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1/02/23閱讀時間約 35 分鐘

大铜床(简体)连载 5

    庚子年的转年,翠喜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是对大胖小子,大的叫天宝,小的叫银宝。天宝、银宝长得如此相象,有一次,粗心的女佣替他俩洗完澡, 一起放在一张小床上,结果取好了衣服转过身来,竟分不出他俩谁是谁了,所以很有可能后来的天宝是银宝,银宝是天宝。
    与别家的兄弟不一样,天宝、银宝几乎每一天都要在争吵打闹中度过。翠喜带他俩一块出去玩,如果天宝说往东,银宝就一定说往西。吃饭,银宝说要往大米粥里搁些糖,天宝就一定说要放些盐。长大了,银宝喜欢穿长衫马褂,爱好小说诗文,而天宝则喜欢洋装革履,爱打网球篮球。虽然天宝、银宝刻意处处显示与自己兄弟的不同,但在旁人眼里,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其实是出自同一娘胎的哥俩儿。
    老人们常回忆说,天宝、银宝的争吵,早在襁褓时就开始了。还在吃奶的时候,如果母亲抱起他俩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会大哭大闹,任何办法也止不住,只有把吃奶的这个放下,把奶头塞到哭闹的另一个的嘴里才行,但抱起来的这个刚停下,放下的那个又开始大闹。后来只好把他俩分开两个房间,一个东厢房一个西厢房,谁也见不着谁,都以为母亲只给他一个人喂奶,这才同时停止了哭闹。
    天宝、银宝吃奶的时候,总要一边含住母亲的一个乳头,一边用手牢牢抓住另一个,生怕被人抢去似的。天宝习惯用右手抓,而银宝习惯用左手握,开始大家还没注意,到长大一点,开始学抓东西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天宝是右撇,银宝是左撇。
    到了可以满地乱跑的时候,如果父亲不在家,天宝、银宝就会跑到父亲和母亲的卧房,爬上那张巨大的铜床,缠着要和母亲睡在一起。然后经过一番吵闹争抢,知道谁也无法独自霸占母亲的两只乳房后,才一人握着母亲的一个乳头安静的睡着了。翠喜疼爱的看着熟睡的两个儿子,彻底明白了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赵静安比翠喜见多识广,他告诉了翠喜一个新词儿,说这叫遗传。报纸上正在热议一本叫做《天演论》的新书,书里说按着洋人的学问,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普天之下物竞而天择,那些被老天爷挑选出来的优秀的生存本领,就是叫遗传了。
    一天,翠喜从午睡中醒来,怜爱的看着一左一右睡在身边的两个儿子,轻轻的把他们的小手从自己的乳房上移开。她的目光不经意看到天宝、银宝的小裤档很显眼的鼓起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这才突然意识到儿子们一天天的长大了。从这天开始,她不再允许天宝、银宝接触自己的乳房,独自睡觉的时候也把房门关紧,不论天宝、银宝在门外如何哭闹央求,也绝不再让他们进来。就像断奶一样,闹过一阵后,确认母亲确实是铁了心肠不再给他们任何机会了,天宝、银宝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但这并没有断绝他们对乳房的狂热热爱,邻家谁有吃奶的孩子,他们就跑去看。因为他们还是孩子,大人们也不避着,趁着奶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女人的乳房看个够。
    但是,即使是偷看别人家的母亲喂奶,天宝、银宝也想一个人独霸,而不愿与自己的兄弟分享。为了看到更多的女人喂奶,天宝想了个办法,他告诉一块玩耍的几个小伙伴,谁要知道哪家有正在吃奶的孩子,并能带他去看,他就给谁买一串糖葫芦。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周围数十条胡同,谁家有正在吃奶的婴儿,谁家刚生了孩子,甚至谁家的媳妇怀了孕,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天宝整天串了东家串西家,呆在家里的时候就少了,但是好景不长,有一阵子,好像在一夜之间,小伙伴们突然再没人来报告新的“消息”。 他整天闷在家里,反到是经常见不到银宝的影子。
    一天,天宝堵住一个正在胡同里玩玻璃弹球的小伙伴,答应送给他一副最好的玻璃弹球,但要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得知原来是银宝高价收买了这些小伙伴,如果谁把“消息”告诉银宝,而又保证不让天宝知道,谁就可以从银宝那得到三串糖葫芦。
    就在这天,快到晚饭的时间,家里还没见到银宝的影子。父亲问天宝,知不知道银宝上哪儿去了。天宝就一五一十将银宝如何用糖葫芦收买小伙伴,到别人家里偷看女人喂奶的经过全告发了出来。可想而知,银宝回来后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天宝躲在自己的屋里,隔着一个院子都能清楚的听到后院传来的银宝杀猪般的哀嚎。
    赵静安接连打断了两个鸡毛惮子,问银宝是谁教他这么干的。银宝泣不成声的说,没人教,是他自己学来的。赵静安又问是从哪里学来的,银宝说是从天宝那学来的。于是,用被子蒙着头假装睡着了的天宝,也给从床铺上直接拎到了后院,和银宝一起跪在石板上,皮开肉绽惨叫不止。至此,天宝、银宝对乳房的狂热,算是被勤勉尽责的父亲彻底镇压了下去。
