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91 @ 20200603 論習近平毀黨造黨

[00:00:06] 主持人：這個禮拜發生了相當多的事情，我們先從香港的國安法開始談起。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美國方面的動作似乎僅止於切斷留學生的技術輸入管道以及取消獨立關稅區。這樣看起來，似乎沒有超過中國共產黨當時推動這個法案所預期的損失。但是美國好像也沒有辦法再針對這些事情做出更大的動作，例如說準備撤僑之類的。是這樣嗎？

[00:00:36] 劉仲敬：這只是一個籠統的議程而已，實際上具體的措施至少需要幾個月才能夠完成。按照對等的原則來說的話，只能用具體措施針對具體措施，用籠統聲明對待籠統聲明。撤僑這個事情是針對戰爭的。一定要在動了武以後，或者在馬上就要開始動武的時候，才能開始撤僑。

[00:01:07] 主持人：通過香港國安法這件事情，對於增加共產黨在香港的基層社會統治力其實並沒有幫助，對於九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也頂多是好壞參半，而且還引來了很不好的國際反應。您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00:01:26] 劉仲敬：這個不是中國共產黨做的，而是習近平在做一個毀黨造黨的工作。這像是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一樣，如果他不是以對南齊發動戰爭為藉口遷都洛陽、以遷都洛陽為藉口消滅鮮卑原有的軍事集團的話，靠他原有的實力是消滅不了這個軍事集團的。香港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節鎮。消滅香港並非共產黨的傳統政策，它恰好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蔣介石對於消滅香港倒是很有興趣，而毛澤東一直是堅決反對這麼做的。香港是改革開放幹部集團的命脈所在，這個還是次要的；而且，它是黃俄匪諜集團的核心通道。香港的遊行示威是流品混雜，很多金主都來自於以上的兩個集團，並不是像民主小清新想像的民主和專制的鬥爭。這兩個集團在黨內和全世界的工作、生活和私人利益，都非常有賴於香港作為門面經濟中心的存在。改革開放幹部集團需要的錢多半是從這裡來的。匪諜的工作方便，不要說別的，克格勃也非常依賴香港。

[00:03:07] 香港是一個十九世紀城市，它既是零稅率、零管制的自由港，又是按照十九世紀員警工作方式管理的一個不設防城市。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那種在布爾什維克興起以後隨時可以陷落的、舊式的、茨威格時代的十九世紀城市。而在麥卡錫主義以後的時代，這樣的地方已經基本不存在了，例如在美國就不存在。或者直截了當地說，1930年代的蘇美進出口貿易公司那些東西，在1950年代以後的美國社會是會被抓的，但是在香港不會，是可以自由活動的。這樣的地方對全世界都是極少的。而英國人不取消香港這樣的地位，也是有意把它留作一個各方活動的口岸。例如，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你到馬來西亞去做的話，保證你蹲一輩子的監獄。而且，這對於雙方是不對等的，克格勃和紅色陣營對香港的需要比西方國家還要大得多。而習近平消滅香港，本身就是他反腐和黨內鬥爭的重要一步棋。在意識形態上講，鮮卑軍事貴族無法反對對南齊開戰、掠奪戰利品、擴大領土的這個極其正當的理由，儘管他們明知道這樣的動機和實際效果是要做掉他們。黨內的權貴也無法反對習近平對香港下手，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境外敵對勢力的鬥爭。但是境外敵對勢力根本不缺一個香港，而匪諜集團和改革開放幹部沒有香港以後是會立刻斷氣的。立刻斷氣，一方面是錢沒有了，另一方面是它的組織關係也會變成斷線風箏。

[00:05:11] 為什麼這是一個毀黨造黨的過程呢？這跟共產黨的傳統結構有關。共產黨的傳統結構是什麼？黃俄匪諜系是它的核心，山東老幹部是給他們打雜的，儘管人數更多。後者相當於滿洲帝國的漢軍，漢軍算個屁？幾百個八旗子弟駕馭幾萬漢軍都沒有關係，儘管從人數上來講山東老幹部是最多的。在1949年和1950年，比如說在天津，甚至是在河南的漯河和焦作這些亂七八糟的地方，刹那間開一個幹部培訓班，開始招人，招一批失業大學生，各地縣委書記寫白條子推薦貧下中農。訓練幾個月，學習一下毛澤東思想什麼的，跟著四野、三野、二野之類的軍隊一起南下，學員到鳳凰縣去當鳳凰縣工作小組成員。鳳凰縣工作小組根據我們跟湘軍達成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一萬年不變”的條約，湖南省主席必然是程潛和陳明仁他們派出來的人，各縣縣長肯定是湘軍的人；而你們沒有任何名分，你們是鳳凰縣工作委員會或湘潭市工作委員會，也就是說你們是中聯辦。但是過不了多久，湘軍派出的市長、縣長和省主席很快就變成特區政府了，一切權力都落到工作委員會手裡面。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省略一萬五千字，大家自己想像會發生什麼事情。結果從數量上來講，肯定是山東老幹部最多。但是你從山東老幹部的出身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些雜牌貨。在匪諜黃俄看來，你們自己都是漢軍賤民。一個省派幾百個八旗，可以把你們幾十個縣的漢軍出身的知府和縣長管得老老實實的。當然，那是在蘇聯還在、匪諜系不可一世的時代。

