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9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28集整理文稿
簡體文稿：
20190319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28集整理文稿 简体.docx
Edit descriptiondrive.google.coma
音頻連接：
Sign in to your account
Edit descriptionihctw-my.sharepoint.coma
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BDOzcjmLS8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9年03月19日
整理者：三馬兄
摘要：
嚴格來說，演化系統中的所有組織都是自發秩序，就像是寄生蟲也是演化的一部分。吏治國家和集權主義本身也是演化的產物，只是它本身扮演著一個收割者的角色而已，但是收割者在演化系統中也有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刪除。凡是產生了收割者的生態系統，如果沒有滅亡的話，它的生態複雜度就會大大增加。
中世紀的各個行業，它們的准入程式都像現在的醫師公會一樣的繁複，不是你想幹就能幹的。這樣幹是不是不利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呢？為國王陛下的稅收起見，是不是能幹活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幹活，能做生意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做生意，這樣最符合國王陛下的利益呢？於是重農學派就提出了勞動權神聖的概念。
重農學派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他的“勞動權神聖、一切財富都來自於勞動、勞動創造一切財富”這個理論，是法國重農學派發明的。他有非常濃厚的基督教色彩。馬克思把基督教色彩抹掉了，把右派色彩抹掉了，就算是他自己的東西了。勞動權這個概念的實質含義是什麼呢？就是要打破行會（行會跟工會是一個詞）對勞動的壟斷，使任何人不經過師傅和行會內部的小議會的批准，他想怎麼開業就怎麼開業，只要給國王納稅就行了。
當然，這樣一來就會產生出另一個後果就是，行會的消失導致了組織度暫時出現真空，組織度出現真空，就有各種流民式的副作用。做生意虧了本的話你得自負。這時候怎麼辦呢？我們還有點組織度，我們像哥老會一樣，我們是哥們兄弟，我們已經破產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兄弟會自動變成犯罪組織。我們去恐嚇闊佬，一面互助，一面去從事那些不體面的走私貿易或者其他什麼黑幫犯罪，去把那些背叛我們的人殺掉滅口，做那些舊式的正派工匠不會做的事情。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普通法的所謂的密謀結社罪反動。普通法的密謀結社法和法國的勒沙普裡安法(Loi Le Chapelier) 就是專門對付這種具有犯罪性質的工人秘密組織的。
所以“工人無祖國”是什麼意思？工人沒有投票權，有產階級才有投票權。什麼是“祖國”？祖國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它不同于現代的大眾民主國家，也不同於以前的封建國家。封建等級國家，我已經講述過了；大眾民主，現在世界主流是大眾民主。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是地主資產階級投票選舉出的國家機構，站在這兩者之間。而工人運動站在它的邊緣地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工人普遍獲得了選舉權，因此工人就有祖國了。結果，第二國際時期工人運動的主流派變成了現在所謂的建制派的一部分。只有極端派，加入共產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才是體制的顛覆者。
資源足夠多的時候就會有人想到，現在生產出更多的資源已經不再是取得優勢的決定性力量了，因為大家的生產能力都很強。能夠更加有效地整合這些資源，才是勝利的保障。例如，俾斯麥和毛奇能夠打敗拿破崙三世的法國，關鍵就在於它能夠用軍事動員體系、預備役軍官體系、國民教育體系和全國鐵路網，使小小的普魯士的力量能夠迅速地整合起來，而強大的法蘭西的力量卻分散在四面八方。因此，十九世紀德國人的普遍看法是，德國是依靠組織取勝的國家，跟散漫的拉丁人、崇尚自由的盎格魯人不一樣，未來即將屬於我們，我們要更好地整合一下。
你不要想自己開業什麼的破事。現在是落後的舊時代的事情，在我們進步的新時代沒有這種事情。我們全德國人都是士兵，做工人還是做前線士兵只是一個分工的不同。比較上等的人，在後方做資本家經理，還要在前方做中級軍官。在前方做貴族軍官總司令還是在後方做大臣，這都是沒有區別的事情。貴族、資產階級、工人這三個階級在前方後方實現了全面的整合。哈哈，看你們英國人鼓吹的自由、法國人鼓吹的民主能不能都得過我們德國人鼓吹的組織呀？
但是德國的集中和組織卻沒有鬥過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因為儘管德國組織得更好一些，但是卻抵擋不住英國的海運控制的全世界資源和美國加入以後更大的人力和生產能力。但是德國的組織也確實有它的能力。大致上講，德國人如果是在對方優勢不超過四倍的情況下，德國人至少能打平手。雙方力量相等的情況下，德國人每次都打贏的。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協約國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超過了德國十倍以上，特別是在美國加入以後協約國的優勢擴大到十倍以上，它就打不贏了。基本的演算法就是這個樣子的。而白色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各個敵人，他們相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的話，人數和財富大概是十比一，而且控制著絕大部分的農村。但是在軍事生產方面，他們基本上就是反過來：一比五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輸給了布爾什維克。
這方面的歷史演化用技術術語來講其實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週邊宣傳的什麼體制先進不先進這些都是隔靴搔癢的話。先進不先進，要體現于資源。從足夠長遠的時間上來看，善於創造財富的體制，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會贏的；但是這不能排除，在局部的範圍，例如在普法戰爭這樣的小範圍內，雙方的生產能力相差不太多的情況下，組織和分配優勢的一方能夠取得局部的勝利。
但是如果更進一步，到俄國那種發生大饑荒的水準上，那就是生產能力本身要受到損害，那就不行了。生育率低下其實就是政治剝削進入最後階段、人民連繁衍後代的興趣都沒有了的體現。這個體現在列寧主義新人的體系中就是三代。所謂的負組織度，在這裡就體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要注意，按照廣義的自發秩序的定義來說的話，即使是負組織度，也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它的產生是有一定功能的。如果你的共同體很薄弱，像東正教社會和儒家社會那樣很容易被人入侵，那麼你就被篩掉了，你的空間就要被侵佔。
像中國這種情況，它的負組織更甚。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的：如果我留在淪陷區的話，在我的嬰兒房的門口，我寧可讓剛果黑人天主教徒、讓突厥穆斯林、讓食人族部落酋長、甚至要一窩眼鏡蛇來看守，也絕不讓一個中國人靠近這個門。
你要說我是以偏概全是可以的，因為我的生活經驗顯然不能涵蓋淪陷區社會的全體，但是我得要誠實地說，無論是我原先在1949年以前的家庭出身，還是我父母在1978年以後的階級地位，還是我本人在體制內的階級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怎麼說也是屬於前5%的。我所接觸的像武漢大學、法醫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學、華西醫科大學這些機構，在國內可能不如廣州、上海、北京的機構，但是在內地根本上就是數一數二，怎麼說也是前5%的機構。比我階級地位更低的就算不是95%也是85%，他們所經歷的那個社會，肯定比我見過的社會更加充滿了負組織度和張獻忠食人樂園的特點。
照現在的歷史博弈到這個階段的話，下一步怎麼轉都轉不靈。美國擁抱熊貓派指揮的這一批，據我聽到的謠言，跟李源潮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他反正是已經失勢了，這些黨內大佬已經自己表現出在政治上的低能。而且他們跟滿清時代的那些東南互保的軍閥不一樣，他們全都在共產黨體制內，是共產黨1949年以前的老幹部派生出來的人，自身手上都有血債，將來轉型是非常困難的。你不能指望他們像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些人在大清體制之外另外打出一片江山來。所以他們多半會欺騙擁抱熊貓派。而現在的貿易談判就是美國擁抱熊貓派企圖袁世凱化中國的最後努力。一旦他們受到欺騙，擁抱熊貓派在美國就再也沒有機會了。像謝淑麗這樣的人，將來就會落到像謝偉思一樣的下場。然後，擁抱熊貓派的失勢必然相應地導致袁世凱在中共黨內的失勢，然後他們積攢下來的這些財產，就是本來出身其實是貧下中農，但是在共產黨的庇護之下沐猴而冠的那一批新資產階級，被人認為是改革開放主要中堅力量的這些新企業家，官商合作，GDP利益集團，他們的資源必然要被打爛。
觀點是最不靠譜的。我現在實際上是採取了一些從觀點相近的政治團體中間選拔政治團體的做法。但是這是最糟糕的做法，因為我是遊士，我沒有別的資源。當你沒有別的資源的時候，你只能抓稻草的。如果你有更好的資源，你就不要輕易使自己的資源降格。例如，如果有人以諸夏的名義跑到臺灣去，你就不能接受他，因為他只是有一張嘴，他是匪諜還是很軟弱的人，都是有可能的。即使不是匪諜，也很可能是軟弱的、除了嘴以外什麼都沒有的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這種人為了極小的原因就會背叛你。而且他很可能在新的社會發現自己在新的社會中是極其邊緣的，是最下一等，然後反過來對這個社會不滿，反過來依靠遠方的祖國來顛覆他得不到升遷機會的這個寄居社會。像89年逃出來的很多人，最後都變成了匪諜，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英文不好，在美國社會比墨西哥人和黑人更加低微，最後他們走著走著，共產黨就很容易把他們收買回去了。諸夏正確的用處是什麼？你可以讓他們在美國和日本建立團體，讓他們打回去，反攻大陸，那才是他們的祖國所在。像波蘭人對敘利亞難民說的那樣，我們給你們武器，請你們回敘利亞去打仗。這是唯一正確的處理方式。如果有朝一日美國人要這樣處理我、讓我拿著武器打回去的話，我也是沒有二話可說的。
全文：
[00:00:14]主持人：臺灣的勞工運動基本上都跟共產黨走得很近，所以我們看臺灣勞工運動的一些新聞都是帶著有色眼光去看的。如果我們說現代企業是一種自發秩序，那現代工會是什麼樣的角色？它是勞工自發秩序爭取權利的一個團體，像是古代的行會一樣，還是說它是一種破壞共同體的組織？
[00:00:41]劉仲敬：工會當然是自發秩序。這要看你對自發秩序是怎麼理解的。嚴格來說，演化系統中的所有組織都是自發秩序，就像是寄生蟲也是演化的一部分。吏治國家和極權主義本身也是演化的產物，只是它本身扮演著一個收割者的角色而已。但是收割者在演化系統中也有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刪除。凡是產生了收割者的生態系統，如果沒有滅亡的話，它的生態複雜度就會大大增加。它會把原來的種群分化為應付不了的和應付得了的兩部分，而應付得了的又會發明出各種不同的應付方式，因此原有的組織豐富程度就會大大增加。所以，地球生態系統的升級，每一次都跟新式收割者的出現有關係，而人類從組織上講其實也是存在這種關係的。有保護型的牧羊犬，也有掠奪型的狼群，狼群的升級導致牧羊犬的升級，這個軍備競賽是永無止境的。所以，自發秩序本身就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自發秩序跟演化同構，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東西不是自發秩序，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發明的計劃經濟體系，是蘇聯體制的真正來源，它也是自發秩序；狹義的自發秩序就經常被人理解成為，只有善的、好的或者是符合我自己胃口的那一部分才是自發秩序，其他的都是對自發秩序的破壞，但顯然不是這樣。
