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小說中的 作家與詩人
作家在社會中的地位，如同許多其他不同的身份，有其身份本身所自我設計，或社會自然設定給予的位置。文學界的最高榮耀桂冠，非諾貝爾文學奬（the Nobel Prize）莫屬，這個由瑞典王室所頒發的榮譽，無論其是否具有世界性，或是某些無法翻譯成歐洲語言的文學作家，因而失去獲獎的機會，或許多陰謀論與政治論的因素，皆因其仍為目前世界上獎金金額最高的文學獎項，而獲獎的作家也皆具有相當在其所代表的國家或文化，成為萬中選一的作家表率。
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與政治間的關係，除了1953年得主，曾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可說是最明顯且最直接的代表，諾貝爾獎頒給丘吉爾的原因為：「讚賞他在歷史書寫與傳記文學紀錄，還有在他演說裡所推崇人性的最高價值。」[1] 「人性的最高價值」，或是「人類的生存價值」等字多次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得奬者的受獎原因之中，可見對人性的尊崇，而且希望可以是擴大到全人類的價值，可稱得上是諾貝爾獎評審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指標。但當文學總是被稱為精神糧食，像是邱吉爾這類人的本業——政治，相較之下則更直接可以在社會中有直接且有效的影響。時到今日，邱吉爾身為政治家的名望，至少在台灣可以說比他身為作家的部分彰顯更多，而且他最為人所知的事蹟，仍是在世界大戰期間所擔任英國首相的角色。當要說到真正的作家與文學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許會被看成不務正業，甚至超出了一般人對作家在社會所扮演角色所有的期待。
同樣頭上掛戴有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作家行列，有另外一位作家也與政治有著既緊密又敏感的關係，出身南美洲國家秘魯（Peru）的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簡稱：尤薩），在2010年獲得到諾貝爾文學奬的肯定。而尤薩應該也是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中，僅有曾經參與過總統大選的作家。這樣的特殊經歷，讓尤薩對於作家之於社會中的角色，與國家社會該如何經營治理，理應有相當程度的思考與推斷，他的看法在他的文學作品之中，也充滿許多非常具特色的線索。
以一名長期旅居國外的作家／知識分子之姿，尤薩參與 1990年秘魯總統大選，也進入第二輪的決定性選舉，當時勝選希望濃厚。在1989年的競選旅途中，《紐約時報》曾刊登一篇名為「小說家可以拯救秘魯嗎？」[2]的報導，其中亦點出尤薩與其他知名「大爆炸」（boom）時期作家所運用的「魔幻寫實」（magical realism），如哥倫比亞小說家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與阿根廷小說家柯達查（Julio Cortazar），尤薩的筆法更近於法國作家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而在2010諾貝爾文學獎授獎頌辭亦將巴爾札克與由薩相比擬。當年競選總統時，秘魯人認為他相當英俊，雖然對實際政治狀況，大多為推舉他的政黨幫他整理與提供政見，但因為非執政黨，手上政治資源大多為較早期貴族政治方式，對於民意基礎的規劃與維護缺乏，雖然原本有相當大的勝算，越到選舉後期，發現競選對手日裔秘魯人藤森，因為對中下階層的親和力與政見親民，也代表秘魯新時代的新開始，與尤薩所代表的舊時代貴族，開始拉開距離。尤薩自大學畢業後，常年在歐洲，雖然每年會回秘魯一兩個月，但幾乎還是都在歐洲生活，也因為寫作關係，對秘魯國內政治、經濟、內政狀況，可以說是只能對大方向有些理解，但無法理解一般民眾每天所經歷的生活與問題。後來的敗選，原因已經從這篇《紐約時報》報導中看得見端倪。
