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度、世界公民、流亡者

社會組織度這個概念非常抽象，我用一些台灣常見的團體來描述這些東西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在中南部的社會基層，很多地方都有守望相助巡守隊，這些人彼此是認識的好朋友，他們為了維持地方上的治安，會與警察配合，在鄉里間進行巡邏，假如看到歹徒或不認識的陌生人它們就會提高警覺，發生犯罪事件的時候他們會快速通報警察甚至是協助警察捕抓罪犯。

還有一些地方上的商會與工會，它們本身是同樣性質產業鏈的老闆或工人，大家除了在生意上可以互相配合之外，也可以交換很多新的產業資訊。

像這樣可以互相合作維持秩序或者是進行商業的地方型小團體，其實就是地方上的凝結核，請記住，有這樣的地方型小團體就能夠維持商業的繁榮與守護私有財產，這兩者是右翼不可或缺的核心。

然而這些東西你進入到類似台北之類的大都會區就少了，因為在大型都會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淡薄，人與商社的關係也僅止於雇傭關係，所以在大型都會區你很少會看到左鄰右舍彼此都互相熟識熱絡的打招呼，這就是所謂的原子化個人。

原子化個人就特別容易被世界主義趁虛而入，因為它們缺乏地方性的社區連結，而且有錢有閒，他們就會開始聚集在一些休憩場所，討論世界公民的概念。

他們會先從悲天憫人的觀點開始，說非洲人好可憐沒飯吃，說中東人好可憐都在打仗沒地方住，大家捐一點錢給這些人，它們也是地球上的居民，作為世界公民我們應該幫助難民度過難關。

經過這個延伸之後，他們會開始把戰爭歸咎於萬惡的民族主義還有帝國主義，要大家滿懷大愛的做世界公民。

這就是一個左傾的過程，因為你失去了與故鄉的連結，進入到城市之後，變成原子化個人，接下來又因為悲天憫人的情懷開始關心黑人和中東關心的比自己的爸爸媽媽還要多。

但實際上，民族他就是有如我剛剛所形容的社區小團體的放大版，那是一個大家彼此熟悉，擁有同樣風俗習慣的團體，如果這時候你在這個團體裡面滲進了黑人、中東人、甚至中國人，那麼事情就會很嚴重。

我剛剛所談論的社會組織度，那種鄉下地方的自治團體假設是100，那麼進入到都會的原子化個人大概只剩下10，然而可怕的是如果現在引進的是一些難民，他們的社會組織度經常是負數。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90年代的千島湖事件？有24個台灣觀光客到中國浙江杭州的千島湖觀光，在船上被燒死搶劫。那是個預謀的事件，而那樣的事件在中國其實時常發生，尤其是外省人進入到別的省分的時候，小則被強逼買貨敲詐，嚴重一點就是殺人越貨。

那為什麼中國人會是如此？其實是因為實施共產主義的緣故，大家要知道，實施共產主義就會導致極度的資源匱乏，俗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反過來就是，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生存的本能就會壓倒社會的規範，偷盜搶劫是小事，殺人越貨易子而食是必須，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每個人都可能陷害每個人，連丈夫都會逼著太太出去賣淫來換一口飯吃。

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負組織度的社會，所有人是所有人的敵人。

你問年輕一輩的台灣人，到底有多少雞鳴狗盜燒殺擄掠的經驗，基本上是很少的，但那些從９０年代至今活著的中國人，他們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活過來的。

這些負組織度的人除了共產中國人之外，最多的就是流亡者，因為政治局勢動盪而離開故鄉的流亡者，基本上就是強制成為一個原子化個人，而且他們多有戶口被政府查封、同伴之中有鬼、互相彼此難以信任、為了爭取金主的資金而鬥爭之類的問題。

許多流亡者，本來就是社運佬，他們原先就已經很左了，再加上經歷了流亡、大家沒錢原本的夥伴互相陷害之後，很多都被搞到心智支離破碎了。

它們可能是被政府關的時候被整，出來的時候又被同伴抹黑互鬥，跑來到台灣躲又被當作皮球踢來踢去，長期以來沒有辦法工作，也沒有錢，到最後連家人都因為和他們接觸有風險而放棄了他們了。

因此這些流亡者的組織度，跟共產中國人差不多是負值，任何一個國家接收了流亡者都會產生婦女遭到強姦、很多流亡匪徒這些造成犯罪率大增的問題，因此民族之間的邊界，也就是國家主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國家主權是保護國民的一個重要的免疫機制。

當然講這些和那些講世界公民大愛，要給流亡者一個家的左膠團題會起很大的矛盾，但是真的別太天真，你要當一個右翼，其實要先從了解社區上的問題開始，而不是去當什麼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