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全球示威：人們何以走上街頭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各國已逐漸走出疫初的醫衛慌亂，朝向有限解封邁進。然而病毒除了帶走生命外，也在日常生活烙下難以回覆的創痕，長期居家誘發關係焦慮，經濟停擺導致大規模失業，邊界管制衍生流動與糧食危機。許多倖存者躲過了死神搜捕，但面對劇烈失衡的疫後秩序，他們開始押注街頭。

綜觀全球，如今的示威風貌恰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其中既有群眾憤怒的展演，也勾勒出殊異的國情與問題意識。曾被壓制的焦慮與訴求，終於竄出網絡串聯來到現世，影響了國政與社會走向。

疫情下的美式示威，經歷了沉寂、迸現與失控幾階段。根據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的在線數據統計，1月份的全美示威件數有639件，但在經歷2月份的疫情蔓延後，3月數據立刻急降至242件。

4月開始，漸有民眾上街示威抨擊居家令，故數字又回升到了442件；5月以來，全美示威數已上漲到638件，這還不包括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所引發的示威。據同一平台統計，弗洛伊德之死在5月最後數日便激發了336次示威事件，如今更是引爆全美騷亂。

然而在示威聲量的起落間，其實暗藏版圖重整力道。3月到6月向來是美國的罷工與示威熱期，此時氣候和煦宜人，又恰逢婦女節與勞動節，許多組織會趁此氛圍動員群眾、發起募款。但在疫情侵襲下，露天活動只能轉為在線串連，募款也因此大受打擊，意外導致左右勢力的消長。

美國的左翼勢力向來是街頭常客，但面對此次病毒肆虐，大部分左翼都響應隔離政策、取消公共集會，網絡因而流傳此般訕笑「無政府主義者從來沒這麼聽話過」。反觀保守右翼一方，其雖也受疫初的隔離政策影響，卻顯然比左翼更具優勢。

美國的左翼之所以要頻繁上街，一大原因在於資源短缺。其不似右翼般擁有全國性媒體與追蹤報道，只能勉強借日漸邊緣化的地方媒體獲取曝光度，加上勞工階級的臉書活躍度只有中產的6%，故左翼只能仰賴愈發街頭力量，以彌補自己在數據時代的劣勢。

然而疫情帶來的社交距離卻正中左翼要害。右翼陣營在二、三月時轉為在線活動，待到四月天時地利人和，隨即動員各地白人工人上街反抗居家令，同時利用數據優勢渲染「結束隔離、立即復工」等聲浪，其背後自有挺特朗普、擁槍、新納粹、另類右翼、前茶黨組織等給予有力支持；反觀左翼陣營，過去每有右翼團體集會，前者總能挾人數優勢前去幹擾，但疫後其大多遵守居家禁令，自將街頭主場拱手相讓。

儘管如此，天有不測風雲，5月25日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命喪白人警方膝下，美國由此爆發1968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後最大規模示威，走上街頭的不僅有因疫失語的左翼，還混合着民權勢力與失業群眾，以及趁火打劫的不法份子。

面對全國亂象，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外顯態度相當強硬，以「恢復秩序」為主要論述，背後原因除其本身的意識形態外，也有極大動機是為5個月後的總統大選催票。這片混亂對特朗普而言，既有可能是送其上青雲的春日和風，也或恐是吹折其連任旗幟的不祥陰風。如今的美國尚未走出緊張疫況，便隨即被示威襲捲，除了引發政治效應外，恐也將打亂得來不易的復工復產契機。

而在中東，黎巴嫩也正為街頭示威苦惱。3月中旬以來，黎巴嫩出於防疫考慮，宣布全國居家隔離，如今雖因疫況良好而逐漸解禁，卻得面對抗議浪潮捲土重來的現實：5月開始，黎國人民重新上街，或遊行抗議，或對銀行與政府投擲汽油彈，而這場騷亂的導火線，其實早在去年下旬便已燃起。

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出於財政考慮，宣布對WhatsApp用戶課税，結果引發滔天民怨，許多民眾憤而走上街頭。在騷亂持續近兩週後，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於10月29日宣布辭職，但街頭仍是零星示威不斷，直到疫情爆發才有所消退。

回顧這場危機，民眾看似為無理税制示威，實是不滿該國的治理陳痾。自打建國以來，黎巴嫩便深受宗派政治宰制，遜尼派、什葉派、馬龍基督派彼此爭鬥，並在1975年爆發長達15年的內戰。戰火雖以基督徒向穆斯林讓權吿終，但各宗派間的分野更加固化，伊朗、敘利亞等外部勢力也在內戰期間長驅直入，成為各方勢力的境外靠山，無形中激化了宗派對立與衝突。