[00:07:16] 匪諜系的關鍵性轉捩點不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匪諜系積極支持，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山東老幹部瑟瑟發抖，覺得對自己很有問題。結果，就出現了通過1978年以後的科舉之類的途徑產生的所謂正途出身的改革開放幹部。他們的出身和行為模式跟清朝的科舉士大夫非常相似，而且他們大部分是由前明士大夫或者北洋國民黨時代的士大夫組成的。這是山東老幹部極其不滿意的原因。山東老幹部基本上是貧下中農或者其他雜牌無產階級出身的。他們預感到，在正規化公務員管理體系以後，他們是競爭不過過去的階級敵人的。對於他們來說，這種行為就等於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是反動階級的復辟。但是如果共產黨真正掌握在山東老幹部或者無產階級手裡面，那麼改革開放無法進行，共產黨也早就垮臺了。而共產黨的核心是黃俄，黃俄並不懼怕前朝士大夫，就像是滿蒙八旗不害怕蘇州士大夫一樣。例如，范文程和洪承疇如果主持了清朝的國政的話，他們是不會讓江南士大夫重新捲土重來的；但是在康熙皇帝和鼇拜的眼裡面，遼東士大夫跟江南士大夫沒有任何區別。“我壓得住遼東士大夫，就一定壓得住江南士大夫。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可悲的嫉妒心理嗎？老子就是要開博學宏辭科，看你怎地。開了博學宏辭科，可以延大清二百年壽命，你們這些滿身私心的土鼈進城農民怎麼懂得我的大計呢？”改革開放幹部的崛起削弱了山東老幹部的勢力，但是其實它加強了匪諜系的勢力。

[00:09:18] 匪諜系，我們不要忘記，他們在周恩來同志、潘漢年同志和饒漱石同志的領導之下，是經常在紐約、新加坡、巴領旁、香港和上海工作的。這跟在被送進幹部訓練班以前從來沒有出過家鄉的山東老幹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論資格的話，他們比改革開放幹部和改革開放幹部的前身——北洋和國民黨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視野要廣。士大夫階級一般是頂多去一去上海，大多數沒有去過上海。如果說山東老幹部沒有出過自己本鄉的話，那麼士大夫階級正常的做法一般來說是到成都和重慶就到頂了，去上海和香港的是很少的，從來不知道紐約和南洋是什麼樣子。他們一開始就比黃俄匪諜矮一頭，但是他們比無產階級的山東老幹部高一頭。因為我出身於這個階級，所以我很清楚，我們的階級仇恨完全針對著山東老幹部。“你丫一群大字不識幾個的無產階級，歷朝歷代的改朝換代我們見過多少次了，哪一朝不是讀書人當官？怎麼就是你毛澤東，竟然讓這些不識字的泥腿子出來當官？我們怎麼也不會服你們。”但是他們對於喝過洋水（無論是西方洋水還是蘇聯洋水）的匪諜系則並沒有這樣的感覺，就等於說默認這些人要做官其實是沒問題的。等於是，遼東士大夫和蘇州士大夫彼此之間勢同水火，但是雙方對於滿洲人都是服的，所以滿洲人完全可以駕馭他們。蘇州士大夫的起家，對於已經有點尾大不掉的範文程和洪承疇他們來說反而是一個有效的制約。制約了他們，反而使滿洲人能夠更加有效地操縱官場，擴大滿洲人的勢力，而不是相反。所以，改革開放的核心決策者恰好跟有些無產階級出身的民小說的相反，所謂的保守派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山東老幹部，而不是對於白區黨工作有長期經驗的黃俄匪諜系統。自由主義者的保護人也是黃俄匪諜，在蘇聯是克格勃。克格勃最瞭解西方世界了，本土出身的土鼈幹部不瞭解，所以前者特別容易支持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改革開放是在這種格局之下展開的，所以它對於匪諜系是非常有利的。

[00:11:51] 毛澤東同志既反蘇又反美，有一個很大的動機就是，這樣能夠捆住黃俄匪諜的手腳，就跟廢除科舉和停止大學招生能夠一刀砍斷士大夫階級的命根子是一個道理。匪諜的命根子是什麼？“我懂英語和俄語，我能夠在海外活動，你毛澤東懂個毛？你毛澤東只會說湖南話。”而現在我跟蘇聯和美國同時鬧翻了，你哪兒也去不了，請你去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你的長處完全化為烏有，跟貧下中農落到同一個級別。前朝士大夫也是這樣的。你有什麼了不起？你不就是會讀書嗎？大學停止招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家跟貧下中農一起混。事實證明，你們廣大匪諜挖起坑來不如貧下中農，你們廣大士大夫挖起坑來也不如貧下中農，把你們的驕氣傲氣殺下去，讓你們知道誰才是主人，還是我毛澤東對不對。如果真的開放了以後，你們不就又要抖起來了嗎？我還是鎮不住你們。所以這一招非常管用，像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一樣管用。你也可以看出，習近平在梁家河讀了這麼多年莎士比亞，他的階級地位是比較接近於毛澤東的，幹同樣的事情對他來說是十五分的有利。而比如說對於敬愛的葉劍英同志的後裔來說，那就是十五分的不滿意。他們在南洋混得好好的，而且這是只有他們才能混得出來的地方，習近平是絕對混不動的。有這一套的話，對他們有利，而對習近平不利。封了香港，對葉家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對於習近平來說是絕對有利的。這就是一個遷都洛陽的博弈。

