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處處失語的家庭，讓我們看到澳洲，回望台灣—張惠菁讀《克雷的橋》

文／張惠菁

一個移民的社會，對家庭有怎樣的影響？

例如台灣，我們一直都知道台灣在歷史上是一個移民的社會。現在共同住在這個島嶼上的，有相當比例的人口，祖先是從中國沿海移民來的，1949年是另一波大的移民潮。即使是島嶼的原住民，也有許多部落在近代以來遭遇過遷徙。這些，聽起來是字面上的知識，但我們每個人家裡都分攤了一點這樣的歷史。只是，對一個家，那到底意味著什麼？

看朱薩克的新書《克雷的橋》，讓我想到「歷史」這個東西，想到一個家庭的「史前史」。我自己也有一點這樣的經歷。在一個移民的社會裡，「家」很可能是有「前情提要」的。上一代的每個人來自不同的地方，爸爸在成為爸爸之前，媽媽在成為媽媽之前，各有各的原生地。遷徙移動有時意味著一道斷裂，在原生地的經驗，只屬於自己，不屬於身旁的人，無論他有多親密。你有點難向他們開口解釋，自己的某些習慣，某些懷念。

《克雷的橋》寫的是一個澳洲的家庭。這個家沒有大人，只有五個兄弟。他們用男孩子粗魯的方式相依為命，打架、流汗、奔跑、做各種體能訓練累得半死，嬉皮笑臉或一無所謂地對付學校，收藏情緒，照顧自己。之所以沒有大人，因為他們的母親過世了，父親太痛苦而離家。這當然是悲劇，但五個兄弟用粗魯男孩的方式扛起這悲劇，他們之間沒有「我們談一談吧」，「一切都會變好」的對話。他們不太擅長用話語處理。他們跑，流汗，耍嘴皮開玩笑。就是不說。

這是一部大眾小說，讀起來絕不艱澀。悲傷之中，穿插著喜劇。朱薩克不愧是個說故事高手，戳人淚點絕不手軟。但在這麼一部暢銷的作品背後，卻有一種洗鍊的「澳洲性」，他把澳洲作為移民社會的「失語」，融入了故事之中。不是要控訴或販賣悲情，只是作為書中角色非常自然的存在的一部分，塑造著他們的個性和遭遇。

「失語」這個詞，聽起來很嚴肅，很悲傷，「失語」也是真的存在。《克雷的橋》用很輕的方式，寫了各個層次的「失語」。失去了父母的五兄弟，沒法把傷痛說不出口，是第一種失語。往上一代，他們的母親也失語，她是從歐陸共產國家移民到澳洲的，在歐洲時，她在父親教導下從小學鋼琴。等她成年，父親知道政治狀況、環境正在變壞，設法將她送出國，申請難民庇護，父女從此永遠分離了。那個嚴格的父親，與父親從沒說出口，只用行動表達的愛，是她很難告訴五個青少年兒子的故事。她只能教他們彈鋼琴。

「學鋼琴」這個教養方式，可能是母親心中懷念的一小塊歐洲。但卻被男孩們激烈反抗，能逃就逃，能混就混。因為，男孩們也失語，他們在學校被粗魯的同學嘲笑為「彈鋼琴的娘娘腔」。精緻的教養，在粗魯的環境中失語。因為被霸凌，他們向父親學拳擊，學打架。用父系的體能，代替母系的文雅，助他們在學校生存。

另一方面，他們的父親，也失語！這是一個有過一段不成功的婚姻，受過傷的男人。他會畫畫，但在前一段婚姻結束後，就不再畫了。某些東西，跟先前的傷一起被封存起來。

這是一個處處失語的家。其中，有移民的經驗斷裂，像小說中母親心裡的那一小片歐洲。有難以面對的過往，像父親前一段婚姻的分手。有社會隱藏的歧視，像學校同學的霸凌、與對娘娘腔的認定標準。有人和人之間無聲無息形成的「什麼會說，什麼不會」的默契，像男孩們如何對待彼此。這些都是「失語」的來源，一層層一圈圈，形成一個個的網。語言像蜘蛛，只能沿著蜘蛛絲爬行。沒有網，語言過不去的地方，有些傷痛仍然在，只是用失語包裹起來。

《克雷的橋》好看是在於，一個說故事人，看到了失語。

說故事人朱薩克，把他看到的「失語」，變成了故事。「失語」雖然無聲，卻很有力，它驅動著角色，做出許多行動。要到後來，所有故事的線被連在一起時，我們才會理解，才知道那裡有個傷。「失語」這個詞，做為概念，彷彿很國族，很社會，很政經結構。但落在朱薩克筆下，他是看到語言與意義的蜘蛛網、與網間大塊大塊洞隙的人。所有的角色，是同時被語言的存在與不存在、蛛網的線與空洞，共同連接起的。

說到這裡，我要小心不要劇透太多。只說一點：五兄弟當中，有一個人，他的個性比較沈默，於是，故事找上了他。他在母親去世前，聽了最多她說的故事。他也目睹了最多的事情。因為知道最多，他得去經歷那些情緒、拼湊線索、去和消失的端點重逢，甚至背負某些罪名。但也因為他這樣做，他是第一個走出五兄弟自己的圈，去和離家的父親連結上的人。這個角色叫做克雷，他是故事中的造橋人。這座橋，在小說中是一座真實的、用石頭造的橋。當然，它一定也隱喻著家人，和某種能把家人重新連在一起的事物：故事、聽完故事後的理解、重新發現自己擁有說不出口、但真實存在的感情。那座橋需要一點時間鍛造。它的材料，是語言以外的事物。

最後我想說一件小說以外的事。因為我想到台灣，也想到自己。我們也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就算不是移民的家庭，過去半世紀以來的工業化、都市化，生活環境的轉變，未曾言明的對「成敗」或「高低」價值定義的流變，一定也影響到我們能說出口、與不能說出口的話。我的外祖父在日治時期是小學校長，但在戰後因為他不諳新的國語，無法勝任公職或教職。我記憶中的他，非常沉靜。因為擅長園藝，他的後半生經常無償為地方的車站，寺廟和教堂設計花圃。這些，小時候我沒有從母親口中聽到過。是在他過世很久以後，我從大舅舅口中聽說的。小時候他每次到台北的家裡來，總會整理家裡的盆栽。我有時會在旁邊幫他固定枝條。我們沒有很多話說，小時候我台語說得很差。我現在回想那些靜靜的下午，陽光照進屋來時，落在地上有鐵花窗遮出的形狀，那個沒有說話的時空，很溫暖。他在的時候，好像有一種不同的時間感，比較慢，比較靜。或許正是因為沒有話說，而使那時間有一種質感。他在經歷過外在大環境變動而「失語」，離開公職和教職後，是怎麼將自己活成一個慈祥沉靜的人？我但願我早一點察覺到，聽到我和他之間「沒有說話」的聲音，意識到那是一種寶貴的時間的質地。我曾經想寫他的故事，但也一直覺得自己或許沒有能力做到。這是我在讀《克雷的橋》時一直會想到的事。或許，不只是我，你也會有你想到的事。因為我們也是一個移民的社會，經歷過變動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