2005年，黎巴嫩爆發雪松革命，最後成功逼退敘利亞駐軍，卻讓黎國政壇從此分裂出「3月8日聯盟」與「3月14日聯盟」兩派，前者主張和敘利亞與伊朗交好，成員多為什葉派與基督徒；後者則主張親美反敘利亞，成員多是遜尼派與基督徒。這兩派人馬長年互鬥，抵制彼此議案，製造無數政治僵局，曾導致黎巴嫩總統人選空懸長達兩年，更讓許多民生議題被囫圇吞棗，2015年爆發的垃圾山示威即為一例。

當時政府倉促宣布關閉首都貝魯特的幾處垃圾場，除讓回收公司停收垃圾外，毫無其餘配套措施，導致大量垃圾堆滿城市街道，貝魯特幾乎淹沒在一片垃圾海中，不滿群眾遂在街頭集結，最後演變成超過10萬人的大型示威。隨着示威時間拉長，人民的主要訴求也從垃圾問題，擴展至終結停電、解決政治僵局等，可惜多月過去，問題仍在。

2019年的WhatsApp示威也同此理。黎巴嫩基礎設施脆弱、行政效率不彰，外債更是逐年高升，未免國家破產，政府盼能開源節流，但受限於宗派政治掣肘，大刀闊斧的改革難期，只能以對WhatsApp使用者加税等措施，將成本轉嫁到民眾身上，結果反倒迫使人民上街。

類似場景在黎巴嫩屢屢上演，但政府的響應邏輯又萬變不離其宗：以拖待變。此次示威的直接動機，在於疫情導致黎巴嫩磅重貶，由過往的1500比1美元，暴跌到了4800比1的境地，新仇加舊恨，結果就是疫情過後示威再起。

伴隨疫後的經濟疲軟，示威或許改變不了黎巴嫩任何現狀，卻恐將更頻繁的出現，最後成為該國疫後秩序的常態。

示威的怒火同樣在拉美的巴西竄出，但其特殊之處在於：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親自參與。

如今的巴西確診數高居世界第二，僅次美國之後，博爾索納羅卻因操作民粹得當，光環加身。根據統計，在巴西2億人口中，約有1,140萬人生活在貧民窟裏，此處不僅空間擁擠，也不受衛生保潔、自來水、電、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務覆蓋，本就是流感、麻疹、肺結核與登革熱的大本營，面對新冠病毒，自然更無抵抗力。

此外，貧民窟居民既缺乏遠程工作所需的電腦，也大多在基本服務業謀生，例如擔任收銀員、醫院清潔工人、司機、廚師、家庭幫傭等，自然難以杜絕感染風險。某些貧民窟的疫情，便是透過富人小區的度假歸國者，傳給了必須工作以求温飽的底層人民。

然而博爾索納羅正是扼住了這處軟肋，挪為自身的政治籌碼。對生活在城市邊陲的貧民而言，工作未必導致染疫，不工作卻幾乎註定餓死，因此自打4月起，巴西便迸發了大大小小要求解封的街頭示威，參與的絕大多數都是底層貧民，其怒吼生計不濟，並與抗議總統輕忽防疫的醫護人員、記者爆發劇烈衝突。

而博爾索納羅在防疫過程中，時常口出「新冠肺炎不過是小流感」、「隔離政策將重創經濟」等話語，自易吸引貧民支持；其也順水推舟，屢屢參與反對封鎖政策的示威遊行，並將全國醫療系統崩潰、封鎖政策重創經濟等罪名，全數推到各州州長身上，不僅發表「封鎖是暴政」等言論，還和支持者一同在大街上俯臥撐，藉此證明病毒不足為懼。

截至6月7日為止，巴西已有67.6萬人確診，並有3.6萬人命喪新冠病毒的獠牙下，許多地區因政府毫無作為，逼得當地黑幫與毒販自行出面宣布封城防疫，但博爾索納羅仍在民間享有一定人氣。

上述三國案例，構築了幾類殊異的示威風貌。美國的示威脈絡彰顯數字時代的全球左翼劣勢，又因一件帶有種族與階級色彩的執法過當，引爆全國騷亂，但這股力量受政治力左右，最終被政治人物視作總統大選的宣傳品；黎巴嫩則是先天失調，疫情儘管能暫扼示威之火，卻只會加倍暴露治理與經濟的缺陷；巴西久陷發展困境，疫情加劇了底層、中產、上流社會間的階級衝突，街頭示威最終成為民粹領導人的政治養分。

曾經，人們視病毒為召喚死亡的終極魔王，沒想到伴隨其後的，還有清剿重啟、無盡暴露。對許多政體、領導人來說，防疫的至暗時刻即將遠離，但如何面對街頭的革命之火，或恐成為疫後的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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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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