，这份决心和研究兴趣也延续到2018年最新出版的《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之中。

在1997年至1998年间，江绍祺访问了34位在香港和伦敦生活的华人男同志；在2007年与2008年，江绍祺再度访问了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同时也访问了另外26位华人男同志（11位在香港，15位在广东）。此外，在2004年至2005年间，江绍祺还访问了30位男性性工作者，访问地点是北京与上海。这些访谈都成为《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扎实的研究素材。

本书序言中，江绍祺表明了自己的设想：试图探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日子里，男同志是如何实现同性欲望、展现同志身份、互相约会、发展亲密关系、打造同志空间以及对抗社会的歧视和操控，也就是说性公民制造与再制造的过程。

江绍祺以个人生命史置问华人男同志的集体史，这些发生于不同时空、不同历史脉络甚至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生活经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绚烂的、多元的、无法被化约的华人男同志图景。

《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中写道：“全球化是一个不平均且存在空间差异的过程，它再造了不平等的和排斥，使得社会出现不对称的现象。”那么，全球化对于男同志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全球化意味着酷儿的跨地域流动，包括资本、身体、意念、图像和商品的流动，男同志得以跨越城乡，跨越国界，投身于不同的社群、文化之中；另一方面，男同志站在了聚光灯之下，需在全球的酷儿文化中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向内评判和审视自己的身体与文化资本。

在全球化研究的基础上，江绍祺沿袭了学者Ulf Hannerz, Aihwa Ong, Grewal Kalpan的观点，以跨国研究取代全球化研究。《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以trans一词串联起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伦敦的华人男同志。

Trans可作“跨地域”（transnationals）之意，华人男同志跨越国家与国家间、城市与乡村间的边界，他们的身体、身份和性实践穿梭在不同的空间。

此外，trans也意味着转变，江绍祺从宏观的层次检视八十年代以来，香港、中国大陆发生的巨大政治与经济转变，包括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恐慌，殖民政府的法律政策，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互联网的急剧发展等，这些变化是如何建构不同地区华人男同志的生活，男同志又是如何在转变之中“夹缝生存”，创造不同的公共空间和反公共空间（counterpublics）。

而进一步引申，trans也有翻译(translation)、逾越（transgression）之意，分别强调迷失于西方理论之间、难以翻译的处境和逾越了异性恋规范性（hetronormativity，也译作异性恋常规、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实践。

江绍祺式的跨国性/别研究以trans为切入点，在流动之间，重新确认了“全球化下的各种历程——资本主义、离散移动、国家政治经济，以及通过这些场域所产生的意义之反向流动”，它们是如何正向或反向地型塑性别与性的。

“性公民权”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本书提出了这个问题：男同志是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可见的”性公民的呢？

在华人社会中，同性恋者只是局部的公民，他们缺失了异性恋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无法成家立室，无法完全地参与到公共政治之中，同时在私人领域中，也缺乏相当的性权利（如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合法性交年龄等）。因此学者Diane Richardson提出了性公民权的概念，以扩大公民权的概念，纳入更广泛的性实践、身份和亲密关系。

同志社群之间，比较常见争取性公民权的路径有这些：争取平等权利的同化政治（也作认同政治）运动；建立酷儿社群；争取同性婚姻。随着作者的脚步，我们可以在书中探讨更多问题：

在华人男同志社群中，同化政治运动是否会再造“同性恋规范”（homonormativity）？

商业性的酷儿文化在生产社群空间的同时，是否在创造同志公民阶层？

基于西方的“出柜”的模式和多样化的亲密关系的建立是遵循、还是挑战了华人家庭的异性恋规范？

新自由主义对性的规管又是如何重塑同志的性阶层？

1991年后，同志夜店、桑拿、卡拉OK等同志消费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港岛的gay bar是中产精英、时髦潮人的最爱。然而，在gay bar里，最具性资本的是那些英俊潇洒、气质阳光、穿着时尚的阳刚肌肉男。“鬼佬”（白人男同志）则被赋予了“阳刚”、“国际化”等性欲想象。