[00:02:12]自發秩序各部分彼此之間都是相互競爭和解構破壞的關係，例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希臘羅馬多神教之間的關係顯然是相互解構的，長老會和天主教的關係也是這個樣子的，因此在解構的過程中它們都會有非常相似的舉動。例如，要解構一種舊文化和舊社會，那麼必須得摧毀其原有的精英階級，而這個精英階級在窮途末路的時候都是很倒楣的。基督教徒在亞歷山大打那些多神教哲學家的時候拆了他們的廟，把他們的哲學家拖到神廟裡面活活打死。蘇格蘭的長老會在沖進天主教徒和國教徒的教堂的時候把他們的牧師和神父從家裡面趕出去，讓他們帶著孩子露宿街頭。然後民主小清新一定會說，他媽的，跟紅衛兵有什麼區別？就是沒什麼區別。所有的舊制度和舊文化在倒臺的時候都遭到了這種同樣的命運。如果按照民主小清新那種觀念，這些事情都是統統要不得的，那麼可能我們還生活在亞伯拉罕時代的烏爾，還在跟亞伯拉罕父親和祖父拜的那些月神和日神在一起打交道。所謂“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就是這個道理。生態空間是有限的，它總會有新陳代謝。但是那樣的話，你是不是認為共產主義也是可以接受的呢？這就是我為什麼發明“負組織度”這個概念，因為共產黨人跟滿洲人、蒙古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不一樣。
[00:03:48]例如，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就有一批以馮勝平為代表的人，同時還利用了很多人 — — 這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共產黨統戰手法，利用一些本身不是匪諜、但是有各種糊塗思想和糊塗欲求、很容易被匪諜利用的人來做我的工作，讓我去反對伊斯蘭教。這個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的，比如說我要運用這樣的方法對付臺灣人的話，我一定會抓住那些對日本的日治時期有好感的老臺灣人，利用當年美國對日本扔原子彈的事情煽動他們去反對美國，這樣我就達到目的了。我不可能使他們擁護共產黨的，但是我如果使他們反對美國，實際上我就達到了目的。馮勝平他們那一幫人肯定以為，既然我表現出來的形象好像是西方文化的死黨，那麼我很可能看伊斯蘭教不順眼，像余杰他們都是這樣搞出來的，然後就引導我去反對伊斯蘭教，這個目的就達到了。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就得出結論說是，沙裡亞法其實像普通法一樣是習慣法的一部分。這件事情使他們非常氣炸，但是其實我不是故意整他們，我只是用理工男的方法做了一下分析而已。
[00:04:55]沙裡亞法跟普通法一樣是習慣法，但是這並不代表你一定要支持沙裡亞法或者要支持沙裡亞法的某些部分，比如說要割陰蒂什麼的，因為沙裡亞法也是千奇百怪各式各樣的。這就好像說，如果說你認為市場經濟比較優越，但是這絕不代表說市場經濟產生出來的每一樣企業，你都非要買它的東西不可，這顯然是胡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裡？就是你有很多選擇餘地，所以你不高興就可以不買。同樣，習慣法的優越性就在於多元性。普通法也是各種習慣法淘汰出來的。原始日耳曼人的習慣法也有很多內容，如果讓民主小清新看到了，會覺得感覺上跟看到塔利班沒有什麼不同。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變成自由主義者碰不得、好像神聖不可侵犯一樣的一個神主牌，其實也是經過了類似市場的演化。當然這一點在英國經驗主義的學派，包括現代的哈耶克這一派，就是休謨產生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一派當中，其實是闡述得非常清楚的。老輩的英國普通法學者，從愛德華·柯克開始，對這一點也是非常清楚的。其實他們的理論也就等於是，三個臭皮匠的默會知識強過一個諸葛亮的設計，經過歷代的賢人、哲人、聖王反復篩選下來的普通法必然是最符合神意秩序的東西，中間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經驗性的篩選機制。
[00:06:27]工會本身也是這樣的東西。工會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工會（公會）和商會在中世紀的傳統中間是不分的。同樣，一個自治城市裡面，它的議會統治者本來就是由各行會主持的。這樣的行會當中包括有像鞋匠或者其他手工業者這樣的行會，也包括有金融家和銀行家的行會。每個行會出幾個代表，這就是市議會了。你要說他們誰是資產階級誰是工人階級，這是說不清楚的。他們全都是有准入資格的，也就是說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夠當本行會的成員的，因為本行會的法權地位是跟本自治市的法權地位一樣，不是免費得來的。至少要出錢，經常要打仗，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既要打仗又要出錢。一般來說要給法國國王或者什麼人送一筆錢買特許狀，然後在發生糾紛的時候還要跟法國國王或者諾曼底公爵打仗。通常大多數自治城市的歷史當中，打仗和出錢這兩件事情是都發生過N多次的。當然，這些錢和這些兵都是各行會出來攤的。所以，你要做它的行會成員，不可能是你想做就做，你必須符合很苛刻的條件。比如說，你又不是當年我們跟諾曼底公爵威廉打仗的時代那一批老行會會員的直接後裔，你如果要加入這個行會的話，不狠狠出一筆錢、通過很長的考驗期是不可能的。所謂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個自由不是隨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享有自治城市法定特權的優越地位。這個優越地位在民主小清新的眼裡面肯定就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他們想像的那種免費的自由。這個特權是很昂貴的，需要流血和出錢才能得到。當然，這裡面說誰是工人誰是資本家，是沒有意義的。工人和資本家存在區別，是民族國家取代了中世紀的無國家狀態以後的事情。中世紀是一個無國家、有秩序的狀態，秩序是多元的。
[00:08:34]主權唯一的理論，我們要注意，這個理論跟現在的伊斯蘭國的理論是一樣的。我說出去又會有民主小清新和匪諜跳出來大罵你跟伊斯蘭教有什麼區別，但是伊斯蘭教的主權觀念跟基督教的主權觀念是一模一樣的，它們都出自於猶太基督教傳統。只有上帝及其代理人擁有主權，按照基督教的解釋就是只有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皇帝擁有主權。按照穆斯林的解釋就是只有真正的哈裡發擁有主權，假哈裡發不算。但是誰是真哈裡發誰是假哈裡發，這個在現實政治一般是靠打出來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麼其他的，像法蘭西王國這些，嚴格來說是沒有主權的。自治城市，瑞士聯邦之類的，也是沒有主權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它享有實際的治權，治權是屬它的，治權是實質上的東西，財政和軍事問題都是治權的問題，真正的憲法問題就是治權的問題。至於上帝的唯一主權，無論是按照下源說那樣通過人民的聲音表現出來，還是通過教廷和其他方式表現出來，都是象徵性的。你說你是基督徒，那麼你顯然就等於是已經承認了羅馬教廷的權威。因此，你自己搞出來的威尼斯共和國在現實中跟羅馬教廷打仗，這並不違反基督教世界的主權觀念。就算把羅馬教皇和他的三親六戚都趕出了羅馬城，那也只是一次地方性事件。交戰雙方對上帝的絕對主權其實是沒有任何異議的。神聖羅馬皇帝對法蘭西國王和英格蘭國王的管轄權也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它跟略帶神聖性的道德權威相比並沒有多很多東西。
[00:10:14]當然，隨著十六世紀以來新君主國力量的強大，情況發生了變化。多元政體的理論就是，只有上帝有絕對主權，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凡人，凡人可以特別強大特別公正，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們像上帝一樣全知全能。只有東方的神皇，像法老那樣的人，才可以這麼說。這是褻瀆神明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騎士或者主教是不敢說這句話的，你野心再大也不能這麼說。但是很多人都有輸出秩序的能力，而且輸出秩序的能力是不斷變化的。其實這就是一個你很有名氣、大家都來找你評理的問題。像聖路易這樣的聖王，即使打了敗仗也有很多人找他評理，因為他有說話辦事特別公正、而且不偏袒自己人的名聲。這個名聲就是他的司法財富。這個財富就像是企業家的商譽一樣，是很值錢的。我的企業實行三包，有質量問題立刻就退，於是我的消費者就特別多；他的企業就是耍賴，就是不給你退，於是消費者就不來找他。就是這個道理。比較精明強幹的國王，像亨利二世，就利用這一點。你們不是都來找我嗎，我當然是應該收錢的，我辦法院就是辦企業。我很公正，所以你們來找我的法庭判案，我收的訴訟費就多。我講公正不是為了什麼玄遠的意義，我就是為了很想多掙點錢，跟現代企業家的邏輯是一樣的。司法統治和多元統治就是這樣展開的。
[00:11:45]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淘汰到一定程度，有些人就有了遺產。比如說王陽明很有名，他死了以後，他的剩餘價值沒有消耗殆盡。他的徒子徒孫雖然沒有王陽明的本事，但他可以說，我是王陽明的大弟子、二弟子，我是王陽明的徒孫，混碗飯吃還是可以的。這就是秩序的遺產。你繼承了先輩的秩序遺產，即使你自己不行，你還可以吃一陣子。像懺悔者愛德華這些人的遺產留給誰了呢？那當然就是留給後世哪怕是貪婪而不公正的英國國王了。聖路易的遺產留給誰了呢？當然也就是留給後世哪怕是貪婪而不公正的法國國王了。於是就產生了某些特別強大的君主。這些君主在普通的外行人看起來，好像他們哪一點都不比神聖羅馬皇帝差嘛。神聖羅馬皇帝不過就管住了德國這一塊，還沒有英國和法國的地方大。為什麼英國國王和法國國王就要比神聖羅馬皇帝低一等呢？這好像不合理。首先就是法國國王贍養的知識分子就覺得這太他媽的不合理了，亨利八世的英國大臣也覺得好像是很不公平，我們要找一點理論依據來把我們的國王捧一捧抬一抬，於是他們就發明了我們所謂的主權者概念。主權者概念是上帝主權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從此以後，上帝的代理人就不僅僅是獨一無二的羅馬了，而是很多世俗君主。只要你能夠對自己的領地實行有效的和排他性的管轄，你的正義能夠壓倒其他所有人的正義，使你的臣民感到滿意，你就可以自稱和被稱為主權者。
[00:13:23]但主權者概念有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是，誰是主權者誰不是主權者？如果人人都想當主權者怎麼辦？那就只能靠打了。什麼叫做排他性主權？封建主義是沒有排他性主權的。聖路易的法庭雖然很牛逼，但是就在巴黎城裡，醫院騎士團的法庭跟國王的法庭平起平坐。國王有的時候跟巴黎市民打起來了，而國王不一定打的贏。打了敗仗的國王，例如美男子腓力，就要帶著他的老婆孩子逃到騎士團的法庭裡面去避難。當然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打輸的，下一次他打贏的時候，又該輪到巴黎富裕市民帶著自己的老婆孩子跑到騎士團避難了。然後法國國王又跟騎士團打起來了，然後情況又可能相反，騎士團的人又跑到巴黎法院避難去了。這是中世紀的正常狀態。等到路易十四時代就不行了。法蘭西王國的境內，法蘭西國王是至高無上的。原先理論上是法蘭西國王藩屬、但是實際上法蘭西國王根本管不住的像諾曼底公爵這些人，你就要選擇了。你也許會像佛蘭德伯爵那樣，老子索性以後就不算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了，法蘭西王國的邊境停留在諾曼底公爵和佛蘭德伯爵的邊界這裡。諾曼底公爵這些人服從了法蘭西國王，而佛蘭德伯爵他們就變成了獨立的低地國家，後來歸順了哈布斯堡王室。哈布斯堡王室的封建性比較強，所以它還像過去那樣比較散漫。總之，依靠這一系列的演化，最後以法蘭西王國為模範形成了新的絕對主義國家。主權概念是伴隨著絕對主義國家的理論發明。