    自打八国联军进城,这些年,送水的买卖慢慢的不大好做了,联军进城带来了全新的掘井技术,打出的井能从地下十米深的优质深水层汲水,到联军离开北京时,这样的人工“甜水”井已有多处,“甜水”的价格自然落下了不少。1908年,袁世凯的亲家,周拨的四儿子周学熙在北京创建自来水公司,为筹措资金,在报纸上大登广告集资入股。当时大多数人都十分看好这家“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觉得就像在欧美和日本的那些大城市一样,自来水一定会取代井水,成为京城居民们的日常用水。赵静安也这样认为,他投入大半家产入了两万股,成为了自来水公司董事中的一员。
    八国联军之后,皇权的威严已然扫地,老权威的覆灭引来的是新权威的争夺,北京城接连上演了清帝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登基、北洋军主政。古老的北京就像古老的戏台,默默承受着名流要角们来来往往的轮番演出。
    寒来暑往,赵静安依旧每日忙碌着送水的买卖和自来水公司的事务,他认准了一个理儿,就是这世事不管如何变迁,这活人总是要喝水、要吃饭。自来水公司虽然没有象当初预想的那样快速发展,昂贵的安装费使它只能服务于京城百分之十左右的富裕人家,普通百姓依旧习惯于自己打井或购买廉价的井水,赵静安两头都忙碌着,也总算是把赵家经营得井井有条。
    一车一车的水卖出去,一分一厘的利润积攒下来,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不需要任何的创新或改动,把事情做熟做巧就行。这样经年累月,赵静安积累的财富与日俱增,登门求财求事的人也就络绎不绝,赵静安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应酬。每当应酬的场面,名片发完了,他会吩咐助手马上再取一些来,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发到,不冷落任何一个想与他结识的人,哪怕对方只是一个车夫或者不重要的普通职员。宴请宾客,他会每张桌子都坐上一刻钟,一一碰杯,不怠慢任何一位宾客。如果是单独的商谈,会客结束,不管事情大小,来客尊卑,他都会一一送客送到大门,一一握手作别。赵静安的握手,客人们总是能感到比别人的握手握的时间更长,握手中感觉到他的一双手比别人更温热、诚恳、有力。
    这些待人接物的细节看似平常,但数十年一以贯之的坚持下来,绝非常人所能做到。就这样,凭着一点一滴的积累,赵静安在商界的声望日隆,平易近人的形象口碑相传,商界领袖的地位蜚声京城。
    赵静安的启蒙教育,虽说大多来自教会学校和教父谢福恩给予,完全西式,但在成年之后,赵静安显然更醉心于东方古老的处世艺术和做人的道理。在他接待宾朋的宽大厅堂,高悬着一副中式书法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居,向宽处行。”这副对联被仰慕者视为商界领袖的智慧和境界的象征,口口相传。
    1919年,赵静安已年近五十,父母已相继辞世,而这年,天宝、银宝在北京大学就读也已快满一年。世人对财富的占有,除了钱财、美貌,还有就是储备在大脑里的知识了。赵静安希望他不能给予儿子们的知识,由学费昂贵的大学来给予。
    一天,在饭桌旁,天宝忐忑的对赵静安说:“父亲,我们和同学们打算成立一个读书会”
    “多读些书总是个好事,是不是要家里资助些钱?”赵静安看着眼前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儿子,露出了严父难得一见的笑容。这两个儿子在父亲的眼里,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天宝右手拿筷子,银宝左手拿筷子,银宝的分头往左边分,天宝的分头往右边分。
    “不需要太多的钱,是同学们把自己的藏书捐出来,成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大家可以方便的借阅。图书馆要有个地方,我们家屋子多,可不可以放我们家?”银宝在一旁补充说。
    “你们可以用临街的那个偏院,我把佣人安排到别的院子去,要是不够,其它院子还可以再腾出些空房来。”
    “太好了,谢谢父亲!”天宝、银宝异口同声,兄弟俩难得有了一次步调一致的声音。
    以自己对这两个儿子的了解,赵静安原以为凡事都要互相抬杠,争个短长的这两人,是绝对不会选择上同一所学校的,所以当初让他们在北京最好的两所学校,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自己挑一所。但没想到,天宝、银宝对“专事培养汉奸”的清华毫无兴趣,而独对北大的“新文化”、“新思潮”一心向往。
    八国联军打下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条约约定,大清国按人口每人一两白银,向各国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年利息4%,分39年付清,连本带利共计是9亿8千万两。在条约的第六款第甲项,还约定了白银与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其中,大清国1两海关银约定等于0.742美元。条约中,美国分得近3300万两白银的赔偿,所以后世常言,美国在《辛丑条约》分得了2400多万美元。