欧亚混血儿Matthew在gay bar里坚持说英语，他认为说英语者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在当时的同志消费场所里，性阶梯是如此的明显，甚至连那些颇受追捧的Memba——香港男同志社群对圈内人的称谓，也感受到在男同志社群中，那股阳刚霸权的压迫性力量。蓝领memba隐匿于九龙的gay bar，女性化的、年老的、残障的同志则被迫游离在主流社会和男同志叙事之外。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香港社会暗流涌动。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种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相互交织，个体的身份在复杂的网络中被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在男同志社群中，异性恋规范性往往伴随着其他的压迫系统，如父权制度、性别主义、种族主义、霸权阳刚特质与民族主义等，结盟成为“分散式霸权”，在不同的地域上支配、建构着我们的身份、欲望和实践——而支配的场域，也正是潜在的抵抗场域。

2005年香港第一届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难得地让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一起行动和现身，向主流香港传递了反同性恋恐惧、崇尚性多元的讯息。在此之前，同志社群最常见的策略是同化政治的“主流化策略”——即提倡打造正面、去性化的同志形象以融入主流社会。但这一策略也可能会持续边缘化那些更小众的人群，如双性恋者、性工作者、性愉虐实践者，淡化了社群的内部差异，导致社群分裂。

江绍祺认为，第一届IDAHO在同化政治和激进同志运动中开拓了第三条道路，是质疑异性恋规范、开创基于具体议题和抗争联盟政治的起点。

江绍祺也检视了处于私领域的男同志是如何与家庭协商、开展亲密关系的。在西方的同志运动发展脉络中，“出柜”是同性恋身份自我认同的重要元素，若果同志“出柜了”，这代表他忠于自我，谋求自我发展并积极成为一名性公民。但是“出柜”这种具有政治意味的举动，有时候和只跟在华人家庭生命政治的关系式自我（relational self）概念冲突。

更多时候，华人男同志更想维持与家人的较好关系。

2008年，年仅18岁的Jason和男友分手后十分沮丧，妈妈更是将前男友送给他的礼物扔掉了。Jason伤心又愤怒，和妈妈大吵一架，搬到跟祖母一起住。三个月后，Jason写邮件向妈妈出柜，结果妈妈早已得知Jason的同志身份，并鼓励他“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心！”Jason最终通过了“出柜”的方式，和家人达成了和解，出柜（coming out）也意味着回家（cominghome）。

Memba亲密关系的建立也解构着家庭的意识形态。2007年，移居伦敦的建筑师Jeff尽情地享受着性的愉悦，“流连于夜店、用药派对和不同的同性恋场所”，他将自己的生活模式和异性恋已婚人士单调、乏味的日子对立了起来。

Jeff在不同的性脚本中感到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同时他也憧憬着家庭。在接受作者访谈时，Jeff的男友、前男友、亲密朋友组成了Jeff的家庭，90年代末以来，这种“以友为家”的自选家庭模式在男同志生活中十分普遍。

与此同时，从事医疗行业的Aaron则向往着一对一的浪漫关系。尽管Aaron认为，一生一世只爱一人是相当不可能的事情，但他愿意去尝试、去坚持。Aaron和相处四年的男友Steve最终以分手收场，“一开始，我认为我们是绝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并不是……”虽然Aaron视“一生一世一双人”为理想，也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性。

一对一伴侣关系是一种可实践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既定的、唯一的选项。香港的Memba在打破了友谊与情感、有性与无性的绝对界限，也挑战了异性恋规范性下的浪漫之爱，创造了亲密公民权的另类选项。

1992年，李银河和王小波写就《他们的世界》，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正面揭示男同性恋者生活的社会学著作。本书聚焦于同性恋身份的形成，以及他们性身份与社会间的互动和关联，也是早期两岸三地同志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小明雄的《中国同性爱史录》（1984）、张在舟的《暧昧的历程》（2001）从历史文献中印证中国悠久的同性恋传统，来反抗恐同的环境。周华山的《同志论》（2000）首次引介了西方当代的同志理论，其中就包括了酷儿理论。