從一個文學作家身份到總統候選人角色，尤薩勢必對自己與作家這二個角色有所想像與設定。他在接受諾貝爾文學奬時的致詞，與曾經比照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書寫《給青年詩人的信》[3]而寫下的《給青年小說家的信》[4]，對於作家之於社會的作用與這個身份所該進行的天職工作，皆有相當多精闢的描寫與期望。而尤薩的成名作《城市與狗》[5]，與描寫與第一段婚姻未婚妻的交往過程小說《胡莉亞姨媽與作家》[6]，由作者自己揭露為半自傳性質小說，也因為主述者或主角之一為尤薩本人，而小說中如何描述文人、知識分子、詩人等在文學界幾乎可以等同的身分上，有相當的討論。
此觀點主要起因於描寫法國印象派畫家高更（Paul Gauguin）與他曾致力於女性社會運動的外祖母芙蘿拉（Flora Tristan）時空平行的小說《天堂在另一個街角》[7]。
詩人兼砌牆工的查爾斯·彭西為工會創作了一首主題歌；芙蘿拉原本期待他會帶她到馬賽港各地走走，並介紹工人給她認識，可惜他跑到阿爾及利亞去了，只留下一張字條：他身心俱疲，需要好好休養一段時間。對一個詩人，妳又能期待多少呢？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自大狂的野獸，對同袍的福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活在自創的自艾自憐中，好藉此多蹦出幾句陰柔的詩句。……說不定將來你會在工會立法明言禁止金錢遊戲，還要禁止詩人加入，就像柏拉圖不讓詩人參與他的共和政府一樣。[8]
最後一句「就像柏拉圖不讓詩人參與他的共和政府一樣」引起筆者的興趣。到底尤薩自己身為作家、知識分子，後來還從政參選過總統，他到底對這樣的一個社會角色希望如何對待，以及如何在自己身上適切貼近實踐這個角色，理應可以從他的小說與撰述中找到蛛絲馬跡，也因此援引用目前臺灣已有出版的尤薩作品比較，希望可以從中看到尤薩對作家這個身份的態度與實踐狀況，特別是在文本中對這類角色的對待。
《天堂在另一個街角》與詩人
法國印象派藝術家高更，在藝術史上以前往大溪地聞名，居住於大溪地期間的畫風色塊大而不具立體感，讓人有原始野獸性格揮灑的感覺，但印象派時期以巴黎為基地的藝術家為數眾多，大多數人也都受到類似的藝術與文化影響，加上在巴黎本地的主題過多，高更認為他的藝術作品可能會在這樣的狀況下被埋沒，甚至因而走不出一條自己的風格。同期藝術家，雖然當今最知名莫過於梵谷（Vincent van Gogh），梵谷也是高更稱兄道弟的好朋友，但在當時藝術市場與受重視度上，梵谷生平只賣出過二張畫，而且都是梵谷弟弟西奧（Theodorus "Theo" van Gogh）出自善心幫助原因所購下。其他印象派畫家如莫內（Claude Monet）、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塞尚（Paul Cézanne）、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等人在藝術市場上都至少有一些肯定。
高更因為在巴黎藝術界看到自己的困境，決定以前往大溪地去實際探索當時影響印象派相當大的異國風情，也讓自己可以從巴黎暫時脫離緊繃與遇上瓶頸的人生。高更在巴黎也在情愛上與藝術遇上一樣的困境，讓他希望可以在大溪地嚮往他對性追求上的自由。尤薩的《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的主線支撐，就是藉由大眾對高更的熟悉度，與他所經歷身為藝術家的折磨與過程，也可借鏡於當前的藝術與文化工作者。從尤薩的描述來看，高更在巴黎與大溪地的遭遇，似乎更像是預告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如果是以高人一等並希望可以從較低落的文明與文化去尋求自我解脫，或是原本道德與知識理解的完全背棄，更像是背棄人類文明原可以累積以及造成更高進程的反效果。