[00:13:35] 改革開放得到的好處，明處是士大夫階級捲土重來，把沒文化的山東老幹部壓得喘不過氣來，實際上核心的好處還是歸了匪諜。匪諜本來已經哪裡也去不了，連香港都去不了，好不容易從鄉下回到城裡面，就已經是皇恩浩蕩了。一旦開放了以後，他們一下子去到了過去只有1940年羅斯福跟史達林搞統一戰線時期才能去的那些地方，全世界他們都能去了。而且，這些東西就只有他們才能夠利用。因此，他們的勢力在九十年代江澤民時代的初期達到了歷史最高峰。但是，這也是他們盛極而衰的關鍵。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人是吃素的嗎？他讓你白去嗎？他白給你好處嗎？他給你好處，是一個贖買政策，請你把權力交出來，分階段地交出權力，按照皮諾切特將軍還政於民的時間表。但是我們美國人是仁慈的，你只要肯交出權力的話，我保你榮華富貴。凡是聽美國人的安排交出權力的獨裁者，子孫後代是富貴無極的，再也不會遭到軍事政變的危險。所以我們保證，美國人開放市場可以讓你們發財。第一批發財的就是你們匪諜，但是你們交出了權力。最要害的權力交出來了，表面上看你們是占了便宜。民小最嫉妒的就是這些紅色家族、在海外的企業、香港企業、海航、到處融資、五百強企業什麼的，他們不明白這種一種贖買政策。你當了董事長以後，就自然而然放棄了你們在國安部或公安部的職位。而那些地方的公務員像在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以來一樣，也是不斷擴招的。這些人就被內部替代了。

[00:15:33] 內部替代，無非是上述的另外那兩種人：第一，捲土重來的士大夫階級，像王岐山就是那種人；第二，幹活的，像黃亞波和王立軍這種人。士大夫階級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是他們無法復辟、獲得權力的關鍵所在。士大夫階級一直是合作者而不是主人，主人是要能打才行。而士大夫階級的特點就是，凡是有危險的地方，他們都躲得遠遠的。別的地方，他們捲土重來是做得很安穩、很舒適的，但是涉及到專政機構，情報和公安之類的地方，那就有一個問題，比如說白寶山打過來的時候怎麼辦，要有人替他們去死。我要是願意去才是見鬼，只有兵團來的黃亞波同志和同樣是從兵團來的孟建柱同志才會去幹這種事情。為什麼公安部有這麼多兵團子弟？別的地方，兵團子弟是出不了頭的，因為他們的文化教育水準很差，搞科舉是搞不定的，但是總得有人去送人頭的。所以在江澤民時代以後，要害的專政部門就漸漸變成了像敬愛的周永康同志這樣的士大夫階級和敬愛的孟建柱同志這樣的無產階級。

[00:16:58] 我們要注意，這個新無產階級跟我們敬愛的焦裕祿同志那個山東老幹部的階級出身是一樣的，就是最低賤的貧下中農和無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彼此之間是絕不團結的，新無產階級和舊無產階級是合不到一塊來的，他們各有各的來源和教育背景。那些人是推著小推車去給解放軍送糧送出來的，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毛澤東給他們送來的文工團和《白毛女》這些東西。新一代的王立軍和孟建柱這些人，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江澤民同志慷慨地為他們引進的香港黑幫片和歌舞廳。他們最愛的是什麼呢？你要瞭解他們這種人，看他們愛的女人和他們喜歡的娛樂就知道了。他們最愛的女人是歌手王芳。歌手王芳是周帶魚周小平的老婆，但是據說她的孩子是孟建柱生的。這種事情在我們敬愛的共產黨體系內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對於大家來說都不算是什麼值得驚異的事情。但是王芳是什麼層次的人，她唱的是什麼？“♫四面青山側耳聽，側~耳~聽~~”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階級標誌了。王立軍同志最喜歡的那個最帥的動作是什麼？一進門，把大衣一脫，啪的一甩，後面有一個人給他接住。這是什麼動作？劉德華和譚詠麟的動作。這就是我們敬愛的新一代無產階級。順便說一句，軍隊和專政機關一樣，是要送人頭的。雖然沒有打仗，但是汶川地震和救水救災之類的事情是他們要去的。所以軍隊裡面也有這兩種人。