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探讨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同性恋身份与同性欲望在本土的变迁（如：许维贤、桑梓兰）、性别气质的酷儿化、同志与消费主义等议题。专注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结合酷儿理论和其他后现代理论的学者包括有江绍祺、魏伟、金烨路等学者。

同志研究是一门反身性的（reflexive）研究，它关注的不仅是外部的世界，更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体验。研究的立场也决定了我们和同志、和多元的关系。同志研究不能止步于一份数据调查表，一份冷冰冰的医学报告，它展示了不一样的生活可能，带领着我们看见多元，接纳多元，拥抱多元。

在本书中国大陆的章节，江绍祺的研究不打算勾勒一幅中国大陆同志的全景图，而把焦点放在那些经历社会变革的、或跨越城乡、来到一线城市发展的男同志及男男性工作者（Money Boy）上。

在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中国的同时，成为一名文化公民和性公民俨然是男同志社群的理想，他们的形象往往是博学多才、文明有礼、具备良好素质，且具备一定身体与性的资本。

在这个业已成为霸权式价值的逻辑之下，Money boy是被贬斥的群体。Moneyboy从乡村来到城市，惊羡于国际都会的生活方式，但多重的歧视使得他们游离于城市的边缘。

但我认为，在处理中国大陆的男同志跨文化研究这一研究议题上，需要更加的谨慎。中国大陆土地广阔，各自地域的人文气候和社会景观的差异决定了这片土地充斥着各种异质性。

针对江绍祺的研究对象，我想请教一点：在中国，什么同志具有跨地域性？

我想指出，除了来到北上广发展的选项以外，也有不少的同志来到了二线、三线的城市，或者在非东部一线城市间流动着。而迁徙到北上广的同志间也有差异，有人已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亦有人从事着收入较低的制造服务业，是大城市里的“农民工”。

网络上的男同志世界似乎把同城同志间的差异抹平，同志可以通过热诚的网络交友、线下参加聚会便可以投身到充满激情、冒险、愉悦的欲望世界中，但在阶级差距巨大的城市中，他们的生命故事、身份认同必然会有很不一样的路径。将Money boy和新一代男同志置于一个对立的位置，还远远不能解决差异性的问题。

同时，针对江绍祺的研究重点，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已经具备文化公民“入场券”的男同志是在什么程度上、何种意义上代表着新一代同志？

江绍祺观察到，“在中国，大部分我遇到的男同志通常不会视同性恋为变态。相反，他们认为做男同志是一种解放、一种让做人变得‘开心’的方法。”广州的公关经理小北在访谈时也说道：“对我而言，做男同志就是代表着文化、富足、多元与热情。”

但这样的观察结论会不会是因为，那些被边缘化的男同志、自我认同不够好的、甚至是深柜的男同志没有发声的机会呢？

在充满着叙事策略的访谈中，新一代同志试图以男同志公民的身份跻身国际性文化公民，在施展自我技术“做同志”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走错路”、“迷茫”、“失败”的时候？这些无法被简化的地方，则可以继续揭示社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在全书结尾，江绍祺强调，探寻路线比追溯起源更有力量。江绍祺刻画了在香港、伦敦、中国大陆三地的华人男同志的生命轨迹，不是为了针对性公民权论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或回应，而是强调在分散式霸权的运作之下，在异性恋规范性、父权制、种族主义等压迫系统对性的监管和控制下，个体是如何重新定义自我、作出挣扎或反抗，开展新的生活的。

微观式书写，旨在引领读者超越如Memba、Golden boy、Money boy等定式带来的狭隘想象，从个体的酷儿实践中撬动“同/异”、“好/坏”、“中/西”、“支配/从属”的二元对立，从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角度去理解的性身份，在性公民权的再制造上，创造更多元的可能。

注：Golden boy：即金童，江绍祺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童”来形容在以白人为主导的西方同志社群内，稚嫩、中性化甚至女性化的亚裔同志刻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