尤薩的反向對照，巧妙的運用一般大眾較不認識的高更外祖母芙蘿拉生平，一位女性角色，從文盲到後來遊歷世界鼓吹兩性平等與人權平等思想，也留下重要著作的偉大女性，讓讀者可以對照一個知識分子的墮落，與不文明的人如何追求辛苦達成文明的境界。芙蘿拉的父親是出生於秘魯的西班牙人，但在她出生不久之後，母親與她搬到法國居住。在她長大後，她因為在法國認識到工人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加入工會，政府方開始視她為叛亂分子；則認為她的性別在工會中所造成的影響過大，其他男性成員開始對她產生敵意。芙蘿拉開始一邊希望回到父親所出生的地方秘魯，尋求親戚幫忙解決財務與婚姻問題，也一邊在旅程中宣傳「工會」的意義與在無形中也宣傳了芙蘿拉自身的知名度。整段回秘魯的旅程，也就成為芙蘿拉一生後來最知名，也最重要的事件，影響她在後世成為女權先鋒一切事蹟的起因基礎。
如上段引自《天堂在另一個街角》一文查爾斯·彭西的詩人角色，在芙蘿拉看來總是有些對知識分子的尊敬與期待，但文人與作家角色給人的浮誇印象，在務實的芙蘿拉心中，也就此造成相當大陰影，雖然說她自己也能稱為這樣的角色之一，但比較起來，她還不會自認為自己是「作家」。一段對性愛的想像與理解，「『做愛』的溫柔、細膩、讓你澎湃、慾火焚身、所有感知和身體全部交織在一塊兒的一場神聖儀式、、男人與人同時達到高潮，這一切都只是詩人和小說家的發明、幻想……」[9]可以看出芙蘿拉對詩人和小說家只會「發明、幻想」的想法。尤薩在以芙蘿拉為主述的章節與高更為主述的章節，皆稱芙蘿拉或高更「你」或是「妳」，一種期待的語氣與較第三人稱更為親暱與理解的語氣，讓讀者有對主述中「筆者」的角色幻想，更具立體感。但也因此對於這位「筆者」所說的評論，更加具有說服力。
第十一章的結尾，聲稱要前往阿爾及利亞的詩人兼砌磚匠查爾斯·彭西，才登上船，還沒啟航就因為恐懼會發生船難而狂叫，被丟下船。因羞愧醜事，避居在馬賽港邊的小屋，最終因鄰居發現，成為全市笑柄。芙蘿拉這樣評論：「這就是詩人會作的事！」[10]一樣的工人兼詩人角色，在後面又出現：
她和麵包師父兼詩人的尚·盧布爾要開個會議，聽說他的詩曾受到拉馬丁和維克多·雨果的讚賞。這個不問世事的吟遊詩人會是妳在妮姆斯組織工會的希望嗎？會因為他的詩幻想這些沉睡中的百姓嗎？唉！想得美！她發現尚·盧布爾這個法國著名的勞工詩人，不過是個虛有其表、高傲自大的男人罷了（浮誇不實是所有詩人的通病啊！小芙羅拉，這可是有根據的）！跟他相處一室約十分鐘之後，她就確定他是一個討厭的人。......[11]
整部小說中所出現二位詩人代表，在此皆遭受了不切實際、虛有其表、只出一張嘴……等角色上的評價。
作家偶像與作家自身的對照
尤薩對自己的看法，或是在自己從中學時代即開始嚮往的寫作生活，其實也透過他幾部自傳性質濃厚的小說作品清楚顯露，更有幸的是，尤薩是那種願意經常解釋自己寫作意志與狀態的作家，有別與其他小說作家會刻意回避公眾眼光，或者那些詢問如何成為作家，或是如何找尋靈感的問題。從《胡莉雅姨媽與作家》[12]這部小說，可清楚看到尤薩對自身處於寫作之路的謙卑與困難。他深深知道這條路，必須是由他自身堅定的意志開始，如同他娶了表姨媽為妻一樣的難度。這部小說與《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相似，也與多數由薩小說一樣，運用他稱為「連通管」[13]的原理。意思為有至少二個或以上故事線在章節中互相穿插，互為相關、同時進行。在小說中主角馬里奧就讀法學院，但也立定志向要當作家。在剛開始跟胡莉亞姨媽認識的時候，胡莉亞姨媽的父親路裘舅舅介紹：「他現在既不想女人，也不想玩樂。人家是個知識份子，在《商報》週日副刊尚發表了一篇小說。」胡莉亞姨媽回答：「小心哪，多麗塔的兒子可別成了同性戀。」[14]在一次晚會中，馬里奧喝了些酒與胡莉亞姨媽下場跳舞，但馬里奧自認對舞蹈沒有天份，因為「那時我堅信文學天才與舞蹈、體育是格格不入的」[15]小說中當兩人更加認識後，尤薩也在小說中承認自己是因為讀大仲馬小說而生成為作家的心願，「這麼說來，多麗塔的兒子竟成了個文人？不行，不行。你餓死的，孩子。」以此看來，也許尤薩是經此來投射社會大眾對寫作的現實不抱希望的觀感，也透漏出他走向作家角色的煎熬與痛苦。