[00:18:36] 這就是為什麼上次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N. Mattis)跑去以後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會請他們聽歌舞廳的緣故。我對這一點太熟悉了，地方公安局的人如果要討好招待你，就肯定會請你去歌舞廳的。歌舞廳是他們自己開的，這是一方面，而且他們最喜歡的也就是這個。歌舞廳的歌手是什麼呢？那就是如果不去做歌女就只能打工做廠妹的無產階級女孩，就像歌手王芳這種人。歌手王芳是歌舞廳女郎的最高境界，就像江青同志是上海無產階級知識青年的最高境界一樣。大多數跟她階級出身相似的女知識青年住了一輩子閣樓，住到老也沒有出頭。有一小部分去了延安，被分配給革命老兵了，當個團長夫人之類的也就到頭了。江青是頂級，嫁給了毛澤東。歌手王芳也是歌舞廳女郎，實際上就是變相的妓女。免費玩兒她們的人當然主要是敬愛的公安人員。她們一方面為公安人員提供免費服務，另一方面對社會人員提供收費服務，收到的費用又給公安局用來發獎金用。這就是她們的用途。這是一種最徹底的奴役，體現了性方面的奴役。但是也有極少數像江青同志一樣精明的人，就像我們敬愛的王芳同志一樣精明，通過名義上嫁給我們敬愛的周帶魚周小平同志，而實際上做孟建柱同志的姘婦，變成一個從海南帶一點水果回來、公安局都要給她派專門人員保駕護航的特殊人物。像是楊貴妃在唐明皇的宮廷裡面那樣，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00:20:16] 一個無產階級女孩，跟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相反，她並不是真的想推翻階級制度、使全人類獲得自由平等，而是想要使用比資產階級女性更低賤的手段。資產階級女性還要假清高一下，我覺得我有階級地位，不能隨便賣了。而無產階級女性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但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女性並不想從革命中贏得全世界，而是從賤賣中贏得全世界。於是，她就通過孟建柱同志，贏得了憑她自己的歌喉絕對贏得不了的東西。她唱的歌，我碰巧聽過，就是我在內江去過的那些歌舞廳的鄉村歌手的水準。如果憑她個人的話，她休想混到北京或上海去，絕對是她的後臺老闆把她扶上去的。

[00:21:13] 從這些人的愛好和品行，你也就可以看出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也就是孟建柱這種人，才會面不改色地說馬來西亞已經在掌握之中了。潘漢年同志可不會說這句話，潘漢年同志只會說我們在馬來華人社會中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了。我敢肯定，潘漢年同志的部下當中，就算是不懂馬來語，他們至少也跟真正的馬來人打過一點點交道，多多少少知道裡面的深淺。而孟建柱同志，我很有把握地說，他跟敬愛的黃亞波同志和劉豪傑同志是一樣的，後者只是碰巧沒有升到那樣的官而已。除了漢語以外，任何語言都不通。而且，除了中國以外，他們頂多是還知道世界上有英國和美國的存在，伊斯蘭教和黑人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知的。但是他們可以面不改色地說，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他們的理由就是，他們跟馬來腐敗分子吃過飯、喝過酒、嫖過妓，然後他們就以為他們什麼都知道了。老匪諜懂的事情，他們全都不懂。在老匪諜還在的時期，這種人只能打雜；但是老匪諜不在了以後，他們就掌權了，在周永康同志和孟建柱同志的領導下。周永康是士大夫，士大夫就意味著你自己不能打，手下肯定有王立軍這樣的代理人替你打；孟建柱則意味著胥吏當了官，作威作福不可一世，本來不能做官的胥吏做了官，佔據了士大夫階級的位置，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專政機器落到了這種人手裡面，而葉劍英同志的後裔到哪裡去了？經商發大財去了。孟建柱保證沒有他那麼多錢。像公安部現在的組成，孟宏偉跟周永康是同一個階級的；孟建柱跟黃亞波和劉豪傑是同一個階級的，是貧下中農。我估計，人民解放軍和國家安全部，總之是需要使用武力的專政機器，現在的狀況都是這樣。

[00:23:00] 這裡面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黃俄餘孽在經濟上講史無前例的強大，但是在政治上講卻變得脆弱了。習近平如果要整他們，現在變得很容易了。他們手中沒有槍桿子，他們只有錢。有錢而沒有槍，這就變得很好整了。習近平發動反腐運動，明顯就是指向這兩個集團。第一，黃俄餘孽集團。從美國人的角度來講，你們就是共產黨的核心。官僚階級按照西方的角度來講不能算一個獨立階級，他們是依附性的，在哪裡都是幹活的人。民主了，他們也是幹活的人；專制了，他們也是幹活的人。自己做不了主的，留著也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政治主動性。黃俄交出權力以後，下面順理成章，事務由士大夫階級來辦，政權當然要交給人民，那就叫還政於民了。這個任務已經完成一多半了，唯一的麻煩就是，黃俄餘孽還有一幫還有點兒才能、還想垂死掙紮的人，例如薄熙來。我們把薄熙來打掉，不就解決問題了嗎？於是，大家都認為習近平是負責來打掉薄熙來的。打掉了薄熙來以後，你丫一個做省委書記都很頭疼的知識青年，做得了領袖嗎？你做了領袖以後，榮華富貴給你升了N級，然後再給你一個黃金降落傘，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我們一點兒也沒有對不起你呀，老人家！

[00:24:28] 習近平後來幹出的事情使大家都亂了分寸，不知道事情為什麼會這樣發展。其實，史達林同志剛剛上臺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前資產階級都不明白史達林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當領袖。就算是布爾什維克上臺，那也肯定是手握大軍的托洛茨基或者說是手握共產國際的季諾維也夫上臺，要麼就是掌握了官僚機構和經濟建設的布哈林和李科夫上臺。史達林一個秘書處的，一個抄寫檔案的人，專門給別人加班幹活的人，可以當領袖？他們更不能理解史達林會殺人。殺人最多、殺人最狠的是極左派，那就是托洛茨基了，他才是大規模在國內殺人的人。其次是在西方搞暗殺搞破壞的季諾維也夫。布哈林主持官僚制度，他殺人就比較像江澤民和胡錦濤了，是所謂的儒家法西斯主義或東正教法西斯主義的殺人，就比布爾什維克差得很多了，但是他們至少是有像對陳光誠的那種殺人，這是布哈林那個集團的特徵。如果有誰不怎麼殺人，或者除了在同一個集團裡面跟風殺人以外從不主動殺人，那就是我們敬愛的史達林同志，秘書處的主管。秘書能殺什麼人？他殺不了誰，這個人上臺應該是最仁慈的。誰知道他上臺以後殺的人比誰都多。