[00:15:06]絕對主義國家的產生導致了演化系統的一個副產品，就是說，銀行家行會、鞋匠行會和屠夫行會每年復活節至少要打兩架，現在看來好像已經不是很有必要。在正常情況下，在聖女貞德那個時代，屠夫行會每年要打銀行家行會三次，這是他們本城市的內戰。然後在打內戰的間歇之中，本城市還要跟法國國王、諾曼底公爵打上三次或者五次，這是他們的外戰。這是中世紀的人的正常生活方式。自從路易十四任用馬薩林(Cardinal Mazarin)做首相、鎮壓了巴黎市和最高法院主持的投石黨之亂(Fronde, 1648~1653)以後，似乎他們已經沒的可打了，因為以後再要私鬥的話國王就要法辦你。因此，在這個時期的法蘭西和西班牙，自治城市的權力漸漸變成有法統而不能實際執行的那種狀態。也就是說，從演化的角度來講，它漸漸向闌尾方向、向歷史遺痕器官的方向靠攏。打仗現在不再重要了，或者說是打不打都可以了，那麼錢就變得很重要了。以前的人是要用打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一面勞動掙錢，一面又要打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現在國王聖明，國王給你們帶來了國王的和平。國王的和平在以前的封建時代是很難得的事情。比較軟弱的國王根本沒有國王的和平，只有上帝的和平。就是說，各路領主和各路能打的人士看在羅馬教會的面子上，一年有一個月或者三個月大家休戰，讓商旅得以通行，不會打的人喘口氣。上帝的和平也管不住全年，到時候大家繼續打，國王的和平是時有時無的。搞到最後，國王的和平壓倒了上帝的和平，國王可以一年到頭讓你們不打仗。有了糾紛，你們向國王請願吧，國王替你們主持公道，這樣你們也就不用傷筋動骨、缺胳膊斷腿了，國王是多麼的聖明，你們應該感到滿意了。
[00:17:30]這樣一來就是說，如果我把以前打仗的資本、時間、精力和其他投入用來賺錢，國王照樣能保護我的安全；而他還要繼續練武，用很少的時間來賺錢，而他練的武是白練的，以武犯禁說不定還要被國王打，反而是一個負資產，結果他賺的錢就不如我多。於是這樣一來，賺錢不賺錢漸漸就比練武不練武要重要得多了。於是，那些比較有能力賺錢的行業，例如金融家行業，就變成資本家了；而那些賺錢能力不大的，例如鞋匠行業，就漸漸變成工人了。他們之間的差別漸漸增大，錢的作用漸漸使他們分離開了。在同一個巴黎城內，他們過去是習慣於，不管自己在市議會上是怎麼打，要打勃艮第公爵或者要打奧爾良公爵的時候，屠夫、麵包師、鞋匠和銀行家都統統放下自己的活計，拿出自己房子裡面的刀槍一起上陣打那些公爵去了；現在就變成，他們雙方因為經濟上的問題，在同一位國王的統治下漸漸變成兩種不同的人了。接下來的發展就是，站在國王的財政官的角度上，因為絕對主義國家的核心就是常備軍和財政署，國王要有更多的錢來養更強大的軍隊，對內可以維持國王的和平，對外可以跟其他的國王撕逼，錢是越多越好，因此國王也要鼓勵你們發財致富。所以，你看馬克思或者其他什麼左派作家的說法，都認為新君主國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開明君主是資本主義的催產師，因為財富的增多跟國王的和平之間有連帶關係，雙方之間有極其密切的共同利益。但是中世紀的自治城市和各位領主不一定是這麼看的，多半不是這麼看待問題的。
[00:19:24]然後國王就想到，怎樣才能增加王國的財富？這時就首先產生了我們所知的重商學派和重農學派，然後產生了我們最熟悉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派。自由貿易學派是建立在重商學派和重農學派的基礎之上的，它的主要功績就是抨擊這兩個舊的學派。我們經常認為它們是對立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是前者的土壤造就了後者。而前兩者跟新君主國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它們都是想要用各種在自由資本主義者看來不見得正確的手段增加王國的財富。增加王國的財富就有一點，這是重農學派提出來的：中世紀的各個行業的准入程序都像現在的醫師公會一樣的繁複，不是你想幹就能幹的，這樣幹是不是不利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呢？為了國王陛下的稅收起見，是不是能幹活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幹活、能做生意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做生意最符合國王陛下的利益呢？於是重農學派就提出了勞動權神聖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後來馬克思洗稿的對象。法國重農學派是法國保守主義者的主要思想淵源，是馬克思在流亡比利時期間用極右派思想來打擊溫和左派 — — 也就是說打擊激進自由主義者和溫和社會主義者的一把刀。這是他的秘訣。照傳統上來講是溫和自由主義者跟保守派作鬥爭，而他那一派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後他在左派的生態位中崛起，他發現左派的大佬大多數是溫和自由主義者，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激進黨和激進自由派的人。他要打擊這些人，就從這些人的天然對手 — — 右派和保守派那裡尋找思想資源。但是他要佔據的是左派領袖的生態位，所以他就把這些右派的理論打扮成左派的樣子，產生了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所以，重農學派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他的“勞動權神聖、一切財富都來自於勞動、勞動創造一切財富”這個理論是法國重農學派發明的，它有非常濃厚的基督教色彩。馬克思把基督教色彩抹掉了，把右派色彩抹掉了，就算是他自己的東西了。
[00:21:44]勞動權這個概念的實質含義是什麼呢？就是要打破行會（行會跟公會是一個詞）對勞動的壟斷，使任何人不經過師傅和行會內部的小議會的批准，他想怎麼開業就怎麼開業，只要給國王納稅就行了。這意味著什麼呢？本來的勞動者有很大一筆收入和投入是要來供養比如說木匠行會這個小共同體，然後木匠行會出一筆錢給市議會，市議會出一筆錢給國王買他的特許權。你看，這中間的層級是很多的，中間有好幾層。小共同體、中共同體、中大共同體……一直到法蘭西王國。國王陛下想的是什麼？你他媽的這些中間商賺錢太多了是不是，我直接跟勞動者打交道，勞動者一次性付錢給我，你們這些中間環節都給我去死。尤其是萬惡的巴黎市，在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中你曾經一千八百次打過我的歷代祖先，我把你搞死這件事情太讓我開心了，同時我還可以多掙很多錢。但是我作為一位聖明君主，我也不讓你們工匠吃虧，你們工匠只給我國王交一次錢，是不是比連續給這些小共同體交N多次錢來得划算？所以我們來吧，勞動神聖，勞動自由。我們親愛的路易十六就是勞動神聖和勞動自由最主要的鼓吹者。他老人家繼承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傳統，直到法國大革命快要把他吃掉的前夜，仍然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反封建的鬥爭之上，就是死命地搞這些其實是最有可能維護他的殘餘統治的包括行會在內的各種封建勢力。
[00:23:39]當然這樣一來又會產生另一個後果就是，行會的消失導致了組織度暫時出現真空，組織度出現真空，就有各種流民式的副作用。流民在封建歐洲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如果實行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政策，過去由行會負責的質量保證和品牌保證這些都要交給外行的消費者自己去瞎碰了。當然與此同時，他們根據封建法統維持公序良俗、維持本地社會秩序等等各種小作用也就消失了。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無家可歸者都可以做工匠，而他的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跟過去小共同體嚴密約束之下的有自己的工匠詩人和工匠市場、整個就像一個小國家、各方面都一一齊備的老牌工匠相提並論的。這樣產生的副作用是，因為法蘭西還是去封建未遠，它並沒有真正出現秦始皇幾百年以後才出現的那種流民，但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准犯罪組織。工匠是有工匠守則的，他掙錢的方式是非常確定的，同時它壟斷了市場，除了通過工匠行會以外你買不到別的貨，它不怕掙不到錢，因此它也不會不擇手段去掙錢；而工匠行會取消了以後，有些野路子的工匠就會搞犯罪團體了。
[00:25:10]直截了當地說，在殘酷的自由市場競爭當中，如果你的產品受人歡迎，你就比過去的行會工匠掙得多得多。早期的資本家，像英國所謂的帕斯頓家族，其實就是由富農和工匠這些人產生出來的。原先大多數老牌的、最早的資本家都是由工匠階級和富農階級中的成功者變成的，他們漸漸就變成資本家了。他們自己甚至可能開銀行，因為銀行現在也不再有准入資格，有錢就可以開，只要你自己有辦法不破產就行，他們跟過去的有行會的銀行家就混在一起了。這就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技術上的起源，有很多有名有姓的名門大姓都是這樣起源的。但是有成功者就有失敗者，那些賣不出去的人沒有原有的工匠行會，沒有原來的教會共同體的保護，他們怎麼辦？他們很容易用犯罪手段。比如說像巴爾紮克的某些小說，《十三人故事》之類的，其實就是寫的這些。他們其實還有一部分舊工匠行會的組織方式，但是法定的特權現在都已經沒有了。比如說，舊的工匠行會彼此之間要一起共餐，喝杯酒，發誓，相互忠誠，我們大家都是兄弟，諸如此類的，他們也有這些，但是這些權利不再是特權了，你們也不能壟斷市場了，做生意虧了本的話你得自負。這時候怎麼辦呢？我們還有點組織度，我們像哥老會一樣，我們是哥們兄弟。我們已經破產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兄弟會自動變成犯罪組織，我們去恐嚇闊佬。一面互助，一面去從事那些不體面的走私貿易或者其他什麼黑幫犯罪，去把那些背叛我們的人殺掉滅口，做那些舊式的正派工匠不會做的事情。
[00:27:05]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普通法所謂的密謀結社罪反動。普通法的密謀結社法和法國的勒沙普裡安法(Loi Le Chapelier)就是專門對付這種具有犯罪性質的工人秘密組織的。巴爾紮克有很多小說都是描繪這樣的組織的。這個時代也就是所謂的共濟會傳說、光明會傳說產生的階段。其實所謂的共濟會和光明會有大概率就是失去特權的木匠行會，他們有互助的傳統，而且他們有共和主義的傾向。在耶穌會和親君主派的勢力看來你們是顛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在某些啟蒙知識分子看來你們是可以發動的力量。所以，有些啟蒙知識分子，包括美國制憲會議的某些議員，本身也是共濟會會員。他們加入了共濟會，例如在法國，就等於他們是耶穌會在政治上的死對頭。這就是共濟會傳說的起源。實際上真實的共濟會並不存在，因為共濟會的歷史是十九世紀以來被很多人都研究過的，它真實的起源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是當時仍然具有中世紀結社風格、但是已經失去中世紀特權的眾多小共同體組織之一。這些小共同體組織有一部分在市場競爭中失敗以後未能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公司，就變成了犯罪組織，然後就變成勒沙普裡安法這些馬克思所謂的資產階級法律的鎮壓對象了。馬克思主義者把這樣的法律描繪成為資產階級對工人運動的鎮壓。
[00:28:41]當然，早期的工人運動確實有可能跟這些犯罪組織有關係，例如它可以去搗毀成功的競爭對手的機器，按照資產階級法律來說這就是破壞財產，諸如此類的。但是早期的工人運動是一個典型的自發秩序現象，它是多中心的，包含著極端反動和極端進步的各種勢力。例如德國的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之類的勢力是什麼？它是封建勢力的側翼。它反對資本主義是為什麼？過去我們德國的公會像一個小社會一樣，我們跟城市的各位爵爺都簽有條約的。我們有自己的工匠詩人，我們作詩都是自己做的，有工匠歌手，我們有自己的專業歌手。我們是一個小國家，這個小國家內包含一個國家的所有成分，我們根本是無假外求的。搞什麼狗屁資本主義競爭？你們這些講人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資本家跟新君主連在一起，是破壞我們偉大的紅鬍子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 Holy Roman Emperor)一路傳下來的喝啤酒的老德意志人的良風美俗。你們這些萬惡的新德國人跟著可惡的腓特烈·威廉國王(Frederick William IV of Prussia)和他的自由主義者走，連啤酒都不喝的，居然要改喝進口的咖啡和糖，你們是多麼罪惡呀。