一樣在這本書中，出現另外一位這本書的大英雄，來自玻利維亞的廣播劇製作人彼得羅·卡瑪喬，他寫廣播劇劇本，也配音。書中主述馬里奧對這位被高薪挖角來的文字工作者，有著極高的期待。這也並非沒有經過辯證過程，因為「若要說彼得羅·卡瑪喬是個知識分子，那可得給『知識分子』四字加上引號。你沒看到他的房間連一本書也沒有嗎？他告訴我他不讀書，為的是不讓自己的風格受到影響。」[16]從這句子中可以理解這種「知識分子」並非尤薩心目中所建構出來的知識分子成長歷程，因為閱讀世界級文學大師們的作品，已成為日後寫作的養分，仍是古典知識分子被認可的唯一可能。
寫作與戀愛的衝突
養成知識分子的過程，在《胡莉亞姨媽與作家》一書中，從書名已經含有「作家」一詞，應可看出尤薩將這本書與他如何成為、定位作家有極大的關係。但這本書的女主角胡莉亞姨媽，也是尤薩曾經結縭十餘年的女士。小說中也宣布馬力奧與胡莉亞姨媽承諾至少結婚會超過五年，這個承諾也有完成。[17]在追求胡莉亞姨媽的期間，能夠讓馬力歐參考的作家，甚至能夠贏得他的認可的，就是那位造成秘魯全國上下轟動的廣播劇作家彼得羅·卡瑪喬。情愛觀在彼得羅·卡瑪喬眼裡，卻只是劇裡面的環節，而非他這個以文字與故事為生的人所在乎的事：「您想想，如果我的精力被女人占去，我能做現在我做的事嗎？」他教訓我了，聲音裡帶著厭惡。「您認為養兒育女和創作能並行不悖嗎？一個人在遭受著梅毒威脅的時候，還能有創作的靈感和想像力嗎？我的朋友，女人和藝術是互相排斥的。每個女人的肉體裡都埋葬著一位藝術家。生育，有什麼意思？狗、蜘蛛、貓，不都是會生育的嗎？人應該有獨創之處。」[18]想必這段話一定在尤薩心裡有很深的感觸，若非真相信如此，就是尤薩希望自己不要成為這樣可悲的作家。
當作家這件事在小說中女主角的眼裡，也不止一次揶揄式的透過胡莉亞姨媽對尤薩喊話。這時兩人已經結婚，說到「第一次到馬德里的時候，我對胡莉亞姨媽說：『我想當作家，我將只接受一些不會讓我脫離文學的工作。』她回答我說：『難道妳要割開我的裙子，纏上塊頭巾，到格蘭維亞紅燈區去找顧客嗎？』」[19]
小說出現與未來現實對照情節
在《胡莉亞姨媽與作家》一書中有二個情節與後來尤薩的生命相關，尤薩1990年競選總統，小說在1977年出版時，他已經告訴讀者身為作家，或是走著知識分子這條路，「我那該死的親屬希望我有朝一日成為百萬富翁，或者至少當上共和國總統。（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寄這麼大希望於我，我絕不是由於我在學校的分數高，因為我的成績並不優異。也許因為從小我就寫詩給所有的舅媽，或者因為，從表面來看，我是個對所有事都發表看法的早熟孩子。）」[20]甚至也對諾貝爾獎，開了一個消極的玩笑：「沒人知道他是怎麼識字的，因為他從來沒有上過學。在奇里莫沃，傳說他的教父、議會門房曾教他字母和拼音，其餘都是來自他的勤奮，正如大道上的小孩只要埋頭苦讀也能成為諾貝爾得主。」[21]
另一個有趣的對照則是尤薩在給這部小說中提到他寫了一半，但後來放棄的小說〈質的飛躍〉[22]，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23]一書中出現成為一個寫作的技巧與特色。這篇小說在《胡莉亞姨媽與作家》中，也是少數作家多次提到自己寫作過程中，一個相當具代表性的創意，內容主要敘述一位遠親扮演惡魔「畢斯達戈」嚇到村民，而村民失手殺了這位遠親，殺人的村民後來因為畏罪逃到山裡，為了找機會回到村中，也扮成「畢斯達戈」，而類似的悲劇卻變成循環重複發生。 尤薩在軍校時的狀態
尤薩在就讀大學前，在軍校就讀一段時間。《城市與狗》一書可說是他對軍校時期的紀錄與追朔，而在裡面第一章主述的主人翁，雖然名叫阿貝多·費南德茲，但外號「詩人」即可視為是尤薩自己的投射。故事中的「詩人」在軍校生涯中經歷極大的震撼，因為在一場實彈軍事演習中，他一時過度激動，失手殺了同年的伙伴，外號「奴隸」的黎卡多·阿拉納。這位「奴隸」跟「詩人」在入軍校沒多久後，成為好朋友，因為其他同學都較無法跟這兩人有交集，雖然他們各自亦不多共同處，但因為皆較不能融入隨時競爭的軍校生活，而情誼反倒增加。「詩人」的稱號，來自他是這群學生中文筆最好的，一開始把自己寫的情色小說賣給同學當娛樂，沒多久之後，他就成為不識字或文筆不好同學的代筆手，幫他們寫信，無論是家書、情書皆一手包辦，只要有人出價。