[00:25:55] 你知道，你要除掉你在政權內部的對手，往往是要依靠敵人的。史達林同志依靠的是土鼈幹部，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對他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對托洛茨基，史達林是正面進攻的，一定要從理論上、政治上和人事上把紅軍和世界革命壓下來。這就需要克格勃了，克格勃是他的命根子。但是對於季諾維也夫，史達林是經常順著他的。一方面，列寧和托洛茨基是齊名的，托洛茨基是當之無愧的列寧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季諾維也夫、史達林和布哈林都是次要人物，所以一般是他們聯合起來痛打托洛茨基。不把托洛茨基搞死，他們誰都不安全。所以，史達林經常是支持共產國際在海外搞冒險活動的，但是他從來都堅定不移地反對托洛茨基用紅軍去發動正規戰爭的企圖。在這一點上，史達林是極其堅持原則的。他只要能夠發言或者能夠採取措施的時候，他一定要反對紅軍出境作戰，但是他經常是支持季諾維也夫搞活動的。道理很簡單，不准紅軍出境作戰，就可以一點點的，通過升官，把伏龍芝(Mikhail Frunze)這些托洛茨基黨給搬走。紅軍如果出境作戰，立下功勳，即使是打了敗仗，紅軍的重要性也仍然會上升。在打了敗仗的情況下，蘇聯會更加依賴紅軍，你更加無法擺脫托洛茨基。但是匪諜的活動恰好相反，你支持季諾維也夫搞匪諜活動，那麼他們的匪諜肯定會不斷折損，被德國員警抓，被保加利亞員警抓，越抓越少。

[00:27:30] 等到抓到了一個臨界點，就是中共黨史所謂的米夫同志和王明同志上臺的時候，那就是老布爾什維克折損得差不多的時候，他突然翻臉說，我要成立共產國際。成立共產國際，在蘇聯內部就是一個極度右傾的做法，意味著要搞全球統一戰線，包括要跟英美的溫和派民主勢力搞統一戰線。這是列寧同志絕對不能容忍的極度右傾，是應該立刻交給契卡槍斃的。但是這時候老布爾什維克已經死得差不多了，米夫同志和王明同志用事。季諾維也夫想要反對，但是這時已經為時已晚了。布哈林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以為歷史真相學有點用處，於是他就搜集了史達林同志前後不一的言論來證明，在中國的冒險活動不是你史達林同志親自支持過的嗎？然後你反手一耳光說你是偉光正的，這全是季諾維也夫同志的錯。我把你的言論和檔集合起來，讓大家看看是誰的錯。史達林同志沒有花一分鐘時間跟他辯論，把他和季諾維也夫都送到監獄裡面去了，然後寫了一部《聯共（布）黨史》，說全是你們的錯。廣大小學生和西方媒體唯讀《聯共（布）黨史》，沒有任何人願意去讀布哈林同志和歷史真相學家考據出來的那些其實是公開發表的檔。史達林同志連反駁都不反駁，他深刻地理解法朗士(Anatole France)在《企鵝島》(Penguin Island)上說的那句話：如果你要製造冤假錯案的話，那你就不要提供任何證據。提供任何證據，就是說雙方要反駁。雙方一反駁，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出來了。你什麼證據也沒有，睜著眼睛說瞎話，因為全都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別人無從反駁，所以你反而能騙倒最多的人。史達林同志就這樣英明地把所有人都搞掉了。搞掉匪諜這一招就需要，先刺激你去活動，然後反過來搞一下統一戰線。於是，一進一出，你的幹部就全都搞沒了。

[00:29:29] 香港一搞掉，匪諜是最吃虧的。中國跟西方國家結成死仇，匪諜哪裡也去不了。你留在西方世界的資產必然會被抄沒。你回來的話，那就是薄熙來的下場。你將遭到徹底的覆滅。這就叫毀黨造黨。這就是湘軍時代的慈禧太后再造滿洲國，廢掉了入關以來八旗的全部勢力，另外依靠帝國主義和湘軍淮軍再造了第二個新帝國。這就是馬哈茂德蘇丹的奧斯曼帝國、魏孝文帝的鮮卑帝國和慈禧太后的第二清帝國。名義上還叫清帝國，而清帝國原有的統治階級卻在這次毀黨造黨的活動中被搞掉了。毀黨造黨是蔣介石和陳希同經常提的話，他也是覺得國民黨留下來的各種派系對他妨礙太大。但是蔣介石毀黨造黨是到了臺灣以後。這些派系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基礎以後，他另外招募一幫毫無基礎的青年幹部，把那些有基礎的老幹部統統送進冷宮，這時他才能夠真正控制國民黨。標誌就是，他可以讓孫科滾蛋，讓蔣經國接班。如果他在南京做中華民國總統的話，恐怕下一任總統還非得讓孫科當不可，因為中華民國的太祖爺怎麼說都是孫中山而輪不到你蔣介石。蔣經國算老幾，一個專員出身，給你一個省長當當就已經很不錯了對不對。到了臺灣以後，蔣經國就可以做總統了；不到臺灣的話，以後接班做總統的就算不是李宗仁，也肯定是孫科。這種做法就叫做毀黨造黨。