[00:29:56]請注意，在當時的老派和保守派的德國人的風俗當中，喝咖啡加糖這件事情是很不正派的事情。一個真正體面的、保守派的、愛妻子愛兒女、定期去教堂的老德國人是應該喝啤酒的，因為紅鬍子皇帝都是喝啤酒的。咖啡是什麼亂七八糟的美洲玩意兒，還要加上非常昂貴的、從西印度進口來的糖。糖可比牛奶要昂貴得多了，所以莫札特為了裝逼起見就給他的孩子喝糖水，結果把他的孩子喝死了。如果他的孩子喝牛奶的話，估計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維也納到處都是奶牛，每一個富裕農民都能給自己的孩子喝牛奶。你想，莫札特是一個宮廷樂師，他欠債欠得再多，窮得再厲害，他也不會連農民那點錢都沒有吧，他就是裝逼。不久以前，僅僅幾十年以前，只有兩種人能夠吃糖：一是病人，憑醫生的處方到藥房去開含糖的藥品吃；二就是貴族，像伊麗莎白女王的宮女之類的，隨身帶著一個點心盒子，拿出兩塊糖或者幾顆胡椒來，嚼一嚼，只有我們才能吃得起糖，越過大西洋運來的東西那是不便宜的。莫札特能夠買得起糖，雖然當時的糖已經價格降了一點，但還是遠沒有降到像現在的古巴糖和甜菜糖這麼賤的地步。他的階級地位只比貴族低一級，比大多數市民和富裕農民要高得多，所以他能吃那些富裕農民和普通市民吃不起的東西。但是這東西在營養學上一點都不合理，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現象。你們這些裝逼的新資產階級，你們喝咖啡加糖簡直是不正經死了。
[00:31:38]正義者同盟的那些老牌公會是德國封建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盟友，他們的反資本主義是一種反動的反資本主義。當然也有跟自由主義者結盟的，就是馬克思所屬的那一派，跟法國的路易·博內(Louis Bonnet)那些人大致上差不多，是屬新的自由資產階級，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那一派的。他們希望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摧毀舊的封建階級，使他們像雅各賓黨無套褲漢一樣能夠正式登上政治舞臺。馬克思就是借著他們的勢產生出來的。當然，既然大家都要搞勞工運動，而舊的勞工的出身壁壘和准入壁壘都已經垮臺了，照孔子的說法這就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崩樂壞，照陳寅恪以及照我這樣的人的感覺就是很明顯的，因為對於有階級壁壘觀念的人來講就有一種酸酸的感覺。這種酸酸的感覺是什麼呢？比如說，某某人在1980年混到了北京戶口，他肯定是費了很大力氣才混到的；如果突然北京開放戶口了，所有人都可以當北京人了，於是他立刻就會覺得不公平了，就是這樣的。我對於現在的改革開放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感覺。你們算個屁，你們的祖先完全是貧下中農好不好，你們完全是搭順風車起來的，我們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只不過我們被共產黨打倒了。你竟敢認為你可以跟我們平起平坐，而且還拒絕接受我老人家的領導，甚至還私通共匪，我一定要把你打成匪諜。這就是所謂的禮崩樂壞。什麼叫禮崩樂壞？就是說，按照我的看法來說，我才是正統派，你們未經我的批准就膽敢自稱自由主義者，這簡直是反了，而且尤其是你們還竟敢把胡耀邦和趙紫陽說成是自由主義者的保護者，你簡直是通敵叛變好不好。
[00:33:22]當時工人運動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正派的老工人就是，在行會時期，我的祖先花了很大的代價才混上一個自由市民的資格，變成公會成員，現在他媽的竟然是什麼人都可以自己組織公會了，反了反了，我要組織正義者同盟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要你們懂得我們才是正統，你們要加入我們的組織，需要好好脫一層皮才行。但是這一招不見得管用，因為人家自己搞了一個自己的組織，再找幾個馬克思出來論證他們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看你怎麼辦，你又沒有法定的特權去打壓人家。所以，在廣大吃瓜群眾看來你們不過是兩個相互敵對的公會派系在競爭而已。當然，有競爭就有宣傳，馬克思也寫了很多文章來黑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那些人，把他們黑成是舊普魯士王國的忠僕，政治上的庸人。“庸人”這個詞是歌德同志發明出來的，它是有文學上的含義的。但是馬克思把這個詞引用過來，用來很普遍地、像我用“費拉”一樣非常濫用的手段來罵他在政治上的對手。反正總之，凡是不聽馬克思同志的教導、不願意接受馬大教主統一領導的人，最終在某一個時期都會被罵成是庸人、小資產階級和反動分子。但當然這只是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魚龍混雜的狀態。時間能解決一切問題。當然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過了一百多年以後，漸漸的，由中世紀有形態的行會組織與農民工進城、沒有形態沒有法權、好像是占了便宜的新工人階級的差別就漸漸泯滅了，老的工人階級當中的工人貴族可能已經變成資產階級了，諸如此類。同時，整個歐洲的政治形態都已經變成了民主國家。大家已經習慣於，除了專業軍隊和警察以外，平時是用不著打架的。
[00:35:10]中世紀的人打架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些保持了中世紀風格的社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美國大學和德國大學，大學生的首要義務就是決鬥。如果你不是大學生，你做了手工業者，做了工人或者資本家，你要在街上打架的話，警察是要立刻抓你的；但是你進了大學，你就享有中世紀的治外法權，你有權決鬥，而警察的權力停留在大學的門口，他不能越過大學自治當局而進大學來抓人，而大學自治當局自己就是由決鬥學生組成的。所以，茨威格作為一個自由派的猶太人 — — 請注意，當時十九世紀末期的自由派跟現在的白左有非常密切的生態學上的相似性，而且他們也包括有大量的傳統上就不打仗的猶太人。茨威格就是猶太人，猶太人最容易變成自由派思想家了，因為不打仗也不會打仗的人最喜歡把那些打仗的人的後裔由依靠打仗而獲得的特權統統抹掉，所以屁股和腦袋是密切相關的。他進了大學以後就十分不高興地說：“他媽的，德國大學的風氣太壞，學習成績好壞無關緊要。你學得再好，都不如那些在決鬥中受了傷、臉上帶著傷疤的人追女孩子追得容易。女孩子覺得，誰臉上有傷疤誰就最酷。你學習成績再好，人家當你是一個書呆子。這個風氣，哎呀哎呀哎呀。”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他就是一個傳統上沒有軍事習慣的猶太人。
[00:36:45]當然，女孩子看待大學生，至少是當時的大學生，就是中世紀時期平民階級看待貴族的那種看法。使用武力而不受懲罰是貴族的特權，大學生是一個准貴族。你在街上不能隨便打人，而在大學裡面這不叫打人，這叫決鬥。上等人就是要決鬥的。大學生可以決鬥，普魯士軍官也可以決鬥。法蘭克福的商人雖然可以買下二百個普魯士軍官，但是你始終不能決鬥。你在國王陛下的面前，甚至是在議會裡面，你都有一種低三下四的感覺。例如著名的醫學家魏爾肖(Rudolf Virchow)，他自己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一個代表，也當上了國會議員。按說我們親愛的俾斯麥親王也不過是一個國會議員，按照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邏輯來說大家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實際上魏爾肖好像總是矮人一頭一樣，所以他也十分不高興。最後他們吵架了，俾斯麥說你侮辱了我，我一個貴族怎麼能受人侮辱呢？我們決鬥，我們決鬥。魏爾肖說，可以的，我用解剖刀跟你的寶劍決鬥。當然這就是純粹惡搞了，於是他們就未能進行俾斯麥想要的那個決鬥，但是這次滑稽的決鬥本身就表明了資產階級和舊貴族之間風格上的差別了。
[00:38:04]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當時還沒有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那一套作風在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來看還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多中心的。儘管馬克思玩弄了很多權術，包括種族主義言論諸如此類的，例如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哥薩克人是天生的劣等民族，比非洲黑人還要劣等，比德克薩斯的墨西哥人還要劣等，我們進步分子有朝一日當了權，一定把這些沙皇俄國哈布斯堡反動勢力的走狗統統肉體消滅，後來這一點真的兌現了，所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權以後就把他們抓得到的唯一一批反動分子、當然也是曾經跟布爾什維克打過仗的哥薩克人肉體消滅掉了，但是他們未能抓住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所以這些人就在哈布斯堡家族的保護之下違背進步勢力 — — 波蘭和匈牙利民族發明家的意志，發明出了他們自己的反革命民族，克羅地亞民族和斯洛文尼亞民族。東歐的民族，有革命勢力發明的民族，也有反革命勢力發明的民族。其實，所謂革命勢力，就是反抗德國和俄國這兩個大帝國的民族發明家；所謂反革命勢力，就是反對上述民族發明家的更小民族的發明家。這些更小民族的發明家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的邏輯覺得，德國和俄國壓制了萬惡的波蘭貴族和匈牙利貴族，反而是我們民族發明的一個保護者。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或者馬克思的所有繼承人，或者蒲魯東、拉薩爾、布朗基或任何其他什麼人，想在工人運動當中混一混，無論你的手段多麼高明，實際上總的效果來說也無非就是罵娘而已，就是寫出文章來罵一罵你黑一黑你，僅此而已。黑得高明不高明、有沒有效果這件事情是由不得寫文章的人的，是要由讀者說了算的。
[00:40:04]在新時代來臨的時候，漸漸消除了舊階級之間的界限。新的問題的焦點轉移了，以後的階級上升和階級下降都要看你應付新問題的能力。新的問題就是，在自由主義國家擴大選舉權的過程中間，工人運動的右翼傾向於變成自由主義運動的左翼，走擴大選舉權的道路，變成各國自由黨的一個分支，而左派則對此不抱任何希望。所謂“工人無祖國”是什麼意思？工人沒有投票權，有產階級才有投票權。什麼是“祖國”？祖國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它不同于現代的大眾民主國家，也不同於以前的封建國家。封建等級國家，我已經講述過了；大眾民主，現在世界主流就是大眾民主。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是地主資產階級投票選舉出的國家機構，站在這兩者之間，而工人運動站在它的邊緣地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工人普遍獲得了選舉權，因此工人就有祖國了。結果，第二國際時期工人運動的主流派變成了現在所謂的建制派的一部分；只有極端派，加入共產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才是體制的顛覆者。
[00:41:24]共產國際並不是從巴黎公社產生出來的。巴黎公社等於是勒沙普裡安法反對的那一批風格不正的、由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組織起來的工人劫持資產階級和各主流行會。巴黎市的法定名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者，共同體也。自治市就是公社，公社就是自治市，只不過傳統的自治市是由各行會主持的，這些各行會既有資產階級色彩濃厚的，也有工人階級色彩濃厚的。巴黎公社是什麼呢？舊巴黎公社，比如1789年的巴黎公社，它是由八十幾個行會聯合組成的。極左派控制了二十多個行會，然後把其他的六十多個行會趕出了巴黎，宣佈自己成立巴黎公社，這等於是破壞了巴黎公社的法統。馬克思所謂的巴黎公社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因此它被法蘭西共和國鎮壓了。在它被鎮壓以前，它首先把那些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跟他們作對的行會領袖統統打成資產階級分子槍斃了。但是即使是巴黎公社，它本身也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聖女貞德那個時期屠夫行會和勃艮第公爵的聯軍打進了巴黎、把麵包師行會和奧爾良公爵的聯軍打垮了以後，也搞過諸如此類的大屠殺。