兩人的爭端還是起因於愛情，因為「詩人」與「奴隸」喜歡同一個女孩德蕾莎，但「奴隸」並不知道詩人也喜歡這名女孩，不僅如此，「奴隸」因為識字不多，經常請詩人幫他寫情書給德蕾莎。因為「奴隸」對女孩的愛戀與計畫，「詩人」在代筆過程中完全知道，這場嫉妒也造成後來「詩人」以子彈結束這場愛情的競賽。在「奴隸」送醫不治的時候，軍校因為管教極端嚴格，體罰與辱罵造成軍校生間的互動，特別是不同年級間，暴力與混亂是家常便飯，一度同學向「詩人」很真心的說：「你到底在這邊幹麼？你不是應該在教會學校唸書嗎？」[24]意指一般作家、詩人之輩應該要在道德與學識至上的學習機構，學習才會正統與在該在的位置，一個文人在軍校只是浪費時間，與冒著生命危險介入原本不該屬於的世界。
身為作家的責任
從大爆炸時期的拉丁美洲文學作者間，最知名的前幾位，繼馬奎斯在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奬後，總是一直有著還有其他人可能獲獎的傳言，到2010年尤薩獲獎，可說是對拉丁美洲文學大爆炸地位的再次確立。在領受諾貝爾獎時，尤薩的致辭對一個文學世代的推崇與定位，也是對一個地緣環境有別於過去文化強勢國家所處的位置，以自己出身位於新大陸拉丁美洲的秘魯，及身為知識分子，職責在於經營文學，讓文學在公眾的面前發揮作用，他提到：「如果文學要在一個社會中蓬勃發展，首要條件是這個社會必須達到高度文化，而且充滿自由、昌隆及正義，否則文學就從未存在過。」[25]可見他對於文學的作用之於創造社會之「自由、昌隆及正義」，視為自己身為作家的要務。頒出諾貝爾獎的瑞典皇家學會所宣布，尤薩之所以值得此榮耀提到：
在拉丁美洲，作家們承擔不起與非正義行為合作的道德責任。然而，對此種義務的要求可能會癱瘓了他們的渴望與想像。……從總統到妓女，他對於人們有著無設限的關注，從政治家的自負到刻畫愛情的精湛情節。……尤薩一眼就能洞察無知的愚蠢與邪惡的消沉，利用虐待傾向的刑罰主義與階級虛榮來描繪男人的友情，是他非凡的寫作能力。他傾向與常識協議勝過激進的烏托邦思想。……尤薩堅信文學的影響力。沒有文學也許就不會有人類可能性與隱秘之地的詮釋。因為在所有偉大文學理，全世界的男人與女人都是平等地活著，它是對抗歧視、種族，與國家主義偏執的堡壘。壓制人民大量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
無視地裡的隔閡，秉持著對自由的熱愛和政治的勇氣，他已經為了言論自由與人權而奮戰（在許多重要的作家中這些特質是不常見的）。[26]
足以見得尤薩在文學上的成就，已經是稱頌世界上以人為最高價值的藝術成就，並且尤薩雖然這一生所經歷「他是世界公民、從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一位自由主義者、一名失意的總統候選人，其肖像後來還出現在自己國家的郵票上。」[27]經歷這些過程，尤薩的作家之路，似乎才得以完整，從現今的角度，雖然他中間立場改變，價值觀改變，但也才有機會回首觀看自己在世界上這麼時間以來的位置與所作所為價值為何。
那些懷疑文學有這些功能的人，請捫心自問，為何所有的頑固政權會從出生到死亡控制人民的行為，如此害怕而必須建立審查制度來箝制人民的行為，並且以猜忌之心來監視獨立的作者。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讓想像力漫遊書中的風險，而反叛思想化為創作之後，讀者一經比對，發現自由可以讓創作存在，而創作則實踐了自由，然而，在現實世界裡讀者卻受制於恐懼和愚民政策。[28]
雖然「作家」、「詩人」等他自己亦以此為業的稱號，在他小說裡面諸多懷疑與貶抑，但在他自己面對世界給他諾貝爾尊榮的時候，他說出自己身為作家的驕傲、矜持與方向。如此證明文學力量的強大與無遠弗屆，而且這個職業並非一般人所能執行，如同他在《胡莉亞姨媽與作家》中提到的那些不會讓他偏離文學的工作[29]，必須身兼多職，而且無法經常專心、穩定，但因為一直在文學之路上，不讓他會有被其他誘惑所影響的堅定。就算他浪跡天涯，但前往歐洲的路程，從尤薩的角度，更像是向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文學家與文化表徵致敬，他必須親自到巴黎、倫敦、巴賽隆納、紐約……等過去世界高度文明曾經散發過光輝的地方，親次領受這些地方為什麼可以具有足夠養分餵養出福樓拜、巴爾札克、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大仲馬……等他所嚮往並希望將來可以成為的成功、偉大作家。