    从1909起,美国从收到的赔款中以美元计价,分出一半,退还中国,专款用于建立清华学校,培养和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但其实,因为条约中约定的白银与美元的汇率不公平,退款远没有达到一半这么多。
    当时,按大清朝的各期律令,1两纯银约等于37.301至37.797克,而1美元的银币约重27.22克,含银只有90%,在当时的实际贸易中,1两白银至少可以折算为1.37美元。但是,按《辛丑条约》中的汇率,却是1两白银只可兑换0.742美元。赔款支付的是白银,退款是按条约中的不公平汇率换算的美元,所以号称退款一半,实则是少了许多。
    当时有著名报纸《民报》发表评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随后另一些中国报纸,刊登了一则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用教育影响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已做到把中国的学生引向美国,并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而如果听任大批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日本,而不是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法、德的教师到中国去担负要职,而不是美国人。这还意味着,英、法、德的商品要被大量买去,而不是美国的商品。各种商业上的特权将会给予欧洲,而不是给予美国。所以,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的意义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与早期的清华学生报考大学只为留洋相比较,京城的另一所大学,北京大学的气象则全然迥异。这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变法维新失败后,留下的唯一遗产,也是古老中国效仿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
    在北京大学,政府出资,网罗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智士,其中,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来自安徽,浙江的鲁迅出任文科教员,而湖南的毛泽东则在图书馆里做着整理杂务的临时工,这些名字后来都书写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此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自绍兴,是个前清的进士,做过翰林。翰林是个官职,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还给皇帝讲经读史,以及草拟朝廷各项典礼的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位熟稔传统的前朝老臣,却拥有着最开明的思想,办起学来,不拘一格。实用主义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信仰已绵延千年,官方办学一般也以“学以致用”为最高追求,并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到了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他却第一次以他所推崇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时期的自由哲学为蓝本,宣扬教育的最高信仰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不是为其它的目的而服务。
    “为学问而学问”,意味着学者们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探索都是被允许的,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的气氛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蓬勃一时。保守、维新、激进,都能拥有同样的机会,占据讲台,竞争听众。背后拖着长辫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西装革履的新人物,皆可并坐争论,同席笑谑。这情形很像是中国的先秦时代,或者是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
    此时的中国,帝制虽已作古,但列强环伺,领土不断被割让,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大学里的“新青年”和他们的导师们,无不认为国家的积弱皆来自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办起了报刊杂志,改用通俗易懂的日常口语写作政论檄文。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作为垄断知识的一种工具,文人们一直沿用一套近似于密码的文言文,与民众日常的口语几乎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其它阶层若不经过经年的寒窗苦读,几乎难以理解文言文的真正语义。