[00:42:56]自發秩序當然不是不流血的。勝利者能夠善待失敗者，那是只有在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這個框架內才有意義的。在這個框架之外、之前和之後，就不存在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只有敵我矛盾。這就是共同體的邊界問題。誰是共同體的成員，雙方之間的勝敗就是以禮相見的，就是民主小清新所謂的民主。你如果問民主小清新，一個品學兼優的德國軍人可不可以享受美國共產黨員的那些待遇？答案當然是不能，因為美國共產黨員還算是美國人，品學兼優的德國士兵就算是敵人了。在華盛頓將軍的那個時代，印第安人是外國，是弗吉尼亞州的交戰對象，所以他們當然不能享受哪怕是自由黑人的待遇；但是現代的印第安人是美國公民，他們就要享受這樣的待遇了，於是華盛頓將軍那個時代怎麼迫害印第安人之類的事情就變成他們的罪名了。其實那不過是對待敵國的正常手段而已，現代的美國對待德國和蘇聯還不是這樣的？這只不過是一個法律邊界的問題而已。一切都是取決於法統的。
[00:44:12]當然，自發秩序產生到一定程度，麵包足夠多的時候就會產生麵包蟲，資源足夠多的時候就會有人想到，現在生產出更多的資源已經不再是取得優勢的決定性力量了，因為大家的生產能力都很強，而能夠更加有效地整合這些資源才是勝利的保障。例如，俾斯麥和毛奇能夠打敗拿破崙三世的法國，關鍵就在於它能夠用軍事動員體系、預備役軍官體系、國民教育體系和全國鐵路網，使小小的普魯士的力量能夠迅速地整合起來，而強大的法蘭西的力量卻分散在四面八方。因此十九世紀末德國人的普遍看法是，德國是依靠組織取勝的國家，跟散漫的拉丁人、崇尚自由的盎格魯人不一樣，未來即將屬我們，我們要更好地整合一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普魯士經驗進一步地發揮。這個發揮就產生出斯賓格勒所謂的普魯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主張的工人階級聯合是要不得的，工人階級懂得怎樣管理企業嗎，懂得怎樣管理國家嗎？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放得更大一些，由普魯士貴族把克虜伯這樣的軍工企業整合到普魯士軍隊的體系中來，使廣大的軍火企業工人也像是普魯士軍隊裡面的士兵一樣，讓他們嚴格地服從軍事紀律，企業家和工人變成普魯士軍隊的軍官和士兵，整個德國變成一個大兵營，這樣煥發出來的戰鬥力是多麼強大，真是全歐洲莫能擋。德國控制了全歐洲的資源以後，征服全世界還有問題嗎？”
[00:45:53]這就是德國戰時計劃經濟的起源。德國變成一個軍火總公司，去前線和留後方變得沒有區別。如果你是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你去前線就是做士兵的，受貴族軍官的領導；在後方，你要受計劃經濟委員會的領導。你不能像原先那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必須去國家戰爭最需要的地方。哪個行業，例如炮彈工廠最缺人，你原先是做什麼的不重要，你到炮彈工廠去。原先不會也沒有關係，我們給你開六個月的培訓課程。你一個普通工人，又不是大學生和工程師。工程師學四年，你學六個月足夠了。六個月，然後你就上崗。你不要想什麼自己開業之類的破事，那是落後的舊時代的事情，在我們進步的新時代沒有這種事情。我們全德國人都是士兵，做工人還是做前線士兵只是一個分工的不同。比較上等的人，在後方做資本家經理，還要在前方做中級軍官。在前方做貴族軍官總司令還是在後方做大臣，這都是沒有區別的事情。貴族、資產階級、工人這三個階級在前方後方實現了全面的整合。哈哈，看你們英國人鼓吹的自由、法國人鼓吹的民主能不能鬥得過我們德國人鼓吹的組織呀～至於落後的、半亞洲的俄羅斯人，呵呵，你們是只配做殖民地的。德國的工人階級就是這樣被整合進去的。
[00:47:13]然後打到一定程度，俄國人被打得很慘以後就開始覺得，我們俄羅斯帝國的效率真他媽的太低了，我們民間的自由主義者、地方自治派就組織了一個福利團體。該福利團體本來是為了救濟傷兵在後方的家屬的，但是實際上它後來的規模發展得比政府還要大，等於是變成了後方物資的主要配給者。他們的主要成員是地方自治局的小貴族和資產階級，這些人把農民的物資徵集起來用來供養城市的退伍軍人和退伍軍人缺吃少穿的家屬之類的。同時，俄國分量還很輕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鐵路資產階級，在自由派的右翼 — — 十月黨人的主持下，組成了一個軍事工業委員會。就是說，我們俄國軍火工業本來就比德國差得多，炮彈生產也要差得多，被德國人打得好慘好慘，我們只有像德國人那樣整合整合，組織一個軍事工業委員會，把我們有限的鐵路運輸能力、工業生產能力集中，好鋼用在刃上，盡可能生產出更多的炮彈，盡可能把更多的炮彈運到前線去。結果，這個福利委員會和這個軍事工業委員會的起源雖然是民間的，是由國家杜馬的一些資本家議員搞起來的，但是最後發展到比沙皇的政府還要強大。國家杜馬本來是鬥不過沙皇的，但是到了戰爭後期，沙皇政府已經必須仰仗國家杜馬的鼻息了，因為沒有軍事工業委員會和救濟總會，沙皇的軍隊已經無法運轉了。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國家杜馬要沙皇退位、而俄軍總司令阿列克謝耶夫居然會不聽沙皇號令的原因。他作為總司令，非常清楚，沒有後方的這兩個組織，他的兵源和炮彈立刻就要成問題，三個月之內他就會被德國人所俘虜。他的真正主人已經不再是沙皇了。戰前的貴族軍隊和哥薩克軍隊，它的主人是沙皇；戰爭時期產生出來的全民軍隊，它的主人是軍事工業委員會和救濟總會。當然，這兩個總會的核心都在俄羅斯的地理中心和交通中心 — —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00:49:19]然後，布爾什維克在議會中只佔有四分之一的席位，但是它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取了政權。軍事政變的方式很滑稽。其他各黨派都堅持要遵守條約，不能背叛協約國，只有列寧面不改色地說我們投降算了。於是廣大的被德國人打散了的逃兵覺得，打外戰不如打內戰。打內戰，我們俄國軍隊在俄國內部是最強的；打外戰，我們實在打不過德國人。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為現代戰爭很難說是憑過去的勇氣就可以勝利的。德國人的炮火比你能遠射一百米，你的炮火一個德國人都殺不了。你就是只能躲在戰壕裡面，能夠被土埋住不被打死就行了。根本就是送死，人再多也是送死。這種仗打起來，再怎麼打也是沒意思。所以說，我們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炮灰，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去前線就是去送死的唄，根本打不到德國人。這樣的話，我們還不如投降德國、把國內那些萬惡的、依靠我們的犧牲而跟著英國人和法國人發財的資本家打倒來得好呢。因此，布爾什維克雖然在議會只有四分之一的議席，但是在軍隊中卻有75%的投票支持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依靠軍隊的力量驅散了資本家和農民支持的制憲議會，依靠一支不敢打德國人、只敢打俄國人的逃兵軍隊的力量殺進了聖彼得堡。殺進了聖彼得堡以後，它十分果斷地殺掉了原有的資本家和工會領袖，於是就把我剛才講的兩個委員會，特別是至關緊要的鐵路交通抓到手裡面。這樣一來，全俄的軍工生產和鐵路運輸都掌握在它手裡面。而它的所有敵人，無論是立憲議會還是各軍閥，還是各少數民族，他們都是十六世紀的騎馬打仗、依靠農村的糧食來維持、依靠馬刀和戰馬打仗的軍隊，沒有炮彈，沒有大炮，沒有鐵路。所以，雖然人多勢眾，又有法統的支持，還是被掌握著莫斯科和列格勒這條關鍵鐵路線和90%以上的軍工生產體系的布爾什維克打敗和消滅了。
[00:51:26]然後，布爾什維克在它的統治區內實現了德國魯登道夫企圖對全世界實現的東西。魯登道夫的組織未能打敗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但是列寧從魯登道夫那裡學到的組織卻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大俄羅斯的地主和資本家，又附帶著征服了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和其他各少數民族。這個照布爾什維克的術語來說也還是落後不落後的問題，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先進的，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是分散和落後的。但是德國的集中和組織卻沒有鬥過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因為儘管德國組織得更好一些，但是卻抵擋不住英國海運控制的全世界資源和美國加入以後更大的人力和生產能力。但是德國的組織也確實是有它的能力。大致上講，德國人如果是在對方優勢不超過四倍的情況下，德國人至少能打平手。雙方力量相等的情況下，德國人每次都打贏的。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協約國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超過了德國十倍以上，特別是在美國加入以後協約國的優勢擴大到十倍以上，它就打不贏了。基本的算法就是這個樣子的。而白色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各個敵人，他們相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的話，人數和財富大概是十比一，而且控制著絕大部分的農村；但是在軍事生產方面他們基本上就是反過來，是一比五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輸給了布爾什維克。這方面的歷史演化用技術術語來講其實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外圍宣傳的什麼體制先進不先進這些都是隔靴搔癢的話。先進不先進，要體現于資源。從足夠長遠的時間來看，善於創造財富的體制，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會贏的；但是這不能排除，在局部的範圍，例如在普法戰爭這樣的小範圍內，雙方的生產能力相差不太多的情況下，組織和分配能力優勢的一方能夠取得局部的勝利。組織和分配能力在不嚴重妨礙生產能力 — — 像德國模式的那種情況之下，能夠增加自己的國力而不造成明顯的損害；但是如果更進一步，到俄國那種發生大饑荒的水平上，那就是生產能力本身要受到損害，那就不行了。
[00:54:00]但是這也是一個階級博弈的問題。照德國的戰時經濟組合的問題，三大階級 — — 貴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合夥人的關係，貴族和資產階級是沒有能力讓工人階級挨餓的。工人階級到麵包需要配給的時候，他們就自己佔領基爾的艦隊，宣佈廢除君主制了。而俄國呢，俄國有些工人參加了布爾什維克，但不是多數，布爾什維克主要是由農民士兵組成的，但是農民變成士兵以後，他們就寧願去搶農民的糧食，讓農民餓死了。布爾什維克是一個軍隊的政黨。黨和軍，再加上契卡，就是布爾什維克的全部實質。無論你原來是誰，你加入了這個體系，你就變成一個跟其他人沒有利害關係的特殊利益集團了。你可以讓全俄的農民去餓死，可以讓全俄的工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只要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就行了。這樣做是飲鴆止渴，因為你是依靠俄羅斯東正教社會的生產能力和生育能力為生的。只要俄羅斯東正教徒仍然是多產多育，有他們的生產能力和家庭能力，你還有剝削對象；等到俄羅斯的東正教農民變得連生孩子的興趣都沒有了，在被徹底剝削而又沒有任何升遷渠道的情況之下，除了伏特加以外不再有任何安慰，等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能夠激動俄羅斯人上街鬧事的唯一理由就是伏特加漲價或者不准喝伏特加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的剝削能力大大加強，在一個日益萎縮的生產基地當中，你剝削出來的產物也不足以支持你對外的競爭，於是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就解體了。生育率低下其實就是政治剝削進入最後階段、人民連繁衍後代的興趣都沒有了的體現，這個體現在列寧主義新人的體系中就是三代。所謂的負組織度在這一點就體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要注意，按照廣義的自發秩序的定義來說的話，即使是負組織度，也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它的產生是有一定功能的。如果你的共同體很薄弱，像東正教社會或儒家社會那樣很容易被人入侵，那麼你就被篩掉了，你的空間就要被侵佔。比如說在俄國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你的空間即將被福音派的新教徒和穆斯林侵佔。這兩種人的人口在過去的沙皇時代是微不足道的，被日益增加的東正教人口淹沒，現在則不斷增加；而原有的東正教人口，普京帝國主義的主要支持人口，不斷萎縮。就憑這一點，它也支持不了很久。這就是負組織度的一個體現。
