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兩會後成功集權 卻對政權危機仍一籌莫展

黨領導政府

在中國的黨政機關平行運作的體系中，黨一直凌駕於政府之上。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到最近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黨政之間的劃分更加清晰，部分原因是鄧小平在市場化改革時期與派系敵人作鬥爭並使公務員隊伍專業化。這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方面擁有一定程度的權力和脫離黨的「自治權」。

然而，擁有一個更「專業」的政府也有其弊端。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力減弱，腐敗有了更大的滋生空間，包括官商勾結和一些基層組織的「黑社會化」現象增加。現在通過牢固確立黨對政府的領導，習近平希望解決一些危及政權的執政問題，推動政治和經濟改革，如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公佈的改革，並消除北京長期沒有解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問題。

在兩會上，習近平通過第三次擔任國家主席、人事調整和改組國務院，對政府重新實施「黨和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在政府改革的過程中，成立了三個新的部門，以促進政權的科技發展，更好地監管金融部門，並監督中共科技極權社會的建設。改革計劃還試圖解決諸如金融監管、食品供應、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和人事管理等問題。兩會後，中共還設立了五個新機構，以加強黨中央對金融、科技、社會和港澳事務的領導，此舉間接削弱了國家對這些領域的控制。

加強黨對國家領導的最引人注目的人事調整是任命習近平執掌浙江時的前秘書和親信李強爲總理。在李強作爲總理的第一次記者會上，他只是一個聽命於習近平的「辦公室主任」，而不是一個有自己想法的政權二把手，他主要是重複中共的政策要點，而沒有具體說明他打算如何解決困擾該政權的無數問題。

同時，四個副總理的位置被習近平的親信或效忠者佔據，前辦公廳主任丁薛祥擔任第一副總理。許多新任國務院的部長也是習近平的人，幾乎沒有江胡時代的遺老。殘餘的江派在最高領導層中保留了一些影響力，他們中的三個人擔任了關鍵職位，這一新情況可能是與習近平陣營進行政治妥協的結果。趙樂際和王滬寧在中共二十大上提高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並分別被任命爲新一屆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韓正將取代習近平的長期盟友王岐山擔任國家副主席。

新瓶裝舊酒

習近平的人事調整和政府機構改革不太可能幫助他提高領導層的治理能力。

首先，習近平身邊可能有很多忠於他的人和親信，但其中有不少人缺乏經驗或資格勝任其職位。例如，習近平的一些新任副總理雖然曾經學習過金融或經濟，但並沒有在國家層面管理經濟和金融事務的經驗。新任總理李強也沒有管理國家經濟和在國家層面從政的經驗，他是直接從上海被提拔到中央政府的。在需要實際能力比忠於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更重要的關鍵時刻，最高領導層的經驗不足可能會使習近平反受其害。

如果浸染了黨文化的官員們不放棄低效和起反作用的執行政策的手段，那麼精簡官僚機構和使國務院服從於黨中央的努力也將是徒勞的。在執行「清零」政策時，習近平領導層已經告誡官員們不要採取過度或「一刀切」的方法當局努力控制疫情時，這些舉措幾乎肯定會導致許多地方發生悲劇。將個人利益置於黨的利益之上的官員有一種「寧左勿右」的傾向，在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時走極端。而與之相反的是，一些認爲當地發展沒有前途的官員可能會對黨中央進行消極抵抗（「躺平」等）。無論是哪種情況，中共官員的陋習都有可能使北京為使政府更加靈活有效而作出的努力付之東流，這反過來又使習近平領導層更難將政權從嚴重的危機中拯救出來。

強化認知

對習近平來說，更糟糕的是，他最近爲提高中國政府效率以維護政權並在以後挑戰美國所做的努力，可能會招來更多麻煩。美國及其盟友可能會更加警惕，他們認為習近平正在採取具體行動來規避他們最近爲應對中共威脅而採取的行動，因而加倍與中共對抗。

習近平在兩會上的舉動和聲明也會加強美國及其盟友的看法，即中共一心想要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堅持其在台灣和俄烏衝突上的「修正主義」立場。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說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遏制、包圍和壓制」，而他的外交部長秦剛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恢復「戰狼」作風，爲北京的外交政策辯護，並呼應習近平對美國戰略態勢的評估。

總而言之，習近平在兩會上的舉動可能會加劇而不是緩解中共政權面臨的各種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本人可能會受到更嚴格的檢視，並因黨的所有弊病而受到指責。隨着政權生存空間的縮小，習近平可能越來越被迫考慮自己的政治遺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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