    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抛弃文言文,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做出了自己革自己命的努力,但是在1919年,这个庞大的古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识字,城镇里只居住着百分之二的人口。与城镇相比,农民和农村才是古老帝国的根基所倚、决定所在,但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新青年”们所认识。
    历史一次次证明,再没有什么比“革命”更能让年轻学子们激动不己的事情了。与大学里的同学们一样,天宝、银宝对革命,对拯救国家,也是充满了天然的热情,而且光发议论已不能满足,他们要参与到“社会改造”的行动中去。
    赵静安对时政没多少兴趣,他总认为那和老百姓所过的日子关系不大,他只关心如何把赵家的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经营好维护好,并希望日渐长大的两个儿子,也能抱有和他同样的想法。但两个儿子从小到大争吵不断互不相让,让赵静安颇为头痛,所以遇着兄弟俩愿意一块合作点什么事情,不管事情大小,他总会尽力支待。赵静安近来还发现,自从天宝、银宝一块上了北京大学,俩人的争吵真的少了,互相商量的时候多了,连平日所穿的衣裳,也脱下了坚持了多年的故意的差异,换上了一模一样的学生制服。赵静安看在眼里,心想,他的这两个儿子也许真的是长大了,懂事了。
    一次翠喜跟赵静安埋怨,两个儿子整日“救国”“革命”,学都不上了,还搞什么“读书会”, 弄得家里每天许多的学生进进出出,他这个做父亲的也不好好管管。赵静安回答说:“唉,这时代确实是有些不同了,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我看也没什么不好。你没看见那每天进出咱家的学生里面,还有许多漂亮的女学生,兴许里面哪个就成了你的儿媳妇了,你这个当妈的还是多留意着点吧。”
    其实用不着赵静安提醒,出于女人的本能,翠喜早早就注意到了那些经常出入赵家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叫杨子玲,格外引起了她的注意。不过注意到杨子玲的远不止她一人,杨子玲走到哪里都无法不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俏丽出众的容貌,热情洋溢的性格,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青春气息无不感染了四周。这个姑娘确实太出众了,凭着母性的直觉,翠喜预感自己的两个儿子将会因她而招来不幸。但直觉却没有告诉翠喜,这个姑娘身上潜藏的危险,还同时威胁到了赵家大院的女主人的自己,要不后来她就不会让杨子玲走进自己的卧房,让她看到了那张巨大的铜床。
    母亲的直觉一点没错,此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为着这个漂亮女生发着狂。
    天宝、银宝第一次见到杨子玲,是在一次学生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里。还没等引见的同学开口,杨子玲就说:“你们先别说,让我猜猜看。嗯,这位穿长衫,左手持标语的是弟弟赵银宝。这位穿西服,标语拿在右手的就是哥哥赵天宝了。”
    “杨小姐真是好眼力!”
    “不是我眼力好,是两位公子名气大。早听人说,你们俩一人是左手, 一人是右手,一人穿长衫,一人穿西装。还有,一个人的头发往左边梳,另一个人往右边梳。咯咯咯,初次听到时笑死我了,今天一见还果不其然咧。不过,我到觉得你们要是穿上你们北京大学的制服,那肯定比你们现在中不中洋不洋的打扮要更帅气。”
    在又一次学生聚会,因为有杨子玲参加,天宝、银宝不约而同的换上了崭新的学生制服。杨子玲依旧是男生们围拢的中心,但她远远看到天宝、银宝,摆脱了包围,跑了过来。
    “你看,我说的没错,你们这样就更象帅气的革命青年了。”
    学生中开始流行“救国十人团”,十来个志趣相投的学生凑在一块,咒骂政府官员的腐败,纸上谈兵式的议论什么才是最好的救国方策。天宝参加的是“阳光社”,觉得救国最紧要是强健国人的体魄,强健体魄才能不是东亚病夫。而银宝参加的“新生社”则主张救国最好从文艺入手,文艺最容易让民众理解古老礼教的黑暗与伪善,以及“科学、民主”的昌明。天宝和他的伙伴们经常打篮球、排球,日日练跑步、跳远,掷标枪,扔铁饼,冬天洗冷水澡,夏天赤膊在烈日下日光浴。银宝这边的“新生社”则是聚在一块吟诗作赋,排演西洋话剧、音乐,钻研如何让每一句稚嫩的台词,都能透出奔赴新生活的决心与勇气。
    天宝、银宝都想邀请杨子玲参加自己的社团,杨子玲也都爽快的答应了。她和天宝一起打网球、排球,观看天宝在篮球场上潇洒有力的运动动作,让她感到轻松愉快。而与银宝一道谈论雨果、左拉、狄更斯,听他朗诵一首首动人的诗句,或者在钢琴上弹奏莫扎特、巴赫优雅的抒情乐曲,则也让她感到心旷神怡。