[00:56:40]像中國這種情況，它的負組織度體現在，它還不如普京，普京至少還能廢除共產黨。而在中國的相當於普京勢力的這些人，說白了就是我所處的這個階級，走的是一條冒辟疆道路。就是說，他們企圖把共產黨當作大清，大明是恢復不了了，但是我們可以在大清跟滿洲貴族一起混，升官發財。滿洲貴族有他們的武力維持秩序，我們士大夫還是有一席之地的。這個理論只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滿洲貴族在滿洲貴族內部是能夠維持秩序的，就體現在於僧格林沁的兵還是能打的，滿洲部落從滿洲南下入關，他立刻就能夠體現出比關內的十八省、比東亞殖民地和東南亞殖民地更高的組織度，但是共產黨真的不是。所以，我所屬的這個階級，就是包括改革開放產生出來的新資本家在內的這些人，實際上是比較外圍的人。他們像俾斯麥時代的新暴發戶商人愛容克貴族那樣狂熱地愛共產黨，因為他們認為可以依靠共產黨實現大中華的夢，在大中華當中能夠獲得明朝士大夫在清朝的那種地位。然而在這同一個階級，地位比較高的人，我就不謙虛和不裝逼，實事求是地說，例如像我，因為進入體制較深，比這些外圍的人瞭解體制更多，我反倒不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從我的切身體會知道，我經常稱之為山東老幹部、黃俄餘孽的這批人，他們不是滿洲貴族。列寧主義體制跟滿洲貴族不一樣，它是負組織度的，負組織度就體現在他們全是自身難保的人。滿洲貴族、蒙古貴族或其他殖民者是幹什麼的？他們團結起來剝削壓迫被他們殖民征服的人。而列寧主義者和列寧党的成員都是原來的流氓無產階級和恐怖分子，他們的傳統就是相互傷害。他們形成的這個統治集團雖然對外的剝削也很厲害，甚至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但是他們內部之間是毫無滿洲貴族的團結性的，他們內部之間相互戕害的程度經常是超過費拉民眾的。我有非常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可以說是有名有姓的例子。現在我給你引用一下，你就知道我們體制內的人是怎麼樣工作的。
[00:59:07]首先，我的工作是在法醫研究所，法醫研究所像華為一樣是一個兩面機構。兩面機構的意思是這樣的：它在資產階級世界面前是作為白區黨，我是一個私營企業，我是一個獨立鑒定機構，我是公開公正公平的，不從屬任何一方，絕不會偏袒公安局、檢察院或法院任何一方；但是在背後我有一個黨委，這個黨委和政法委的黨委是同一套班子。華為的背後也有一個黨委，這個黨委跟國安委也是同一套班子。對於資本家來說你是一個企業，對於共產黨來說你是一個匪諜機構。當然，你並不是隨時隨刻每一件事情都是幹匪諜業務的。比如說我生產手機，就算是生產得不太好，也不是全都為匪諜做準備的。我出的鑒定，有些事情根本就是張三和李四打架，張三和李四都是純粹費拉的民眾，跟共產黨的利益一點都不發生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你確實可以說你相對於民眾是獨立建制機構，華為相對於吃瓜群眾也是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但是在關鍵問題上，比如說在偷技術的情況下，它就是一個匪諜機構。在涉及跟共產黨利益有關係的地方，法醫研究所就是政法委的一個分支了。
[01:00:25]當然這樣做在體制內部就自然會有分化的，照共產黨的術語來說就有積極靠攏組織的人和落後分子這兩部分。積極靠攏組織的人就必須做很多事情，這些事情甚至不需要組織命令他們做，但是你如果想要入黨、想要在體制內獲得更大利益的話，你就要往這個方向主動靠攏，十分積極地去替共產黨辦符合體制利益的各種事情。相反，如果你是落後分子、走白專道路的話，你就不這樣做，但是你這樣就永遠做不上官。走白專道路，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就是，你會變成一個很懶的、以逃避工作為主要工作的人。為什麼呢？因為你工作好了以後又不能升官，白癡才去工作呢，所以盡可能地爭取閒暇時間才是你的最大利益所在。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會分化成這兩種人。而這兩種人根據列寧主義的邏輯來說，不是說你按照自由資本主義的邏輯，我不愛黨就自己不幹活了，我愛黨就自己去幹活了，這樣和諧就不是共產黨了。雙方的權力和雙方的地位都是靠打出來的。我不開玩笑，使用暴力是體制內維持自己的地位 — — 無論你想用哪種方式維持自己的地位的必要手段。包括我上次講的那個在動物園下車去逗老虎，這都是你樹立地位的一種手段。而我樹立地位的一種手段就是，我沒有去招惹老虎，但是我把領導的熱帶魚全都殺掉了。殺掉的目的不是因為我跟那些熱帶魚有仇，而是為了要讓領導知道我是他惹不起的人，就要搞死他最珍貴、最喜歡的東西。搞死一次不夠，兩次、三次，最後搞到領導不敢養熱帶魚。不是說養了熱帶魚對我有什麼壞處，而是說，廣大吃瓜群眾看到領導惹不起我以後，我在單位裡面的地位才算是真正能頂立住。
[01:02:18]這就涉及一個很絕妙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整個經過就是這樣的：在當時，我處在這樣一種工作狀態，每天工作半小時，就是最初開始的那半小時，然後就揚長而去了，跑到一心書店去，在一心書店（那是九十年代末葉，就是哈耶克和波普爾的書剛剛出現的時候）跟一批假資產階級人士、假自由派人士在那裡振振有詞地裝逼，論證自由主義的各種道理，而在我的背後就是那個法醫研究所。接下來的事情，跟這個沙龍裡面的論證形成極其尖刻的對比。但是也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這些人大多數照臺灣的說法都是軍工教人員的子弟，也就是說他們的父親多半是共產黨的子弟，至少也是共產黨體系的教師，是拿共產黨工資的人，有一小部分也是依靠共產黨起家的新式企業家。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全都是間接依靠體制來吃飯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中產階級地位，也就不可能假裝自由主義者了，因為舊的資產階級已經被共產黨打垮了，他們已經沒有錢了，支持不起這種生活方式了。
[01:03:29]當時我正在那裡各種裝逼的時候，突然看見正好烏魯木齊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照我的看法是很有流氓色彩的副局長）黃亞波的司機馬潤飛（音）跑到這個書店裡面來替他的領導買書。他正好看見我正在那裡喝咖啡和扯淡，就跑來跟我聊天。他說：“你怎麼在這裡面天塌下來什麼事都沒有？你知道單位在發生什麼事情嗎？”我說：“發生什麼事情？”“你的那些同事正在領導面前算計你。他們正在開會，輪流揭發你過去在家裡面、社區裡面、單位裡面什麼時候幹過什麼事情。照我看，有些話好像是純粹捏造過的，但是你也是整天不在單位裡面，整天把單位都留給了別人，所以也難怪他們說你的壞話。這樣下去，你要變成監視對象了。他們已經是很自願地構成監視你的團體了。”我聽到這些話以後就二話沒說，離開了一心書店，幹出了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偉大的儒雅形象很不相符的一件事情。我就迅速地趕回單位去敲那間會議室的門，但是會議室鎖著門，他們不給我開門。請注意，要是按照共產主義的正規組織原理好像不應該是這樣的，要開秘密會議的一撥人不能讓另一撥人知道。於是我當時就勃然大怒了，拿出鑰匙去開了我能夠開的各種辦公室的門，去幹了消滅熱帶魚的那些行徑，附帶著也還砸掉了別的什麼東西，然後下到下面的花園裡面。在那個花園裡面，平時我經常摘一些草莓和葡萄之類的，但那不是破壞性的。我把葡萄拔掉，把中央花壇裡面的花統統踩死，踩到一片狼藉的地步，然後我揚長而去了。
[01:05:24]接下來，第三天我又回到單位看，發現花匠大概是受領導的指揮，已經把花重新補上了，而且領導又買了新的熱帶魚。我搞死熱帶魚的方法是這樣的：我從辦公室的洗手池那裡拿了一帶洗衣粉，把它倒進水裡面，於是水裡面的各種五顏六色的熱帶魚都冒泡翻上了水面。然後我面不改色地又倒了一袋洗衣粉，再下去把所有的花踩死。這一次大概是被樓上的領導看到了，於是他就派了他的一個叫劉航傑（音）的副科長下來找我算帳。他氣勢洶洶地向我直沖過來，我也氣勢洶洶地向他直沖過去。雙方像是電影上的膽小鬼遊戲一樣，在花壇旁邊的花園小區裡面大眼瞪小眼地惡狠狠地相對。我用我自己理解的那種殺人的眼光死盯著他看。盯了大概幾十秒鐘以後，他的氣泄下去了，就繞開我走開了。然後我就坐在花壇旁邊的躺椅上面，把兩隻腳一伸開，搭在花壇上面。這個動作是什麼？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錢。我把腳搭在這裡，你有種從這裡經過。然後他在花園裡面為了裝面子起見走了一圈，但是他竟然不敢從我的腳上越過。照黑幫打架的規矩來說，這就是你的氣勢軟了。軟了以後你就完蛋了，以後我幹什麼事情你都不敢再說二話了。這就是我在党國體制內部樹立自己地位的一種方式。
[01:06:59]其他人另外有別的方式，這些方式的效果是很慘的。我之所以相信跟著共產黨是不行的，也是因為我看到過積極靠攏組織者的結果會是怎樣，以及從中間看到了一些民主小清新那種“受害者就是好人”的邏輯根本不靠譜的理由。我們那個研究所就是一半對一半：偷懶的、不務正業的人占了一半，其中包括像我這樣自以為是偉大反動鬥士（在當時我自以為是偉大民主鬥士）的極少數，以及其實只是想偷懶、本來就沒有什麼本事、混日子就混日子的大多數；還有一半是積極靠攏組織的，包括一部分除了像機關傳達室老大媽一樣造謠和盯梢、收集別人的黑材料以外什麼也不會的，也有一部分是真正有才能的，但是像普京一樣，除了體制以外也並不相信共產主義，只是想升官發財的那種人。
[01:08:05]其中就有一位是女生，而且還是維吾爾人，而且還是一個極其漂亮的女人，像希特勒所描繪的那些雅利安人一樣有白人特徵的年輕女郎，她叫米拉瓦（音）。我說黃亞波是一個流氓領導就是因為這一點，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列寧党領導都需要是這樣的。她靠攏組織的辦法就是靠攏了政法委的重要負責人黃亞波，經常替他辦各種事情，她認為當時因為靠著他能夠逐漸獲得升遷的機會。結果後來就發生了極其奇特的事情。接下來的事情我完全是通過江湖傳言瞭解到的，因為我不可能對這些事情進行取證的。她變成了一個祥林嫂式的人物，一輩子沒有結婚，至少在我走的時候她還沒有結婚，而且也不可能結婚了。據江湖傳言，結果就是，她跟黃亞波打交道的結果是，黃把艾滋病、梅毒還是其他什麼傳播給了她，以至於照她的傳統社會裡面應該是可以娶她的那些男人變得很不願意接近她。但是這個傳說可能也不完全是真的。照當時九十年代末的情況，艾滋病人應該很快就會死，但她始終沒有死。再說別人到底是怎麼知道她的醫療檔案的。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任何醫療檔案都不是秘密，很容易被弄出來。比如說像我，我就有特權，我隨時可以自己拿一張空白信箋出來，簽一張介紹信，要某某醫院把某某人的病歷檔案調出來給我看，我為工作需要、為鑒定需要，我要看這份檔案。看了以後，我如果出於自私的目的想去敲詐他或者想要黑他的話，那是沒有人能夠攔得住我的。所以這樣的事情也有一定的可能。
[01:09:50]但是無論如何，反正是這樣的謠傳傳開了，她就變成了一個祥林嫂式的人物，變得極端反對領導，一天到晚說他的黑話壞話。而上述的那位領導則採取了一個更加絕妙的反擊措施：他讓另一位法醫（這個人應該算我的師兄，因為他也是華西醫科大學畢業的，華西醫科大學則是英美傳教士和蔡松坡組建的學校，按說應該有一點傳統，但是這個人後來果然當上了法醫研究所的主任，所以他靠攏組織是有一定效果的）去找他認識的精神病醫生，給這個女人做了精神病鑒定，說她是精神病人。然後從此以後，她對領導的所有指控都變成了精神病人的胡言亂語，因此也就沒人聽了。當然這是從理論上講的，實際上你只能在制度上做到這一點。就是說，你可以讓共產黨的官方機構，法院什麼的，見到這個人的上告就可以合法地不理了；但是在民間傳說當中，包括廣大的小道消息的傳播者並不見得相信，肯定有一部分人懷疑這純粹是領導搞迫害或者什麼的。
[01:11:01]但是更加黑暗的事情還在後面。按照我當時那種民主小清新的理解，這是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故事，受害者是好人，害人者是壞人，所以受害者將來應該伸張正義，或者就算是不伸張正義也不應該怎樣，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順便說一句，我有一個愛好，這個愛好跟我現在走到這一步很有關係：我讀的歷史書很多，西方小說也很多，我習慣於用那些歷史人物和小說採取的策略套到我的現實生活當中。如果某人採取了某個策略，我自己就會在心裡面估計一下，他是在採取蔣介石策略，他是在採取申時行策略或者什麼什麼策略，然後我再根據歷史上的先例判斷採取這種策略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當時我還很膽小，什麼也不敢做。到大概08年左右我就發現，我這樣預測的準確度是極高的，它真的會有這樣的後果。然後我發現，米拉瓦這個女人採取了一種我稱之為崇綺策略的危險策略，我斷定她要不得好死。
