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搶先看∣冉娜的父親被葉爾欽指定為接班人

身為物理學家的父親，從異常的都卜勒效應或正在思考的任何理論，轉向一座核子動力供熱廠即將在高爾基興建這件事。它已經破土動工了。此時不過是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災變後一年；政府極力防堵災變的消息外流，但只能延緩消息流傳的速度。

＊戈巴契夫時期

冉娜十分確定，她居住的城市是地球上最差勁的，城市的艱苦名稱，道出了被迫在這兒居住的人們的生活樣貌，尤其她的母親雷莎，得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覓食上。有時她搭火車前往莫斯科——用一夜的時間坐車——然後整個白天都在排隊，晚上再搭火車回來。莫斯科最常出產的加工肉品，在高爾基已經好多年不見了。莫斯科本身當然也物資短缺，但相較於高爾基的商店——可能除了三公升玻璃瓶盛裝、套上錫瓶蓋、完全無法辨識的烏黑汁液之外再無其他商品―莫斯科就算不是豐饒之地，也還是應許之地。有一次，雷莎帶了糖果回來，清澈的塑膠袋裡滿是包裝草率的灰棕色圓柱體。它們是大豆混合了糖、碎花生和一丁點可可粉製成的。冉娜覺得自己從來沒嘗過比這更美味的食物。還有一回，雷莎有位朋友把香蕉裝在健身包裡帶來。它們又綠又硬，而雷莎——她以前看過香蕉，不像她女兒―知道，它們應當存放在黑暗的櫥櫃裡才能熟透。父親鮑里斯並不分擔每日採購的義務，但他偶爾會現出他「搆到」的某樣東西——在蘇聯用語裡是指獲得很難找到的食物——冉娜覺得父親能「搆到」東西，是因為他太高了。基本上，他就是個超級英雄。

冉娜沒有固定的就寢時間，既然屋裡總有訪客圍坐在桌邊談話，她就跟他們一起熬夜，直到午夜或凌晨。她父親也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他會在前往實驗室途中順道送她去街坊的幼兒園，通常是死寂的時刻―午睡時間―開始的時候。這很方便，因為冉娜在家總是睡不夠。

冉娜快要三歲的時候，老木屋裡的桌邊談話內容開始變了。身為物理學家的父親，從異常的都卜勒效應或正在思考的任何理論，轉向一座核子動力供熱廠即將在高爾基興建這件事。它已經破土動工了。此時不過是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災變後一年；政府極力防堵災變的消息外流，但只能延緩消息流傳的速度。此時，損失與危害的嚴重性開始洩露出來。小兒科醫師的奶奶吉娜．雅可夫列夫娜不斷纏著自己的兒子：「當這種東西就要在城市範圍內興建起來，你這個物理學家怎麼可以袖手旁觀？」

在冉娜、雷莎、鮑里斯，甚至吉娜．雅可夫列夫娜的有生之年，蘇聯人民在政府任意危害自己的生命時，都袖手旁觀，但有些事情開始轉變了。一九八五年，共產黨新任總書記——也就是蘇聯的國家元首——宣告他所謂的「新思維」。他不是第一個說出這些話的人，甚至不是第一個使用「重建」這個詞的人，但如今有些事情確實正在轉變。吉娜．雅可夫列夫娜去參加一場集會，抗議核電廠的興建計畫；不過在一年之前，未經黨允許的集會都會被視為反國家的罪行，參與者會被逮捕審判。沙卡洛夫則在流放七年後獲准離開高爾基，搬回莫斯科。他身為物理學家和蘇聯第一顆氫彈的研發者，多年來早已成為鼓吹核能安全的鬥士。鮑里斯前往莫斯科的公寓拜訪他，錄下了與這位偉大人物的訪談，他在訪談中公開反對核電廠，而這份訪談紀錄刊載於城市的報紙《高爾基工人報》。沙卡洛夫在訪談最後說道：「我希望你們能夠成功改變事態的走向。我完全支持你們。」

最終，核電廠計畫作廢。鮑里斯則在其中找到了一項和物理同樣令他感興趣、甚至讓他更感興趣的事物。「政治」這個詞愈來愈常在餐桌上聽見，最後又加入了「選舉」一詞。

＊葉爾欽時期

父親被葉爾欽指定為接班人，前往莫斯科任職。冉娜留在下諾夫哥羅德（之前原叫那個悲慘的名字：高爾基）。一九九八年夏天，冉娜同意回到莫斯科，但有個條件：她要去讀一所普通人念的學校。第三一二小學普通到連不抽菸、不喝酒的學生，在那兒都顯眼地尷尬。但還沒等到九月學校開學，冉娜就經歷了永生難忘的一天。