    在银宝为她弹过的所有曲子中,有一首并不完整的曲子,杨子玲觉得却是她听过最美的一首。那天,银宝看着谱架上一页泛黄的手写琴谱,第一次试弹,谱子很短,只有几个小节。乐谱上那泛黄的笔迹,是他的父亲的教父当年在谢菲尔德庄园为美丽的凯蒂写下的音符。
    “这曲子真美,叫什么?”杨子玲问。
    “不知道,这谱子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偶然看到的,曲子好像还没有写完。”银宝还想告诉杨子玲,他刚才弹下的每一个音符,仿佛都一一对应着她留在他脑海里的每一个美丽的身影。
    “这曲子太美了,你应该把它写完。”
    “好吧,我试试看。”
    “写完后你一定要弹给我听。”
    “是的,我如果写完,第一个就弹给你听。”
    赵天宝打听到杨子玲家住灯草胡同,父亲是位小学的国文教员。恰好灯草胡同是由赵家的伙计在送水,天宝跟这个伙计商量好,杨家的水由他去送,但不许告诉任何人。
    杨子玲的父亲很纳闷,怎么近来给家里送水的水工,换成了一个穿学生装的小伙子,而且不会算账,每次不是少收了水票,就是干脆忘了收。杨子玲也乐得在一旁抿嘴偷笑。
    而银宝除了为杨子玲弹琴,还开始写一首首的抒情现代诗,含蓄的表达他的爱慕和想念,他的痛苦与煎熬,然后偷偷的寄给杨子玲。但每当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小心翼翼的向杨子玲询问那些诗的下落和观感时,她却总是笑而不答,咯咯笑着跑开了,撇下赵银宝一个人,一脸的怅然。
    和其他女生一样,杨子玲喜欢看西洋小说,但能看到的却不多,能借的地方几乎借了个遍。一次她随口说:“我们能看到的书太少了,你们看,现在大家都以谈论马克思主义为时髦,但我们却连一本马克思的原著我们都没能读到,谁都说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能组织个读书会,同学们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集中放置一个地方,成立一个图书馆,大家免费借阅,这样加入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能看到的书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主意好,我们家院子大房子多,我看可以把图书馆设在我们家。” 赵银宝立刻响应。
    “好,我去跟父亲说。”赵天宝也连声附和。
    赵家大院确实是个大院,名副其实,不单占地面积大,甚至还包括了一个后花园,花园里甚至还包含了一个池塘。池塘虽然不大,但足以容下一条小船划上几下。后世京城的房价腾贵,人们常以钢筋水泥的几房几厅、多少平米炫耀财富,也常有嫉妒者讽刺这些刚进城的暴发户说,这有什么,我祖上赵家大院,大到能在后花园划船。其实他们的祖上可能只是在赵家大院干过活,在花园池塘里划过船,拍过照,而且也不姓赵。
    赵家大院原本属于某个祖上被赐过黄袍马褂的大包衣,家道败落,转手于赵家。赵静安买下这个院子的价钱也不算太高,大约相当于乡下同等面积的水田的价格。农业社会,政府还没有学会用城市里的土地和房产,向民众课以重税。城市里的土地和房产尚未稀缺,甚至供应过剩,当时一位北大教授的月薪,就足以购买京城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在农业社会,拥有肥沃的农田才是富足的象征。
    书籍匮乏而求知欲旺盛,读书会出乎预料的发展了起来,参加的学生很快增加到了数百人,藏书多到上万册,经常有过百位读者在同时借阅。读书会的工作变得异常繁重,杨子玲和天宝、银宝,还有几个义务的志愿者常常需要工作到深夜,然后每人挟一大捆邮包,送到邮局去寄给那些不能亲自上门借书的读者。
    虽说读书会是个赔钱的事情,但看到两个儿子有这等张罗事情的热情,赵静安也很高兴,看着人手不够,就把老管家杜升的儿子杜顺,安排去给读书会帮忙。杜顺的小名叫小顺子,赵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叫他小顺子。小顺子比天宝、银宝小了个两、三岁的样子,长得中规中矩,象他爹一样,每天垂着两只手耷拉着眼睑,一幅随时听候主人吩咐的样子,干起活来异常的迅速麻利,是把干活的好手。
    小顺子成了这个小小图书馆的专职管理员,每天仔细的做着两位少爷或者杨小姐交给他办的事情。小顺子有着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性格,少爷们和杨小姐说笑的时候,他总在一旁默默的做着手上的事情,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似的,但如果有谁突然喊他一声“小顺子", 他也会马上答应,反应异常的迅速,就像一直在等候着主人的召唤。
    有时候,大少爷和杨小姐去打网球,叫上他一块,他就在场边跑来跑去,帮着捡球。叫他上场打两下玩玩,他总是一脸憨厚的笑着推说自己不会,死活不碰递给他的球拍。而有时候,腼腆的二少爷将彻夜未眠写下的诗句,放在信封里叫他送去给杨小姐,他也总是面无表情的将信递到杨子玲的手里,说:“杨小姐,这是二少爷让我给您的信。” 他从不打听信里装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二少爷不自己把信交给杨小姐。