[00:31:16] 習近平最需要的就是毀黨造黨。毀黨造黨需要內外配合，香港是一個關鍵點。香港一毀，匪諜系殘餘勢力就全軍覆沒了。改革開放幹部不會全軍覆沒，但是他們的金援全部沒有了。他們不能招商引資，單憑做官是跳不出習近平的手掌心的。你也可以看出，香港的毀滅對於習近平來說是重大利好。香港一毀，習近平就能夠毀黨造黨，今後再也不會有人說是搞什麼政變了，以後他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興英主，真正的主人，而不是胡錦濤那種傀儡主人。這兩者的區別可大了。以後他想要做史達林還是想做慈禧太后，全由他自己了。他可以另外製造一個幹部集團，來對待這些失去權力基礎和權力管道、只能坐以待斃的原先構成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幹部的兩個幹部集團。你看，現在大學生這麼多找不到工作，大多數中產階級幹部都沒有升遷機會。例如，中國共產黨缺乏谷正綱嗎？多少人想當谷正綱，看著李宗仁不忠於蔣委員長，氣得眼睛發藍。他把這些人提拔起來，把老幹部踢到一邊去，打造一個以中華民族復興為旗號的新中國共產黨，再建王朝，好處是多麼的大。所以，毀掉香港非常符合習近平集團的政治利益。毀掉香港，重建幹部集團，把黃俄系和改革開放系的人統統打入冷宮，以後他就是中興英雄，註定要創造歷史了。

[00:33:03]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這個關鍵點在於，匪諜系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階段獲得了巨大的財富，但是他們等於是接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放棄權力的贖買過程。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獨立關稅區、獨立金融、獨立信用體系和獨立發鈔權（這是香港所有的東西），以及香港基本法由代表中國主權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這兩者現在看起來是完全不相容的。為什麼全世界華人從中英聯合聲明到現在36年了，才瞭解或者說才確認這一點？

[00:33:50] 劉仲敬：因為中英聯合聲明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跟現在的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黨，就像是慈禧太後跟康熙皇帝是不一樣的。中英聯合聲明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還是黃俄集團和山東老幹部的黨，改革開放集團是憑著改革開放才起來的，在當時還不存在。而習近平這條路線在當時也是基本不存在的。大中國主義在1984年還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反動性是極為鮮明的。但是現在的新一代已經忘記當時的往事了，以為好像共產黨自古以來就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這都是要廣大同志保持清醒頭腦、需要警惕、不要落入的陷阱。而1984年的世界也不是現在這個世界，當時蘇聯還在。香港問題是西方和鄧小平聯合起來對付蘇聯的一個基辛格式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是通過香港向中國輸血，以免中國倒臺，減低蘇聯對西方的壓力。

[00:35:06] 1984年的那個世界，我還有點印象，但是現在的人可能沒有印象了。當時那個世界是認為，雷根總統在復興美國的方面並沒有什麼成就，只是使美國的國債空前膨脹，國內壓力空前的大。而蘇聯的勢力在阿富汗和安哥拉以後是有增無減的，東南亞的淪陷是早晚的事情。中國在蘇聯、越南和東南亞共產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下岌岌可危，是一個隨時可能陷落的孤島。當時的感覺，中國就像是1942年的史達林一樣，在納粹精兵的圍攻之下已經維持不了幾天，盟國必須竭盡全力防止蘇聯倒臺。蘇聯一倒臺，納粹必然無法控制。中國一倒臺，蘇聯就要無法控制。當時的心態是，美國帶頭要求撤銷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封鎖，趕緊把純粹是農民國家、在技術上極端落後的中國重新武裝起來。

[00:36:04] 蘇聯倒臺以後的形勢是發生了戲劇性變化，使大家（好像很多人都不能夠在自己的腦袋裡面同時平行模擬出幾種不同的世界線）根本想像不出當時的世界。當時的西方，歐洲還好一點，因為歐洲的眼中沒有遠東，而美國才是真正急於把中國扶起來的力量。當時的香港，情報機構是最敏感的。中國情報機構和西方情報機構在香港合作，對付難以控制的克格勃，是公開的事情。東南亞共產主義勢力的崩潰，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合作。鄧小平解散馬來人民解放軍和停止毛澤東時代積極的革命宣傳，他的主要目的也就是為了對付蘇聯。鄧小平當時的看法也是，西方在東南亞已經極其脆弱，如果再不跟他們聯合起來的話，東南亞眼看就要落到蘇聯手裡面。首先要團結起來，讓自己在南洋的華人轉而支持他們曾經反對過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好把越南和親蘇勢力打下去。現在由於親蘇勢力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像泡沫一樣破滅了，所以大家不容易想像西貢陷落以後的十年，香港人是怎麼樣一個心態。那就是投奔怒海、隨時準備像越南難民一樣上路的心態。這時候的紅色中國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安全保障和可靠的救星，並不是像現在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00:37:40] 大中華主義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得以產生出來的。蘇聯才是主要威脅，過去共產黨給我們帶來的苦都是蘇聯人帶來的，你們只是被蘇聯人驅使的傀儡，我們不記你們的仇，現在我們要依靠你們去共同反對蘇聯。所謂共同反對蘇聯，像是吉卜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寫過一些很肉麻的詩，英國人和法國人自古以來就是兄弟。這一點，1914年以前的英國人是沒有這種想法的。他們心目中，歐洲大陸的代表是誰？首先就是法國，西班牙人還是其次，德國人反倒在很多情況下是英國人的盟友。最大的威脅自古以來就來自於法國。英國人最大的驕傲就是，他們一再打敗了法國人。什麼？英國人和法國人居然會是兄弟？像吉卜林和卻斯特頓這種面不改色地給拿破崙當吹鼓手的行為，可以說無恥程度差不多跟中宣部一樣了。但是，這樣做就需要有一個藉口。藉口是什麼？這時候，中國主義就可以粉墨登場了。