結語
在尤薩仿效里爾克所寫的《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寫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諾貝爾獎對他來說，在這個年紀與目前的地位，就算絕對不止於錦上添花，因為尤薩在這之前已經獲得包括西班牙語界文學最高榮譽的塞萬提斯獎，所以對年輕作家指導，資格相當適洽。這本書中的信，也像是尤薩寫給年輕時候的自己，他提到：「文學的基本屬性是，有抱負的人如果能夠實現自己的抱負，那就是對這一抱負的最高獎勵；這樣的獎勵要超過、遠遠地超過它作為創作成果所獲得的一切名利。……敢肯定的觀點之一：作家從內心深處感到寫作是他經歷和可能經歷的最美好事情，因為對作家來說，寫作意味著最好的生活方式，作家並不在意其作品可能產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後果。」[30]因為作家不在意其作品可能產生的後果，所以可以像是他小說中那些角色對作家、詩人的批判，稱他們虛有其表、浮誇不實，因為作家的作用就在於用文字影響他人以至於社會，而非實際某些行動作為上的堅持與計畫。但身段動作雖然堅持必須與文學相關，但也經常跨越一般人對一般作家的想像的尤薩，如同他實際行動出馬競選總統，雖然當時他所代表的政黨認為秘魯所需要的，是一個一表人材、長相、知識都端得出檯面，上得了國際舞臺，其他內容由傳統價值觀經營即可繼續治國的概念，尤薩終究在那場選戰中，敗給後來以卸任後因賄賂遭到通緝而躲避於日本的藤森。當時的秘魯人還是選票上打造出他們所希望見到的政府，一個能夠為大多數民眾發聲，也能夠以大多數民眾價值觀與思考模式為架構的政府；而尤薩在這場選戰中，被視作是高過一般民眾的貴族階級，希望用更高智慧領導國家進入穩定狀態的選擇，最後被選票決定這個思維失敗。
小說之所以是小說，通常會以虛構與否為辨別，但尤薩對小說的創造起源——故事，有很清楚的分析，他認為故事之所以是虛構，因為在一般生活中所說的話與行為、期望，不能完全表達內心渴望的完全，也因此產生了創作的空間，「渴望是人類本質的基礎」[31]，因為希望追求更好的生命狀態，這些渴望變成生命中很重要的工具，來激發人對更好的生活的想像與前進。但在一時之間，因為種種限制與各種條件尚未完成的現下，故事必須存在以紀錄人類對社會與自身的想像，顯現文學在這樣的前提下，也能夠對社會現狀有在平行卻不同時空的討論。如同尤薩在他的小說創作中，經常以許多同與不同，具關係但又天馬行空的不同故事線，一樣產生他對文學想像在當下與虛構故事間的關係，而「質的飛躍」也在這時候成功創造出小說家希望在文本與讀者間創造出來的效果。
從看尤薩小說中對作家、詩人的冷嘲熱諷，到他正式文件與演說中對作家身份的嚴肅與堅持，造成希望可以把一位當代國際性重大作家對於自己所身處職業的看待與經營。身為作家的尤薩，必定經常受到這些對「一般」作家的輕浮看法，加上以偏概全的偏見角度，但他自己也不否認這些特質會出現在許多作家的身上。尤薩只能以自己的歷程來證明，身為作家，就算他有許多過去的言論及行動，也許在許多人眼裡被看作是失敗，但文學作家這個角色從來就是可以在短期之內，對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夠有完全全面的判斷與好惡。如同他在大學時代舉目找不到可借鏡的文學表徵，將煽情廣播劇作家也列入他能夠效法的模範，並非完全偏差到離開文學歷程，而是看到文學在其他可能性能夠造成的影響，廣播劇作家的故事造成萬人空巷，大家爭相收聽討論內容，亦是尤薩認定文學可吸取的價值一部分，也證明文學並非只有一種嚴肅並拘謹的面向。
參考資料
報紙文章
- Marzorati, G., “Can A Novelist Save Peru?”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1989.