    没人知道小顺子心里想着什么,也没人关心他心里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已知道,每当杨小姐出现在他近旁的时候,虽然他从不敢正眼看上一眼,但他的两只耳朵,却无一遗漏的捕捉到了,属于她的每一个细小的响动。如果杨小姐从近在咫尺的身边经过,他会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等待着杨小姐的衣袖搅动起的空气中,飘来的隐隐约约的美人樱般的沁人芳香。
    而在一个又一个孤独冷清的夜晚,小顺子的脑海会不由自主的漂浮起杨小姐迷人的身影。每当此时,他就感到身体里有一千支火苗在燃烧,有一万匹野马在狂奔,但他能做的只是叹息着将手伸到胯下,将那涨热的胯间之物死死的扼住。有几次他不小心弄脏了褥子,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母亲的责骂。他没有辩解,他觉得父母的打骂是对的,他不应该弄脏褥子,一条褥子要用许多个冬天。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找了块擦桌子的抹布,等着射出的精液。抹布很脏,但已让他满意,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卑微得如同赵家一条看家护院的家犬。
    有一次,有好几日没见到杨小姐到图书馆来,从两个少爷的闲谈中,小顺子得知杨小姐患了伤寒正在家养病。后来老爷也过问起此事,并特意请了一个最有名的老中医,给开了一方专治伤寒的偏方。老爷把药方交给小顺子,让他到药铺抓了药给杨小姐家里送去。
    开方的老中医很有名,所用的药引也最奇特:经霜三年的甘庶、结子的平地木、原对的蟋蟀等等,多是稀奇古怪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这次药引开了味“冬天的芦根”。 老爷知道这中药里的药引多是为了多讨几个钱的设计而已,对药力并无影响,所以只给了小顺子一块大洋,交代他只管抓药,药引子不用管它。
    遇到伤寒,赵静安有自己的药引,乙酰水杨酸。那是他早在少年时,就从教父谢福恩那学到的技巧。但在后来的日子,他又回到了中国人熟悉的环境里,身边每个相识的人,都会告诉他哪里哪里的老中医,或者是曾服务过皇室的哪个哪个御医,开出的药方是如何如何的灵验,不由他不得不信以为真。所以,每遇伤寒,赵静安的办法都是请很贵的名医开个药方,然后再自己加上家里常备的乙酰水杨酸,同时服用。
    赵静安的这个方法几乎就是现代中药的鼻祖,一百多年后,医院和药店里的所有的由正规药厂生产的中成药,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在一堆莫名其妙的中药药方里,添加疗效确切的化学合成药物,这样做的好处是,除了疗效确切,还能获得民众的认可,认为这就是老祖宗们一直沿用下来的中药。这个方法还扩展到了凉茶领域,在各种草药的熬制液体里添加对乙酰氨基酚、氯苯那敏、甲硝唑、布洛芬,服用者的体验就是,凉茶也能治疗感冒或者牙疼,所以老祖宗的智慧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甚至是高于科学的。
    回到1919年,这一天小顺子来到药铺,递上药方,问有没有冬天的芦根。药铺的伙计白了他一眼说:“有,很贵,单这一味冬天的芦根就得三块大洋。”
    小顺子说:“你等等。”
    小顺子没有三块大洋,但他不知哪来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弄到这三块大洋。他从药铺出来,走过几条街,在一家首饰店门前停了下来。首饰店里有不少的人,有个胖胖的阔太太模样的女人抱着个孩子,在挑选长命锁之类的小玩艺儿。胖女人的腰间鼓鼓的,露出个包着大洋的手帕的一角。小顺子想都没想,悄悄挨近胖女人身边,突然把手伸入胖女人腰间的口袋,掏出那个手帕,撒腿就往外跑。当胖女人反应过来,扯开嗓子叫喊时,小顺子已跑出去了半条街。
    小顺子只顾拼命往前跑,中间摔倒了两次,一次摔破了左膝盖,另一次摔破了右膝盖。但几乎在摔倒的同时,他都能立刻从地上弹起来,继续往前跑,鲜红的血染红了他的裤腿和鞋面。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再也跑不动了,小顺子终于瘫倒在一个僻静胡同的旮旯里。他在那呆到了天擦黑,药铺快打烊的时候才返了回去。手帕里有六块大洋,小顺子把六块大洋全码在了药铺的柜台上,让药铺伙计给他包双份的“冬天的芦根”。 伙计陪着笑脸说没问题,抓了些草梗样的东西包到了药包里。小顺子觉得,贵重的药用得越多,杨小姐的病就应该好得快些。
    三、四天后,病愈的杨子玲重又出现在了赵家大院的小图书馆里,大伙儿都非常高兴,极少到偏院这边来的老爷,也特地过来看望。小顺子听到杨小姐在为送去的特效药向老爷道谢,说多亏了那几付药,病才好得这样快。
    与平日一样,小顺子依旧低着头,仔细的做着手上的事情。他觉得,杨小姐的病能好得这样利索,他那加了双份的药引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虽然谁也不知道他曾为此做了些什么。他心里的那个高兴,也同样无人知晓。
    这天,翠喜的丫环小红,也过来请杨子玲。在赵家大院,杨子玲虽然与女主人碰过几次照面,问过几回安,但从未单独一起说过话,心里未免有些紧张。她心情忐忑的跟在小红的身后,在回廊里迂回转折的走了五、六分钟,来到了静谧的后院。
    后院极为宽敞,布置得也考究。院内方砖漫地,青石作阶,院中栽着几株修剪整齐的石榴树,树下凉棚鱼缸里养着几尾胖乎乎的金鱼。穿过卵石铺就的小径,杨子玲一路来到后院的正房,院子的女主人正等着她。
    “子玲姑娘病好些了吗?”