他們當時住在花園環路（Garden Ring）上，這是圍繞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條環形大道。葉爾欽在那兒分配給父親一間公寓——此時這種做法簡直成了各級政府的常規：法官會從市長那兒獲贈一間公寓，地方議員得到州長贈予的公寓，涅姆佐夫這樣的內閣閣員則由總統親自撥給。這套報償體系與前蘇聯特權分配體系的差異，在於新的做法更為個人化而非系統化——每間公寓都依照上級的意願，由上級決定贈予。此外，不同於蘇聯的公寓名義上為國有財產，這些新公寓成了受贈者的財產，無論他在職幾年或是幾個月。

花園環路上的一間公寓是特權與聲望的標誌。它同時是個非常便利也非常不舒適的居住場所。你從那兒前往市區任何地方都很快，但花園環路本身卻時時刻刻都有大量車流，使得人們甚至不能打開面向道路的窗戶，因為有太多噪音和髒東西會湧進屋內。他們緊閉窗戶，看著薄薄一層黑在窗外愈變愈厚，覆蓋住他們。

但在八月那一天，冉娜走到窗邊卻什麼也看不見。本應擁擠不堪的道路上只看得到幾輛車——它們彷彿大逃亡行列的掉隊者。一定有壞事發生。她父親幾個月來一直在談論經濟危機迫在眉睫。那必定就像現在這副模樣。

父親一直在對俄國日益積累的國債發出警告。他確信，充滿誤導又假扮成自由的政府放任心態，完全無法為走向內爆的經濟承擔責任。新的俄國延續了蘇聯的體制，而且變本加厲地舉債，好支撐通貨。國債堆疊成了金字塔，終於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崩塌。這就是「違約」——涅姆佐夫從新聞電訊裡讀到這個詞，冉娜則從廣播中聽到。俄國不再清償國債，人們陷入恐慌，銀行不再發出現金，車輛不再奔馳於花園環路上。

這就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父親離開中央。一年後，葉爾欽辭職。

＊普丁時期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普丁首度當選總統十四周年，冉娜年滿三十歲。鮑里斯在早上打電話給她。

「對不起，我今晚沒法出席你的生日派對，」他說：「我在以色列。你能來看我嗎？」冉娜大哭起來。他們從來不曾錯過彼此的生日。他們都會舉辦盛大的派對。「我想，這是我最後一次辦派對了。」她對母親雷莎說。其他所有人都來了，每個人都注意到父親鮑里斯缺席，但沒人問起。

下一週，冉娜飛往特拉維夫。鮑里斯在機場接她，模樣宛如電影《教父》裡的艾爾．帕西諾，那個角色總有一隻眼睛是黑青的。只差在鮑里斯兩眼都黑青。

「我去開刀割除眼袋了。」他解釋：「我需要醫生證明向市議會告假。」

當時鮑里斯在雅羅斯拉夫爾市議會擔任議員。此地遠離莫斯科，讓他維持反普丁的立場，出席各地的示威活動。但雅羅斯拉夫爾市議會仍施予壓力，強制他出席。但他在想什麼？他以為自己可以無限期請病假留在這兒？以為要是等得夠久，調查委員會就會改變主意不再追查他？他打算留在以色列嗎？

他說他要留下來。他也抱怨自己在以色列不適應。冉娜說她同意。這裡太擠、太熱、太潮溼了。

「還有別的國家，」她建議：「天氣更好。」

父親一語不發。

他們在海灘上漫步，他談論著自己的人生，彷彿需要為自己一生的成就做出總結似的。他看起來老了許多——而他以前從不顯老。他的模樣不像個超級英雄。他一直提議要去購物，想買東西送她。她拒絕了。

她離開前，他對她說，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在哪裡。他不是在躲藏——他只想隱瞞目前不在俄國這件事。冉娜誰也沒告知。就連老闆直接問她父親是不是人在以色列，她都回答：「你在說什麼啊？」

事實上，鮑里斯是個蹩腳的流亡者。他的心不在外國。成功的流亡者為了拯救子女或財產而逃走。他逃走是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但他的人生都在俄羅斯。

幾天後，他去基輔參加了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會議，然後從基輔搭機返回莫斯科。他在機場拍了一張自拍照，發上臉書，同時引述了那位雨點電視主播兩週前的推文。他回來了。

