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與官司夾擊：內塔尼亞胡腹背受敵

經濟與防疫的兩難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以色列經濟便存在隱憂。

根據2019年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排名，以色列在189國中位列22，其他諸如IMF統計的GDP與人均GDP數據等，也分別有着31名與19名的亮眼表現。然而在璀璨的經濟數字下，其實暗藏不平等的階級陰影。

以色列社會可約略分為四大階級。頂層的是富人，據波士頓諮詢集團（BCG）發佈數據顯示，以色列的百萬富翁數量排名世界第10，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家庭佔國內人口的3.8%；而在中產的世界內，也身成上下兩層，上層中產約佔29%人口，月人均工資範圍在5,100新謝克爾至12,540新謝克爾間（約1,493美元至3,671美元），下層中產則有40%，月人均工資由1,950新謝克爾至5,000新謝克爾（570美元至1463美元）；最後則是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約佔20%。

這四大階級的生活質量差異極大，主因在於，以色列的物價水平與西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瓶礦泉水要價10新謝克爾（3美元），快餐店的普通三明治要25新謝克爾（7.3美元），350平方英呎一居室的房屋月租金高達2,700新謝克爾（790美元）。在此境況下，中產與工人階級不得不縮衣節食、撙節度日。疫情到來後，生活自是愈發艱辛。

首先，全球經濟緊縮，讓投資與服務業掛帥的以色列受創甚深，加上3月14日起全國力行社交隔離政策，除藥房、超市、外賣商店外，絕大部分場所與店家皆被迫停業，從而誘發了大量裁員與無薪假，不僅令失業人口突破百萬大關，失業率也由3.89%飆漲到了27%。

而在這些人群中，受害的絕大部分是工人與中產下層，其年齡多分布於18歲到24歲、65歲以上兩個區間，疫前的平均薪資為6,342新謝克爾（1,803美元），本就在中產的上下層間遊移，如今驟然失業，自然轉瞬跌落底層。而對長期活在貧窮線下的以色列底層而言，疫情的衝擊更加致命。其向來依賴救濟金與政府補貼，但政府如今捉襟見肘，已無法再如疫前般維繫原有的福利配給。

禍不單行，就在以色列苦心安撫失業民怨、推出紓困方案時，病毒開始由復工復產的縫隙反撲。5月期間，以色列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回落至50以內，但同月中旬解封后，6月便出現了反彈力道，7月更是重回每日確診新增千人以上的情勢，內塔尼亞胡只能在7月17日宣布第二波社交隔離規範，包括禁止體育館、酒吧、餐館等場所營業，限制室內與戶外的聚會人數等。

但如今經濟哀鴻遍野，政府已難加大封鎖力道，人民也出現許多規避舉措。在以色列街頭，常可見警察取締未戴口罩的市民，許多懶於遵守者於是將口罩戴在下巴或手腕上、甚至置於口袋中，待警察出現才勉強配合演出；放眼熱鬧的商業街區，兩米的安全距離規範幾乎形同虛設；解封后的學校更成為疫情新熱點，如今以色列全國共有近千名師生染疫、20,000餘名師生被隔離，學校附近的街區卻仍持續營業，更別提7月以來一系列反政府示威，群眾幾乎不戴口罩、更不可能遵守安全距離。

上述種種，既呈現以色列現處的防疫與經濟困境，也是對內塔尼亞胡個人執政危機的隱喻。

揮之不去的貪腐疑雲

1999年時，內塔尼亞胡便因貪腐疑雲而下台，如今彷佛舊事重演，卻更為險峻。

自2016年12月始，以色列警方便着手調查內塔尼亞胡的貪腐傳聞。歷經多年蒐證，以色列總檢察長終於在2019年11月21日正式宣布，以涉嫌貪腐、詐欺、背信等罪名，起訴內塔尼亞胡，其也成為以色列史上首位在任期間被起訴的總理。

根據檢方所述，內塔尼亞胡主要涉嫌三案。一是事關收賄的「1000號案件」， 二是買通以色列《新消息報》（Yedioth Ahronoth）的「2000號案件」， 三是與貝澤克電信公司達成交易，以換取《瓦拉新聞網》（Walla）效忠的「4000號案件」。起訴當下，內塔尼亞胡正處連續兩次組閣失敗的困局中，消息一出，其立刻召開記者會，要求利庫德集團團結一致，並將媒體、警方與警察總長批為「左派」。

除了宣傳戰外，內塔尼亞胡也意圖藉疫情拖延審判，故自2020年3月以來，其便屢屢要求法院延遲開庭，以免相關人員染疫。隨着以國逐漸解封，法院終於在5月24日首次開庭，並傳喚內塔尼亞胡到場作證；然而在7月19日庭審時，內塔尼亞胡的律師以「為求充分準備」、「證人戴着口罩出庭難辨證詞真偽」等理由，要求法院將此案延期6個月審理，並獲法官批准，內塔尼亞胡可待至2021年1月再面對庭審傳喚。

內塔尼亞胡看似逃過一劫，但執政隱憂仍懸而未決。過去其以外交、安全政績，贏得了多數選民的愛戴。但隨着不時迸發的貪腐案報道，醜聞逐漸腐蝕內塔尼亞胡的統治根基，使其急於要求外交表現，以麻痺選民的質疑。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Donald Trump）進場救援，從承認東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宣布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到提出有以巴世紀協議之稱的「和平方案」，特朗普不惜犧牲美國在以巴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中立面具，只為拯救內塔尼亞胡的選情，同時也為自己在11月的總統大選中，爭取福音派與右翼猶太選民的青睞。

而內塔尼亞胡本人在內政上也是火力全開。其雖在3月初下達了隔離禁令，卻對「哈瑞迪」（Haredim）的違禁有所縱放。哈瑞迪為希伯來文，又名「極端正統派」（ultra-orthodox），是以色列社會中的猶太原教旨主義者，佔總人口的12.5%。哈瑞迪們力奉經典，男性多至經學院中「脱產讀經」，依靠妻子從事「不拋頭露面」的工作養家，故其大多貧困、未能投入高收入的勞動市場。有些哈瑞迪小區甚至拒絕使用智能手機、施打疫苗、收聽廣播，致使國家政令難行。

而在疫情下，哈瑞迪們仍不願停止經學院課程，許多哈瑞迪派政治人物甚至違反隔離禁令，未戴口罩外出參加婚禮、葬禮等社交活動。對此內塔尼亞胡皆未加過問，因其身處政局危機，需拉攏聯合托拉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等哈瑞迪政黨的支持，故只能悄然放行。最後導致了哈瑞迪們的大規模感染，以耶路撒冷為例，當地約有75%患者出自哈瑞迪小區，但居民仍對政府的封鎖令加以抵制。

而內塔尼亞胡此舉，雖換得了哈瑞迪黨的歡心，卻讓與其小區相鄰者大為光火，且仍無助解決經濟沉痾。根據統計，4月時有超過70%的以色列民眾對內塔尼亞胡的防疫舉措感到滿意，但到了7月，這個數字已成了不滿意的民眾比例。

疫情之於以色列的分配不平等，恰如起訴之於內塔尼亞胡的貪腐風暴。如今審判仍未來臨，內塔尼亞胡便已備受民意拷問，加諸疫情反彈，這條疫後之路，對內塔尼亞胡與以色列而言，皆是艱險的磨難。

本文發表於：

2020年7月22日《香港01》：

2020年7月23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