    “谢谢伯母关心,我的病全好了,让您费心了。”
    “好利索了就好啊,以后你可要多多注意身子,你可不知道,你病了的这些日子,我们家的天宝、银宝都急成什么样,后来,连他们的父亲也跟着一块着起急来了。” 翠喜第一次近距离打量杨子玲,脸蛋和眉眼果然标致得象画里的人儿似的,身姿不但曲线玲珑,还远远就透着一股市井里难得一见的娟秀气息,两个儿子对她着迷成了那样,也是难怪了。
    “谢谢伯父、伯母,我以后一定会多注意的。” 杨子玲被翠喜打量得浑身不自在。
    “来,你坐我跟前来。我这个做长辈的一早就想送点小礼物给你,这次你病好了,正好拿出来给你,也算讨个吉利。” 翠喜拿出来的是一对正翠玉镯,那还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陪嫁,再往上也不知传了多少代人了。这对玉镯是从一整块石料里开出,翠玉相连,水色欲滴,就算是个外行也能一眼看出价值不菲。
    “使不得,伯母。” 杨子玲惊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拿着吧,孩子,这是伯母的一点心意。”
    “不不,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杨子玲几乎就要转身朝屋外逃去了。
    见杨子玲坚决,翠喜也不再勉强:“也好也好,今天你不拿,就还先放我这。我这些东西呀,以后自然也还是你的。我说这话你别见怪,如今你们这些念过书的孩子,都时兴自由恋爱了,我们做爹妈的本不该多管,但大家都知道天宝和银宝都特别喜欢你,你也常和他俩在一块儿,你能不能给我这个当妈的透句话,你觉得,他们俩你更喜欢谁? ”
    杨子玲的脸“刷”的红到了脖根,惊慌的站了起来,惊慌失措般的看着地板:“伯母,我和天宝、银宝,我们都是要好的同学,我们一起办读书会一起做事,也是想着为社会出一份我们青年学生的力量,我从未想过喜欢他俩谁更多一些,而且喜欢和恋爱也不是一回事。” 杨子玲说的是心里话,她确实喜欢和天宝、银宝在一起,也确实觉得他俩比整天像苍蝇一样围在她家门前的那些贵胄子弟、公子哥儿可爱得多,但她总觉得这种喜欢,总还缺了点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他俩之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杨子玲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好了好了,别紧张了孩子,原谅我这乌鸦嘴说错了话。这喜欢和恋爱是怎么个分法儿,我们这老辈人看来是闹不清了。不过,你再想想,有没有可能,这喜欢有一天也能变成了恋爱了呢?你再想想,再想想,如果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就来跟我说,我这老妈子替你做主,好不?”
    杨子玲自己都记不清,这天是怎么就结束了谈话,恍恍惚惚从后院告辞出来。 一路往回走的路上,她没有再想翠喜和她说的话,甚至翠喜对她说了什么她一个字也想不起来,缠绕她脑海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张床怎么那么大那么奇特呀?我当时怎么就有了想要委身于它的冲动?”