[00:38:36] 我們都是龍的傳人，自從這首歌1985年在春晚上唱出來以後，剛剛從樣板戲當中解脫出來的中國人立刻就開始唱這首歌。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這首歌就代表香港，代表資本主義世界，是他們非常羡慕、但是一直得不到的那個資本主義世界，跟鄧麗君一樣。他們完全不知道這首歌的政治背景。這首歌以及後來譚詠麟在九十年代唱的那些歌曲就代表著新中國主義。新中國主義實際上是香港作為西方世界的傀儡、提供中國最缺乏的技術資源、把中國從蘇聯集團當中挖出來、對蘇聯反戈一擊的政治聯盟。這是一個純粹馬基雅維利主義、毫無原則性的政治聯盟，但是經過中國主義的粉飾就變成，大家都是龍的傳人，血濃於水，久別重逢，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變成極其高尚的事情了。你知道意識形態是幹什麼的，就是幹這個事情的。英國人長期以來跟德國人合作反對法國人，突然現在跟法國人合作反對德國人，心裡面是不是拗不過去？所以吉卜林和卻斯特頓就要出來讓你拗得過去了。

[00:39:52] 當時八十年代的中國主義是充滿了香港色彩的，霍元甲和黃飛鴻等以打倒洋鬼子為題材的武俠英雄片和警匪片充滿了香港色彩和洋味兒，跟內地拍的革命片截然不同，它們就代表了改革開放。中國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窪地生根，為什麼？因為它不是中國土產，它是洋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人是只崇拜洋貨的。誰是龍的傳人？黃飛鴻是誰在鼓吹？是香港人在鼓吹，而香港人是上等人。然後我們就趕緊把這個上等人拿在手裡的帽子搶到自己身上，然後頓時覺得自己就高貴起來了。貧下中農有什麼高貴的？龍的傳人才高貴呀。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地去趕這個時髦。趕到一定的程度，這種中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完全蓋過了過去跟窮困和匱乏聯繫在一起、誰都覺得是不堪回首的紅色意識形態，變成了我們時髦的新帽子。

[00:41:07] 要知道，趕時髦這件事情是有階級性的，就是說大家都是為了歧視其他人的。而最流行的、代表最大多數的，那不是最高階級。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變成龍的傳人比作為貧下中農打倒封資修是要洋派多了，所以他們很快就變成了大多數人（比如說鄉鎮幹部）的意識形態。比較高貴一點的階級，例如幹部子弟和知識份子，對於他們來說，這TMD不夠高貴，自由民主才是更高貴的。我老人家作為上海的一個大學生，我是何清漣，我能夠跟你們鄉鎮幹部一樣講龍的傳人嗎？我直接講自由民主。對於像余傑這樣的北大學生來說的話，這個還顯得不夠高貴呢。我自從見了克林頓總統以後，就頓時覺得，講自由民主還不夠高貴，我必須講一點基督教才足夠高貴。

[00:41:59] 而對於我老人家來說的話，我為了證明我比你們余傑和何清漣都要高貴五倍不止，你們那些教會也是土鼈，統統都是支田耶，再加上你們又不贊成大蜀民國，我更加要打擊你們了。於是，我給你們來一套中世紀的封建自由和民族發明。這個東西，全中國能夠聽得懂的人大概不超過十萬，我比你們高貴得很多了。然後我就像兔子一樣四面八方環顧，緊張地注視著說中文的人當中有沒有人發明出一套比我的更高貴的東西。當然，我這套高貴的東西其實是從臺灣學來的，但是別人不見得知道。而且就算是這樣的話，它的高貴地位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就像是中國主義是從香港學來的一樣，民族發明其實是從臺灣學來的。翻底翻下去，其實就是這個樣子的。我四面八方環顧有沒有人搞出比我的更高貴的東西。如果有人搞出有點像這樣的東西的話，我趕緊去咬他，免得他跟我競爭位置。

[00:42:56] 但是這樣做有一個毛病就是，凡是想要走最高貴、最裝逼路線的人，就得不到大多數，因為大多數是跑不了這麼快的。而政治家必須抓住大多數。大多數是什麼呢？已經不是無產階級大解放、貧下中農大翻身，而是龍的傳人了。於是，習近平同志和王滬甯同志就抓住了占人口最大多數的龍的傳人。其實這個東西在1980年代還是洋人的東西，但是現在已經像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佛教一樣變成純粹中國的東西了。而我搞的那一套，等到它變成普遍的意識形態，可能還需要十幾二十年吧。等到那個時候，它必然也會變得土鼈得厲害，也顯不出偉大高貴的性質了。這是沒有辦法解決的矛盾。你要想有政治勢力的話，那就必須阿公阿婆都知道，那麼你高貴不起來；要高貴的話，只能是極少數裝逼分子一起玩兒，讓大家都聽不懂。這兩者是沒有辦法共存的。