鮑里斯的生命此時朝不保夕，因此在二〇一似的下半年，他加倍地拚命工作。他針對索契冬季奧運會前置工作中的貪污與詐欺發布了一份報告書。報告中提到許多人，尤其聚焦於弗拉基米爾．亞庫寧（Vladimir Yakunin），此人是壟斷俄羅斯鐵路事業的首腦，也是俄羅斯正教「傳統價值」社會運動的重要資助者。亞庫寧生於一九四八年，蘇聯時代是國安會軍官。他從一九九○年代起就是普丁親信的一員。但涅姆佐夫的重點不是亞庫寧的生平，而是他在索契做的生意，包括一份興建四十八公里長的鐵路，造價卻超過五百億美元的合同。涅姆佐夫確信這創下了世界紀錄。他將這個章節命名為「史上最昂貴奧運會中最昂貴的計畫」。隨著其他反對派如納瓦尼被判刑、尤達佐夫坐牢，卡斯帕洛夫和波諾瑪瑞夫流亡國外，涅姆佐夫如今成了唯一還能在莫斯科（以及雅羅斯拉夫爾）自由行動的抗爭領袖。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冉娜被雷莎的尖叫聲驚醒。冉娜知道尖叫的人是母親，但那聲音她從來沒聽過，那是驚駭的尖叫。冉娜一定是忘記鎖門，有人闖入了。

雷莎一個人坐在客廳裡。她坐在沙發上尖叫著。她手裡抓著手機。

「他們殺了他。」她說。

冉娜打開手機和電視。手機裡都是簡訊，電視也播出報導。她父親就在不到十五分鐘距離外的一座橋上被人槍殺。雷莎呼吸困難。

「不要緊。」冉娜說：「我們現在一起過去。」

天空下著傾盆大雨。她攔了計程車。

「帶我們去莫斯科河大橋（Moskvoretsky Bridge），麻煩你。」

「你們去那裡幹嘛？」

「他們殺了鮑里斯．涅姆佐夫。」

駕駛第一次看著她。他的臉孔在街燈映照下顯得憤怒。

「那關你什麼事？」

「這個嘛，或許你不在乎一個世界知名人物剛才在莫斯科市中心被人開槍打死，但他剛好是我父親。」

─────本文摘自《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

作者：瑪莎．葛森(Masha Gessen)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20-09-01

★美國國家圖書獎非文學類大獎

★紐約公共圖書館．海倫伯恩斯坦圖書大獎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大獎決選

★紐約時報書評、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西雅圖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新聞週刊 年度好書

★「我們一切的思想與行動，全都出於赤誠和熱愛俄羅斯啊！」

在缺乏信仰與依歸的時刻，俄羅斯人該如何急尋俄羅斯的偉大？

▲戈巴契夫，拆卸的鐵幕

1985年，蘇聯迎來了新政。戈巴契夫決定將垂死的國家，引進一點改革的活水。人民開始小心翼翼接觸以往禁絕的資訊，書籍、音樂、學術、宗教，涓涓細流的自由，逐漸流入大眾的內心，集會開始了、遊行抗議開始了，分離與解放的力量終於形成了洪水，衝破了柏林圍牆、波羅的海三國、高加索、所有東歐與中亞聯邦，鐵幕全面瓦解，只剩下孤零零的俄羅斯人。

▲葉爾欽，失序的國度

1991年，俄羅斯要向西方世界開放。資本主義到來，市場經濟統治，學術與文化積極接軌。那是個看似充滿希望的時期。然而，蘇聯長久的慣習沒有退去，仍像幽靈一般困擾著經濟與政治，即便國民生活水準提升了，但貧富差距加大、人民生計各憑本事、車臣分離主義分子在邊境喧囂。曾經是相對於美國的強權，而如今俄羅斯要往哪裡去？人民心中充滿了困惑。

▲普丁，眾望所歸的大家長

1999年，默默無聞的前KGB特務，接下了紊亂的俄羅斯。在車臣戰爭中，普丁終於展現出久聞不見的強勢，終結戰事紛擾，重建俄羅斯的自尊。人民全心託付給他，國家所有事情逐漸步上軌道。當穩定成為俄羅斯追求唯一的辭令，任何阻礙前進的大石先被劈除，最後連不起眼的沙子也被清掃而空，從商業寡頭、反對派媒體、學術研究自由、LGBT人權、猶太人、到抗拒NGO組織的「國外代理人法」，人們被跟監、被騷擾、被毆打、被暗殺，沒有人不能不服膺克里姆林宮的意志。內政清理好了，該向國外征討了，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這是極權主義再發作！ 《普丁：沙皇再臨》作者瑪莎．葛森， 透過四個主角、二十多個人物、譜寫出俄羅斯三十年頭急速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 這是俄羅斯人的生命史，也映照出俄羅斯開放、奔放又收緊，又如何臣服於強人專制、迷失在國族主義中。

【國外傳媒推薦】

「瑪莎．葛森是俄羅斯這一世代之內最重要的一位知名社運人士與記者。」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紐約客》（The New Yorker）

「一名極其獨立的記者……葛森深知俄國的文化與病理……（而且有著）對英語的絕妙掌控。」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葛森展現了非凡的勇氣……毫不退縮。」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瑪莎．葛森博學而謙遜、標新立異而靈巧、誠實而勇敢。在這個獨特的歷史時刻，當我們必須理解俄國才能理解我們自己，我們全都很幸運能有她領路。」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暴政》（On Tyranny）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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