[01:12:08]崇綺是什麼人呢？他是同治皇帝的皇后的爸爸。同治皇帝的媽媽就是慈禧太后，在專權。皇后和皇太后照例都是死敵，大家都想要控制皇帝和朝廷，因此崇綺這個人自然而然就變成了慈禧太后的政敵。然後同治皇帝一死，罩不住皇后了，皇后據說就自殺了，也有人說是她因為看到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她沒好日子過，所以就索性早日了斷，因此崇綺在政治上就一直受打壓。雖然他是滿洲貴族，按照皇親國戚的地位來說他完全可以說，醇親王、文祥和恭親王都有大官做，為什麼我就什麼官也沒有，我只能拿那點祖宗的鐵杆莊稼和皇糧，但是慈禧太后就是這麼樣的，一直壓著他，他一直翻不了身。按說他應該一直很恨慈禧太后，但是他最後因為害怕慈禧太后，就覺得慈禧太后是無法戰勝的，最後他等到光緒皇帝一朝的時候就決定，看來現在只有捧著慈禧太后我才有出頭之日。慈禧太后不是跟光緒皇帝又鬧翻了嗎，很想廢光緒皇帝，但是又由於外國人的反對不能得逞。於是他就跳出來說，我給慈禧太后製造一個藉口，讓慈禧太后可以立大阿哥而廢光緒皇帝。光緒皇帝不是正統繼承人，他是繼承同治皇帝，因為同治皇帝沒有兒子。所以光緒皇帝有一個義務就是替同治皇帝生孩子，但是光緒皇帝自己也沒有孩子。於是他就跳出來說：“我是同治皇帝的皇后的爸爸。同治皇帝現在沒有繼承人呀，在陰間很苦呀，這事都該怪光緒。我要求光緒皇帝收養一個大阿哥，替我的女婿同治皇帝和替我的女兒嘉順皇后（注：即孝哲毅皇后）立一個繼承者。”這正是慈禧太后想要做的，慈禧太后就是想用大阿哥去實質廢掉光緒皇帝，但她苦於找不到一個法理上的藉口。崇綺作為嘉順皇后的父親和同治皇帝的岳父，他站出來這麼一說，就正好讓慈禧太后滿意了。
[01:14:09]站在崇綺的角度來看，當然他卑鄙地背叛了自己慘死的女兒，投靠了自己的敵人，希望能夠取得榮華富貴。而實際上，他未能取得榮華富貴，因為大阿哥犯了眾怒。李鴻章、張之洞這些東南亞各殖民地的湘軍淮軍的督撫在洋鬼的支持下極力反對，洋人極力反對，滿洲宗室貴族當中本來早就看葉赫那拉家不順眼的正統派貴族也極力反對。慈禧太后勢單力孤，只能依靠義和團去打擊所有這些敵人，然後八國聯軍進軍，狼狽逃走。崇綺在這個時候走投無路，只有自殺了。他不自殺，將來追究罪魁禍首少不了他，他還是死路一條，也只有自殺了。他如果不搞歷史上這最後一次政治投機，雖然失寵，但是作為普通的八旗子弟，皇糧可以一直吃到辛亥。而且八國聯軍何嘗會找他呢？八國聯軍不是隨便亂殺人的。李鴻章當權也好，宣統皇帝當權也好，慈禧太后改革開放也好，八國聯軍進來又走了，辛醜條約簽了字，他都可以安安穩穩地領著他的退休金養老，平安的日子是可以過的。他這樣一次投機，不僅是背叛了自己本身，而且也害得自己連冷板凳都坐不成。
[01:15:25]米拉瓦後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她後來非但沒有因此而仇恨共產黨和仇恨領導，反而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毛派分子。按說毛派不應該是穆斯林做的事情，毛澤東跟穆斯林有什麼狗屁關係。穆斯林當中的毛派是極少極少的，全都是出於那種想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建國或張建國、想要把自己變成漢人、以便在漢人的殖民主義體制中撈一個好出身的人。然而米拉瓦其實也不屬那種人，那種人是將來有發展前途的，而她這種情況其實已經是被領導毀掉的人。無論那些傳說的故事是真是假，反正只要別的領導擔心她是被領導毀掉的，她其實是不可能有上升渠道的。然而她到最後，在我臨走之前，她一天到晚就在那裡宣傳，老革命立下了這麼大的功勞，在市場經濟的新時代都沒有賺到多少錢，多麼壞多麼壞，我們應該怎麼怎麼樣恢復毛澤東時代，諸如此類的，等於是做了一個毛派的義務宣傳員。他大概像崇綺一樣，以為這是她在被打擊迫害、四處黑領導又沒有黑成功以後討好領導、企圖翻身的唯一途徑，但是我當時就斷言，她將來的下場跟崇綺一樣。這個故事的後半段我沒有看到，因為我很快就離開新疆了，但是我相信，她將來是一個不得好死的人。她是一個活人，所以將來她的下場很可能會有人告訴我們。
[01:16:48]另一位就是那位雖然是傳教士學校出來的、但是去找精神病醫生的王峰（音），他走的也是同一條路線。在我走以後，他如願以償地當上了該機構的領導，但是他在另一方面（以下的話又純屬江湖謠傳）付出了相當慘重的代價。如果你只是多做了很多鑒定，做鑒定的水平很高，單從學術上有貢獻（這一方面他是有的，因為他和我是該單位學歷最硬的兩個人），並不足以使你成為該單位受寵的又紅又專、值得上升的人。他必須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按照正規方式來說不該做、但是為維護體制利益卻是必須做的事情。這件事情又牽涉到另外一個河南籍的法醫，是西安醫科大學的溫玉榮（音）。他的祖上跟我是階級敵人，也就是說他是河南人參加了解放軍、雖然沒有打到四川、但是反正跟我的祖先算是階級敵人的那種人。河南人一向有不講原則的壞名聲，他自己也表現出了這一點。他和王峰幹了一件事情，這也跟前面說的那位黃亞波有關係。黃亞波是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副局長，他當然也認識附近的幾個縣的公安局局長之類的。
[01:18:22]某縣的一個公安局的局長打死了某個上訪民眾，該上訪民眾的家屬拒絕把屍體下葬，抬著屍體遊行，給江澤民時代的共產黨體制製造了一定的麻煩。這件事情如果由公安局直接去收拾他們的話，顯得我們司法很不公正，因此需要有一個獨立鑒定機關去收拾。比如說，假如韓國瑜打死了一個人，他把屍體送到你的醫院裡面來，然後說，那就是屬公開合理公正的鑒定，那就不是他的事情了，就是這樣的。而且還需要是異地的鑒定中心。於是，他們首先用遊擊隊偷襲的手段，派了一撥警察，當然也帶了一撥臨時工，作為警察外圍的黑社會之類的，沖到那個訪民家裡面把屍體搶出來。然後趁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嗖的一下把屍體送上長途運輸卡車，嗖的一下從外地運到烏魯木齊，嗖的一下運進了烏魯木齊的法醫研究所的冰箱裡面，由溫玉榮去負責接待。這個當然要事先安排好了。如果碰上一個不知趣的人，他可能為了偷懶起見就不接電話了。例如，像我就是一個特別擅長於不接電話、以不接電話著稱的人。當然，你要是接了電話，跟領導配合，將來肯定會，如果不是你本人的話，你的三親六戚可以指望得到一些好處。這就是向組織靠攏的一種方式。然後接下來就應該是由王峰負責組織鑒定，出一個實質上對公安局有利、但是理論上是由獨立鑒定機構完全獨立做出來的鑒定。按照劇本應該是這樣走的。
[01:20:03]但是劇本出了一點小小的差錯：不知是哪個環節漏個風，該訪民率領他的家屬一不做二不休地殺到了烏魯木齊，包圍了法醫研究所，把裡面的法醫和其他一些跟法醫無關的輔助性人員包圍在該研究所裡面，切斷了他們的飲水和糧食供應。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跟往常一樣在圖書館和書店裡面周旋，所以我沒有被包圍在裡面。但是我在試圖返回單位拿一點東西的時候看到了他們形成的包圍圈，然後我就極其知趣地躲到了附近的一個蘭州拉麵館裡面準備看戲。然後結合當時的戲和後來的發展，故事情節是這個樣子的：由王峰代表該研究所出來安撫這些家屬，請他們吃飯，以緩兵之計使包圍圈暫緩一下，然後溫玉榮就負責把那個屍體從解剖室的太平間的後門運走，那是廣大訪民出於軍事知識的不完備沒有發現的一個很小很小的、只能走一個半人的後門，用一個擔架把屍體拉出去，嗖嗖嗖拉到了火葬場，迅速地在沒有解剖以前就把它燒掉了。按照現在的維穩術語來說，這叫做消除刺激源或者消除敏感源，這樣諒你們也沒有什麼辦法。
[01:21:26]但是這樣還有一點程序上的問題，就是說這個鑒定書該怎麼出呢？因為沒有人看過那具屍體，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這時候領導就要站出來了，把溫玉榮處分一下。是你的工作疏忽呀，你怎麼能夠接收不該接收的屍體呢？從理論上的解釋是這樣的：你疏忽大意，接收了不該接收的屍體，然後這些帶屍體來的人又說“哎呀，我們送錯地方了，我們把屍體拿走吧”，你又沒有檢查，讓他們拿走了，拿到什麼地方你又不知道，工作疏忽，記大過。好，這個問題就這麼解決了。你看，我們遵紀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法治國家。由於工作失誤所造成的損失，我們已經處罰當事人了。你們這些訪民還有什麼話可說？我們把骨灰也還給你們，你們是不是很滿意？然後廣大訪民覺得，事情好像有點不對勁，但是又說不出不對勁在什麼地方。用正規的途徑，要反擊好像不可能。
[01:22:30]但是你如果以為受害者就是好人或者是溫文爾雅的君子，那也是太低估了經過文化大革命薰陶出來的偉大的中國愛國群眾了，他們自有別的方法發洩憤怒。他們從容不迫地表示說：“啊，我們相信黨，相信組織，我們是愛國愛黨的好人呀。組織說的話我們還能不相信嗎？科學家說的話是最公平最公正了，你們這些科學家我們最相信不過了。握握手握握手，我們帶著東西走了，你們還請我們吃了飯，哈哈哈。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們工作這麼辛苦，為了我們還加了班，我們也請你們吃一頓飯好啦，請～”於是王峰就sb的真的去了。這頓飯就是鴻門宴，那些家屬當中很有幾個五大三粗的人，掀翻桌子就上來打他，不分青紅皂白地打他。把他打癱打殘以後，他們一哄而散逃到外縣去了，於是再也沒有人能夠搞清這些人是誰、從哪兒來的、到底是怎麼來的。
[01:23:34]接下來的故事又可能純粹是謠言了：據說他因此後來睾丸有了問題，生不出孩子，然後他的老婆跟那個據說的淫棍黃亞波替他生了一個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為了升官起見，從容地把這個孩子認成是他自己的了，過上了一種無性的幸福生活，但是在組織的保護之下又作為又紅又專的技術骨幹。我走以後，將來法醫研究所這個攤子註定是他的世襲遺產。他的三親六戚都被安插到跟公安局有關的賣保險門的或者其他什麼公司單位裡面，都是可以很賺錢的地方。可以說，他像天安社這樣的組織一樣，在經營公安局外圍組織這方面已經獲得了很大的特權，將來改革開放的幹部主力就是他這種人了。請注意，我說的這些話可能全是謠言，指不定是恨他的人在一個你沒有辦法證明的方向黑他。請問，一個人的睾丸是好是壞怎麼能知道？當然你也可能真的查到了他的病例檔案。他的孩子是不是他自己生的，這些事情鬼才知道。但是就從造謠的角度來講，如果有一位領導是著名的淫棍、有人拍了他的馬屁而升了官的話，相應地造出這樣的謠言似乎也有三分可信度。但是有這些造謠的人出現，瘋狂地傳謠，而這些造謠的人全都是內部人，全都是我們單位自己的人，你也可以看出，我們單位廣大的共產黨領導下的、鄧小平培養出來的、有文化有學歷的、改革開放的年輕化知識化的四化幹部，彼此之間是如何相愛的。
[01:25:17]你也可以假定一下，有朝一日共產黨的權威解體以後，平時就製造出這些各種說法和幹了所有這些事的新一代幹部，他們會怎樣如何相愛，怎樣把對方整得死去活來的。如果說這些人能夠像滿洲人一樣長期維持天下，或者說改革開放幹部因為搞了改革開放以後跟毛澤東時代你鬥我我鬥你、彼此往死裡面整的貧下中農幹部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這些說法占了包括美國漢學家在內的全世界中國研究者的主流，我老實告訴你，我一點都不相信他們。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的：如果我留在淪陷區的話，在我的嬰兒房的門口，我寧可讓剛果黑人天主教徒、讓突厥穆斯林、讓食人族部落酋長、甚至讓一窩眼鏡蛇來看守，也絕不讓一個中國人靠近這個門。而如果我自己在淪陷區遇上天下大亂，我衷心的感覺就是，為了維護我自己的安全而不是為了裝逼需要，我最需要幹的事情就是在離我最近的這個方圓五百米或者更大的區域裡面殺出一個無人區來，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01:26:35]所謂的負組織度，它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我敢說，凡是在淪陷區生活的人都是知道的，而且絕不是說因為法醫研究所跟公檢法有特殊關係才是這個樣子的。例如，跟我有關係的另外一撥人，就是《海國圖志》，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的那一批教授，他們的幕後金主不是別人，就是著名匪諜陳雲的兒子陳元，國開行系統，著名的施展那一套8字型兩頭在外的經濟理論就是他們發明出來的，他們的金主是這批人。我認識他們當中的很大一部分。比如說林國基、林國華、林國榮三兄弟，他們是河南人。據他們跟我私下裡講的話，跟他們年齡相同的一批人，就是他們的中學同學，大部分都變成了黑社會頭子，在打黑除惡中被殺掉了。這個邏輯是這樣的：在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其實我所謂的龍騎兵地區管住的範圍是很小的，包括主要的火車站都管不住，大面積的土地是落在張獻忠 — — 就是白寶山那種人手裡面的。大多數人是上不了名牌大學的，因此在體制內混不到一個飯碗。同時，要做小生意的話，哪有那麼多做生意的機會？而且你做了生意也會被黑手黨敲詐。而能夠做得下去的生意，你自己都必須能打，也就是說你必須兼營黑手黨。所以，生意人基本上都是黑手黨，黑手黨也基本上是生意人。於是就產生了我所謂的張獻忠地區。順便說一句，資中、內江也是這樣的。1996年的時候我在內江待過一段時間，當時就是一個黑社會滿街走、滿街都是管制刀具的時代和地方。街上的餐館老闆一般都有公安局或者黑社會的保護人，而且也是動不動就要打一架的。