[00:43:55]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習近平和王滬寧搞出來的龍的傳人這一套，實際上是八十年代香港殖民中國的文化產物。現在像唐太宗和康熙皇帝一樣，已經變成中國自身的東西了。而發明這套意識形態的香港人反倒變成了這套意識形態的犧牲品，於是他們就發明出香港獨立這套意識形態。按照中國窪地的歷史規律，估計二十年以後（現在已經有人開始覺得），“搞什麼龍的傳人，龍的傳人就是土鼈的化身，港獨好像很洋派呢，我們要不要搞點上海獨立？”我想，過不了多久的話，諸如此類的裝逼分子會主動開始模仿的。你知道，這就是高地和窪地的區別。例如，蘇聯要到美國搞顛覆活動，是非得出現錢不可的；但是蘇聯知識份子之類的什麼人模仿法國和美國是不需要有人給他們任何好處的，他們從亞歷山大沙皇和十二月党人的時代就願意傾家蕩產去假裝巴黎人。所以，我這套民族發明其實也是傾家蕩產為了假裝臺灣人的結果，將來傾家蕩產願意假裝香港人的民族發明家肯定是成群結隊的，你都不用去鼓勵他們。開了這個頭，大家會自動去模仿的。不可避免的，那時候龍的傳人要像是尼古拉沙皇的大俄羅斯主義和斯拉夫主義一樣，陷入非常狼狽的意識形態困境，你怎麼鎮壓都鎮壓不住。水總是由高處往低處流的。模仿高處，總是會使你的逼格提升一大截，在跟自己的階級地位相同的人當中顯得極其裝逼、極其偉大。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形成極大的利益誘惑，可以讓無數裝逼分子前僕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為了當二十年的啟蒙英雄。

[00:45:56] 主持人：您在推特上面提到楓橋經驗，想請您稍微說一下，楓橋經驗的內涵和實質是什麼？為什麼這個暗示著共產黨已經承認它在香港的資源已經很逼近文革時期在香港的形勢了？

[00:46:15] 劉仲敬：公安局這個詞不是共產黨發明的，共產黨是學的國民黨。以前都是叫警察局，國民黨上臺以後叫做公安局。為什麼？這涉及到組織和人事上的變化。原先的員警是怎麼搞出來的，例如袁世凱時代的員警是怎麼搞出來的？趙秉鈞或者什麼人派了一撥留學生到日本去留學，到東京警視廳或者什麼地方。比如說四川蜀軍政府的楊維就是，他在日本學的就是警政，回來以後就到成都去辦巡警。日本人當然是從歐洲人那裡學來的。警政是一個專門項目，跟軍隊沒關係的。國民黨上臺以後，舊員警是專業員警，像趙仕北的大理院一樣。孫中山搞國民政府以後，首先就要撤大理院的趙仕北的職，因為他說了一句名言：“什麼黨國？司法不黨。”孫中山大怒說：“我就是來搞黨國的。你不黨？我先撤了你的職。”根據同樣的道理，專業化的員警機構要被黨國領導的公安部門所取代。例如，上海公安局首先就是桂軍白崇禧派去的人。黨軍開到某一個地方，首先就要派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去做當地的公安局局長，例如粵軍將領李潔之是廣州市公安局局長，諸如此類。目的就是用革命軍人去控制原有的專業員警系統，當然這也是改造他們。

[00:47:41] 共產黨的公安系統也是類似的。例如，羅瑞卿是公安部長，他是彭德懷系的軍人，彭德懷是蘇聯繫的軍人。現在的民小把彭德懷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搞人民公社的英雄，其實根本不是。他是企圖跟蘇聯人聯合起來，讓黨內健康力量搞掉毛澤東，回到蘇聯軌道裡面去。當然，他是比較專業的軍人，比毛澤東要專業得多，他知道人民解放軍的逼格全是蘇聯人捧起來的。比如說，臺灣軍隊如果跟美國斷交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就是人民解放軍跟蘇聯斷交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為了軍隊本身的利益，是不願意讓這件事情發生的。但是毛澤東一意孤行，於是他就跑到東歐去，跟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國防部長商量。毛澤東一聽：我不知道你什麼用意麼，你想搞政變呀，我不整死你才怪呢。然後他就找了一個藉口，說你反對三面紅旗。這當然是因為，如果大家知道黨內有名將想要搞政變的話，會動搖軍心民心，而說你反對三面紅旗就沒有這樣的效果。結果廣大傻逼知識份子竟然真的相信了，以為彭德懷是反對三面紅旗。“哎呀，他真是廣大貧下中農的大救星呀！貧下中農餓死了幾千萬，黨國從來沒有人為他們說話，只有彭德懷元帥為他們說話，而且還願意為此丟官，我們感恩戴德呀，彭德懷元帥是我們的大恩人呀！”其實，彭德懷元帥真正倒臺的原因不就是這個嗎？他代表的其實是黨內健康勢力。所謂黨內健康勢力，就是黨內親蘇勢力。說它是健康勢力也行，就是因為共產黨本來是蘇聯的分支，一切有逼格的東西都是蘇聯扶起來的，沒有蘇聯以後你會窮得光屁股。所以，為了使廣大黨員人民不受這個苦，幹掉毛澤東的就是黨內健康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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