網路資訊
- Nobelprize.orgm, “Winston Churchill - Biographical”, 1953,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53/churchill-bio.html (accessed June 10, 2013)
文章
- 瑞典皇家學院／The Nobel Foundation（2011）。〈西元二〇一〇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頌辭〉（2010）（蘇逸婷，譯）。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公羊的盛宴》。台北市：聯經。（書原著出版於2000年）
-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2011）。〈閱讀和虛構的禮讚——得獎演說〉（2010）。《公羊的盛宴》（陳小雀、蘇逸婷、曾永銳，譯）。台北市：聯經。（ 原著出版於2000年）
書籍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2004）。《給青年小說家的信》（趙德明，譯）。台北市：聯經。（ 原著出版於1997年）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2008）。《天堂在另一個街角》（關文軍，譯）。台北市：聯經。（ 原著出版於2003年）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2009）。《城市與狗》（曾永銳，譯）。台北市：聯經。（ 原著出版於1962年）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2011）。《胡莉亞姨媽與作家》（趙德明、李德明、蔣宗曹、尹承東，譯）。台北市：麥田。（ 原著出版於1977年）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2004）。《給青年詩人的信》（馮至，譯）。台北市：聯經。（ 原著出版於1929年）
[1] Nobelprize.orgm, “Winston Churchill - Biographical”, 1953,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53/churchill-bio.html (accessed June 10, 2013)
[2] Gerald Marzorati, “Can A Novelist Save Peru?”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1989.
[3]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給青年詩人的信》（台北市：聯經，2004）。
[4]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台北市：聯經，2004）。
[5] ————，《城市與狗》（台北市：聯經，2009）。
[6] ————，《胡莉亞姨媽與作家》（台北市：麥田，2011）。
[7] ————，《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台北市：聯經，2008）。
[8] ————，《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台北市：聯經，2008），168。
[9] ————，38。
[10] ————，186。
[11] ————，241。
[12] ————，《胡莉亞姨媽與作家》（台北市：麥田，2011）。
[13] ————，《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台北市：聯經，2004），193-207。
[14] ————，《胡莉亞姨媽與作家》（台北市：麥田，2011），26。
[15] ————， 71-72。
[16] ————，145。
[17] ————，349-350。
[18] ————，165。
[19] ————，350。
[20] ————，175。
[21] ————，244。
[22] ————，58。
[23] ————《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台北市：聯經，2004），143-160。
[24] ————，《城市與狗》（台北市：聯經，2009），281。
[25] ————，〈閱讀和虛構的禮讚——得獎演說〉，《公羊的盛宴》，（台北市：聯經，2011），524。
[26] 瑞典皇家學院／The Nobel Foundation，〈西元二〇一〇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頌辭〉，《公羊的盛宴》，（台北市：聯經，2011），518-520。
[27] ————。
[28]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as，〈閱讀和虛構的禮讚——得獎演說〉，《公羊的盛宴》，（台北市：聯經，2011），524-525。
[29] 見註19。
[30] ————，《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台北市：聯經，2004），4。
[31] ————，〈閱讀和虛構的禮讚——得獎演說〉，《公羊的盛宴》，（台北市：聯經，20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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