[01:28:32]當然，林家三兄弟是高考成功者，後來又跑去做了教授寫了文章，但是他們的出身還在。他們的中學同學大部分高考考不上，做不了公務員。能夠做公務員或者在體制內的國有企事業單位能夠做事的就是兩種人：第一就是1978年以前黃俄餘孽自己的子弟，第二就是1978年以後高考成功的高考英雄，就這兩種人。而高考英雄也有階級背景，一般來說還是舊社會的資產階級比較能，文化水平比較高，而貧下中農在他們的聯合統治下變成了犧牲品。這個格局很像是美國重建時期結束以後，南北雙方合作，把南方的統治權還給了白人民主黨人，於是以犧牲黑人為代價實現了雙方的和解。毛澤東時代被老幹部利用來打舊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在1978年以後，在老幹部和舊資產階級和解的情況下，舊的無產階級像美國黑人一樣變成了犧牲品，被徹底拋棄了，受到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剝削和壓迫。按照毛澤東思想的術語就應該這麼樣解釋。這些占他們班上成員90%以上的人，最後都沒有辦法在體制內就業。而創業嘛，你在沿海地帶還有可能靠香港或美國投資者變成小老闆，而在內地的河南那種地方，你只能從事跟黑手黨差不多的產業，公安局在經費緊缺的江澤民時代拿你沒辦法。然後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共產黨嘩的一下錢多了，當然這是美國人給錢，於是公安局的錢多了，就開始打黑除惡了，於是就把他們作為黑社會頭子打掉了。他的中學同學當中，80%是死於非命的，不是死於江湖械鬥，就是死於公安局的掃黑。
[01:30:18]另一位中國學術界的大佬甘陽，他在廣州搞博雅教育，但是鑒於他自己就是工農兵大學生那一撥的，他的博雅也就算是博雅個鬼。如果有人有點像博雅的話，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人，是憑著被共產黨打倒的那些以前的舊資產階級的家教和那些抄不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稍微有一點博雅。而他肯定是博雅不成的，但是他還是要辦博雅班。照我的理解來看就是，你他媽的想佔據我老人家本階級的世襲遺產，一百二十個該死。我並沒有拿他怎麼樣，而是他跟他自己手下的年輕教師發生衝突。那些年輕教師大概就像是我看黃亞波這種人一樣，看他很不順眼，對他不尊重。於是他也就採取了很像共產黨老幹部、而一點也不像一個博雅教育知識分子的做法：他派一撥由農民工組成的保安去打那些教師，把他們打跑了。最後一個故事就是，我在武漢大學的時候，我每天散步的時候要經過一條路，這條路雖然有它的正式名稱，但是一般人就把它叫做“保研路”。“保研路”是什麼意思？就是保送研究生。為什麼要保送研究生呢？因為你是一個女研究生，你被學校的領導或者導師性侵犯以後，為了阻止你上告，同時為了補償你的損失，就把研究生的名額給你。它是一個MeToo之路，就是依靠犧牲色相而獲得研究生地位的無產階級女大學生的發跡之路。這就是武漢大學。
[01:31:49]你要說我是以偏概全也是可以的，因為我的生活經驗顯然不能涵蓋淪陷區社會的全體，但是我得要誠實地說，無論是我原先在1949年以前的家庭出身，還是我父母在1978年以後的階級地位，還是我本人在體制內的階級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怎麼說也是屬前5%的。我所接觸的像武漢大學、法醫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學、華西醫科大學這些機構，在國內可能不如北京、上海、廣州的機構，但是在內地根本上就是數一數二，怎麼說也是前5%的機構。比我階級地位更低的就算不是95%也是85%，他們所經歷的那個社會肯定比我見過的社會更加充滿了負組織度和張獻忠食人樂園的特點。這裡面最重要的特點是什麼呢？你不是像剛果蠻族那樣吃外部落的人，本部落是聯合起來吃外人的，而是每個人跟每個人都是敵人。同學之間，同事之間，家庭成員之間，同鄉之間，全都是相互出賣的。這就是負組織度。這樣的社會是不可救藥的，共產黨的解體只會導致他們迅速地自相殘殺和滅絕。共產黨如果能夠維持下去，那麼他們必然會是，像現在滿洲的生育率是0.6，在勉強能維持表面秩序，只能夠相互造謠，相互黑，相互強姦，相互迫害，還不敢公開殺的情況下，緩慢地走向滅絕。這一切都是德匹下，由於自身的德性所造成的，外人是沒有辦法改的。如果外人還能夠改，那就是蘇聯爸爸和美國爸爸各自輸入了一波秩序，使我們沒有在大清朝滅亡以後直接進入張獻忠狀態。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什麼的，其實都是用美國秩序來反對蘇聯秩序。其實在蘇聯秩序之下我們也只是死了幾千萬人，如果按張獻忠秩序的話可能死的還不止這個數。這種情況將來不久很可能就會馬上出現了。
[01:33:57]主持人：所以您這一次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樣從個人的經歷和對於小團體博弈的性質來判斷是處在正組織度還是負組織度的團體裡面。
[01:34:14]劉仲敬：我以前是純粹的遊士，而且除了遊士以外也不想做什麼。什麼叫遊士？遊士就是門客，蹭飯吃的。你負責保護我，負責給我錢，我負責給你提供一些文化產品，比如說像洪昇給揚州鹽商寫些《長生殿》之類的。我的祖先原先是青年党人，而且也是當地的土豪，所以他們是有一點組織度的。但是他們的組織度已經被共產黨打散了，他們自己也變成在共產黨體制內蹭飯吃的技術員了，就沒有什麼組織度。而我全憑我個人的才氣，所以我的組織度是零，是一路蹭著走的，並不打算成立什麼小團體。有點成立小團體的原因是因為後來，那都是2012年以後，有一些主動湊上門來的粉絲。然後我就開始考慮，這些人出於我不能理解的原因，好像是我說什麼他們都會相信那樣，那樣我就對他們可以施加一點影響。而他們會給我提一些問題，比如說，你既然總說共產黨的壞話，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要不要去信基督教？然後我就聽他們逼逼。當時我自己還沒有去，但是我出於政治角度來說，這些人是一些資源。讓他們走到哪一方面最好？當然是走到基督教一方面最好，最接近于我理論上效忠 — — 也就是說抱著抽象的忠心效忠的西方文明那一方面去。至於你的教會是不是匪諜還是其他什麼人，我管不了那麼多，先走走再說。
[01:35:34]然後直到2014年以後，現在看來應該是擁抱熊貓派派到中國來的一些代理人開始招募輿論領袖的時候，他們開始找上了我。在那以前是共識網這個匪諜機構找上了我，它肯定是出於統戰目的，因為我表現得有點像歷史真相學家。讓這種人在外面流竄，不如在控制之內，然後給他一些各種出風頭的機會之類的。但是這樣的話擴大了我的知名度，結果使那些擁抱熊貓派的次級代理人覺得我可能是轉型時期的一個可以利用的輿論領袖，來跟我聯繫。然後他們給我的暗示使我相信，他們希望中國社會內部有自己人 — — 就是有價值觀符合美國需要的人自己站出來呼籲，把改革開放從習近平當時已經開始引入歧途的方向引回來。於是我得到了這個消息以後，才召集我的那些小弟在香港登記註冊了一個諸夏文化傳播協會，開始推銷諸夏的觀念。而如果不是因為我首先看到有一批滿獨分子 — — 就是李碩他們那一批人在推銷滿洲國，同時又看到有一批被稱為吳粹的人在說吳越是一個民族之類的，我也不會順路去發明巴蜀民族或者湖湘民族之類的。但既然他們發明在先，我就順水推舟一下，然後把諸夏這個概念作為開發輿論領袖這個美國太上皇最高指示的一部分，把它在香港拿出來。
[01:37:00]但是我在香港成立這個組織的時候我還沒有打算走，當時我還是打算在深圳長期活動的。一直到2016年以後，到美國的機會開始出現，使我判斷我在美國能夠立得住腳。在2015年以前的時候我還在跟西南政法大學的那批人聯繫，準備將來可能會到四川去，在四川發動一場土豪運動或者什麼萬惡的反革命運動之類的事情。等到到美國的機會出現以後，我在五秒鐘之內就做出決定，認為在美國建立一個海外大本營比起在淪陷區遮遮掩掩地做要好得多，就急如閃電似的溜了出來。然後接下來川普當選，擁抱熊貓派失勢、屠龍派上臺以後，就得根據形勢的迅速變化做出反應。你從“諸夏文化傳播協會”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文化傳播，指的是打基礎、鬆土的，還不是政治組織。然後在屠龍派當權的時候，我就必須把文化急速升級為政治，製造一些像大蜀民國這樣的組織。同時，在這一時期我給那些小弟們發出的指示和各種煽動也就不一樣了，也就是告訴他們，搞文化上的東西用處不大了，必須要有組織力量，包括在未來不遠的時代要做好戰爭準備。
[01:38:17]這方面的把握性是很大的。就是說，照現在的歷史博弈到這個階段的話，下一步怎麼轉都轉不靈。美國擁抱熊貓派指揮的這一批，據我聽到的謠言，跟李源潮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他反正是已經失勢了。這些黨內大佬自己已經表現出在政治上的低能，而且他們跟滿清時代的那些東南互保的軍閥不一樣，他們全都在共產黨體制內，是共產黨1949年以前的老幹部派生出來的人，自身手上都有血債，將來轉型是非常困難的。你不能指望他們像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些人在大清體制之外另外打出一片江山來，所以他們多半會欺騙擁抱熊貓派。而現在的貿易談判就是美國擁抱熊貓派企圖袁世凱化中國的最後努力，一旦他們受到欺騙，擁抱熊貓派在美國就再也沒有機會了。像謝淑麗這樣的人，將來就會落到像謝偉思一樣的下場。然後擁抱熊貓派的失勢必然相應地導致袁世凱在中共黨內的失勢，他們積攢下來的這些財產，就是本來出身其實是貧下中農、但是在共產黨的庇護之下沐猴而冠的那一批新資產階級，被人認為是改革開放主要中堅力量的這些新企業家，官商合作的GDP利益集團，他們的資源必然要被打爛。一部分見機就帶著錢跑掉了，否則就留下來變成打土豪的對象。
[01:39:48]他們的資源重新回到共產黨的手裡面，共產黨利用改革開放騙來的錢和技術重新修復自己的體制，把為了改革開放起見混進黨內的各種不穩定分子統統清算出去，按照中國主義和列寧主義相結合的方式，製造一個國民黨和共產黨合體的新列寧黨。依靠這個列寧黨，哪怕是在美國封鎖的情況之下，至少在淪陷區和像柬埔寨那些小附庸國境內維持一個自己的體系，長治久安，希望短視的、多變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過幾十年以後忘記過去，我們再來搞改革開放。這必然就是他們即將採取的路線。但是這個路線由於我剛才描繪的列寧黨內部的體制已經相當渙散，而且由於改革開放幹部本質上是一撥費拉，要把他們殺光、徹底處理乾淨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多半是在相互殘殺和處理還沒有處理出一個眉目的情況之下，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形勢就已經全線崩潰，原先就只是被壓住了頭、其實水面上還完全存在的各種張獻忠勢力就要蜂擁而起了。最好的情況頂多就是有某些比較見機行事的土豪勢力組織自己的自衛隊，搞出一些比較像樣的軍閥組織，不會有比這更好的了，列寧黨的組織和張獻忠的組織肯定都是要壞得多的。甚至有可能連這樣的軍閥都產生不出來，或者一產生就被消滅。要經過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大屠殺，清空人口以後，才會有比如說內亞的穆斯林或者東南亞的越南或緬甸的軍閥之類的入侵，帶來新的人口，像是以前在殷商時代和明太祖時代都曾經發生過的那樣給它整個換一換種，死幾千萬人、幾億人都是有可能的。
[01:41:47]主持人：如果從臺灣人自己的角度來看，我們看待任何一個個人或者任何一個組織，現在接下來的這十年，唯一重要的問題就是問他是誰，他的共同體會在哪裡，很可能其他問題都不再重要了。
[01:42:04]劉仲敬：是。觀點是最不靠譜的。我現在實際上是採取了一些從觀點相近的粉絲當中選拔政治團體的做法，但是這是最糟糕的做法，因為我是遊士，我沒有別的資源。當你沒有別的資源的時候，你只能抓稻草了；如果你有更好的資源，你就不要輕易使自己的資源降格。例如，如果有人以諸夏的名義跑到臺灣去，你就不能接受他，因為他只是有一張嘴，他是匪諜還是很軟弱的人，都是有可能的。即使不是匪諜，也很可能是軟弱的、除了嘴以外什麼也沒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人為了極小的原因就會背叛你。而且他很可能發現自己在新的社會中是極其邊緣的，是最下一等，然後反過來對這個社會不滿，反過來依靠遠方的祖國來顛覆他得不到升遷機會的這個寄居社會。像89年逃出來的很多人最後都變成了匪諜，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英文不好，在美國社會比墨西哥人和黑人更加低微，最後他們走著走著，共產黨就很容易把他們收買回去了。諸夏正確的用處是什麼？你可以讓他們在美國和日本建立團體，讓他們打回去，反攻大陸，那才是他們的祖國所在。像波蘭人對敘利亞難民說的那樣，我們給你們武器，請你們回敘利亞去打仗。這是唯一正確的處理方式。如果有朝一日美國人要這樣處理我、讓我拿上武器打回去的話，我也是沒有二話可說的。我在美國這段時間已經間接地利用美國的保護做成了很多事情，已經是足可以滿意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