    刚才在后院正房,杨子玲第一次见到了那张巨大的铜床,大铜床在正房的一侧,在她和院子女主人说话的地方,只隔着扇雕花镂空的屏风。从屏风的镂空处,可以看到大铜床的局部。虽然只是瞥了几眼,但那古旧铜器的温暖光泽,床架上那翻云覆雨般的叶蔓状花纹,还有那几乎漫无边际,雪白一片的柔软床榻,这些细节牢牢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让她脸发烫、心狂跳。
    民族主义来自每个人的本能,来自DNA,每个群居的动物在意识到群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基因组里的这段DNA就会被启动,做出表达。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是如此,不用后天学习,都会自发的涌现,而学潮则与单纯的民族主义多有不同,它更复杂,几乎伴随于每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战胜国的代表们聚集巴黎,为这个世界重新分割势力范围。德国是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资产自然也要被重新分配,巴黎和会的最后决定是,把德国占领的中国青岛等地,划归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巴黎和会的决议通过电报发回了北京,五月四日,义愤的学生们涌出校门,涌上了街头。
    学生们纵火焚烧了政府中亲日官员的住宅,驻日大使被学生们拦截群殴,政府则出动了警察和宪兵镇压。这是一幅经常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画面,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与谋求现实利益的政府,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学生与军警对峙在古老街道的两端。
    警察有执法权,固然可以把学生抓进监狱,但青年学生却得到了各地民众甚至年轻军人的支待,民间的声援一浪高过一浪。
    上海的报纸在五月五号一早,用大字标题刊登了北京的新闻:“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新闻简短,别无其他报道,但却震动了整个上海。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三位亲日高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天,全上海等待北京政府答复等了一天,但是杳无音信。于是,学生开始罢课,开始了游行和街头演说。
    五月六日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闭店。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小时,南京路上的所有店铺都关上了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速蔓延,到了中午,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瘫痪,租借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指挥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成为了上海租界的一景。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不解,为什么群众这样乐意接受这些穿着童子军制服的小孩儿的指挥,却对穿着警察制服的巡捕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罢市蔓延成了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公司全都关了门。上海是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附近各城市也就随之瘫痪了。
    大清国皇室退位之后,北京政府虽然实质是由军中强人把持,但至少表面上照搬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宪法、议会、内阁,民主的摆设一应俱全,政府也声称一切权利皆来自民众的授予。各地民众的声援此起彼伏,政府的合法性就受到了严重挑战。北京政府一时势微,不得不释放关押的学生,撤职政府中的亲日官员,学生运动一时占了上峰。
    但是到了十月底,五个月过去了,学潮暂时平息,学校重新复课,警察和暗探的秋后算帐就开始了。蔡元培虽然复职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但已经失去保护学生的能力。北京大学被指责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在古希腊被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
    蔡元培本人也觉察到学生们为胜利而陶醉,既然尝到了权利的滋味,那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是难以满足的了。
    赵静安周旋于商界,收到消息,他的两个儿子和“读书会”的一些学生是学潮中的骨干,上了秘密警察的黑名单。已经有一些学生领袖莫名其妙的突然失踪,或者已经死亡。北京已不能久留,赵静安打点关系,把天宝、银宝送到了上海,打算由上海离境,躲避风头,到国外去留学一段时间。
    赵银宝已经读了几本共产主义的著述,比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对于白纸一张的年轻学子们来说,众多的主义就如杂货铺里的香烟,琳琅满目包装光鲜,但是,一种人人没有私有财产的崭新制度,显然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更具有煽动性,或者说这个制度看起来更酷。而且那个时刻,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俄国革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人的政权。既然是去留学,银宝就决定到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去看看。
    这年赵银宝只有18岁,但他已经隐约觉得,只有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更宏大的历史之中,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才能显出意义。这个决定影响了他一生的轨迹,并义无反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赵新民已经无法说话,我在一旁操作,把他大脑里的记忆导入一块量子硬盘。他的意识即将停止运转,在监看数据传输的显示器上,突然跳出了一个由他的意识发出的最后一个问句:“意义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他肯定已经思考了一生,只是在那个时刻才表达了出来。
    在1919年的10月,天宝没有银宝想得这么远,也觉得没必要想这么远,太遥远的未来缺少现实感。他打算去日本,日本路途最近,一旦风声过去,他就可以尽快返回北京。
    在喧嚷的码头,天宝送银宝登上跨海的轮船。站在轮船的甲板,银宝看到天宝挤在黑压压送行的人群里,吃力的向他挥着手臂。
    “弟弟,你一定要多保重,早点回来!”
    “哥,我记住了,你放心回去吧!”
    自打咿呀学语以来,这对争吵不休的兄弟大多直呼其名,从未以兄弟相称。此时,弟弟的眼眶噙满了泪水,也使劲向哥哥挥舞起了手臂。
    眼前灰蒙的景象,纷杂的心情,催促着离别的汽笛,恰如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一幅缩影。这对同卵双胞胎兄弟再度相遇,是在二十九年之后,在你死我活的内战的战场之上。
    分享至
    成為作者繼續創作的動力吧!
    © 2024 vocu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