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習近平的「黨政一體」會走向何方？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若干進展，主要就是集體領導，有限制的任期制和領導幹部年輕化。進入90年代後，政治體制就沒有什麼改變了。但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和朱鎔基主管經濟的時期，經濟體制的改革有重大的進展；而在胡溫時期，經濟體制改革也沒有什麼進展了。在朱鎔基摸索出「中國模式」後，經濟體制改革就沒有什麼改革的空間了。要繼續改，就會倒逼政治體制改革，動搖党的領導。誇張的說法是「不改亡國，改就亡黨」。

所以，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和溫家寶擔任總理的十年間（2003-2012年），基本就是曹隨蕭規，在既定的政治經濟體制大框架下極盡騰挪，充分發揮中國模式的「制度優勢」，取得了長足的經濟增長，經濟總量躋身世界第二；倒也呈現出一派畸形的繁榮，包裹著內在的破敗。中國崛起的聲音漸起，被中國自身視為成就，同時被周邊國家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視為潛在的威脅。中國模式既受到高度讚揚，又受到許多質疑。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交到了習近平手中。

雖然朱鎔基加強中央經濟權力的改革使得經濟和政治權力從地方集中到了中央，但在中央層面，江胡兩任都是集體領導。消除了「塊塊」，但形成了「條條」，是「九龍治水」。雖然中共在形式上宣稱和維護江澤民的核心地位和「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但還是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分權。特別是在胡執政的時期，江澤民的影響一直存在而且非常強大。到了習近平掌權，權力的分化就相當嚴重了，「條條」太多了，且九九不歸一。究其原因，在於任期制和交出權力是以保留特權和待遇為條件的。而中國官場權力從來就是私相授受，也使得退職後的領導人具有干政的非正式影響力。從而加重了權力的分化和利益的交錯，層層疊加交織在一起。由於這種影響力缺乏正式的發揮管道和機制，也使得權力爭奪始終處於暗鬥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專制體制下的任期制，也確實有很大弊病，存在內在的衝突。一方面，它會擴大和助長壟斷利益集團和食利階層，加重腐敗。退下的領導幹部待遇不變，等於是用物質待遇贖買其權力。其子女親屬又大搞「權貴資本主義」。這必然會減弱與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國官場權力從來就是私相授受。退下領導對其提拔的舊部還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就會形成權力分化。同時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就會造成執政能力的下降。

與胡錦濤和江澤民有所不同，習近不想大有作為。他有很強的「紅二代」背景，其父習仲勳是老一輩革命家，算得上開國元勳。這賦予了他「主人」的心態。而江和胡基本是看守人心態，能維持就維持；再一個中國的崛起讓他看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會。所以他的心理驅動力有二個：一個是恢復中國天朝上國的地位，不用再遵守西方國家制訂的國際規則和秩序，而是自己來制定規則和秩序。這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動力，現在仍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二是作為「紅二代」的一員的責任感，不能把父輩打下的江山給搞丟了，搞得共產黨下臺了。

如果習近平也曹隨蕭規，按江胡的搞法「悶聲發大財」，確實也搞不下去了。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食利階層太多，老百姓不堪重負，養不起了。體制外求變的呼聲很高，寄希望于新的領導人有新的改變。自由派自然期盼他推動憲政轉型，但很不實際。一則從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來看，他不具有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二則從中共的選拔機制來看，不會產生出異類；三則推進憲政在體制內外的支持度都較低。

現今官場的運行規則唯有私利和權力而已，早已沒有了政治信仰，沒有了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更不會有追求憲政民主的理想。而現今「黨天下」與過去「家天下」的繼承規則又有所不同。「家天下」的繼承人必須是皇帝嫡親，且不需要過多地在官僚體制內歷練。而「党天下」的繼承者不必是前任領導人的嫡親，而且要在官僚體制內有很多的歷練，通過考察和比較才能一步一步晉升。紅二代雖然起點高，晉升快，但如果能力很差，不適應官場，不諳熟權鬥，一樣會被淘汰。所以體制的勝出者，必然非常適應體制而被體制所塑造，不會產生出違背體制規則的「異類」。而從習近平所受的教育來看，他也沒有多大可能接受進而認同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即便剛開始進入官場時有，長期「潛伏」也會被體制化而放棄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像靠世襲繼承權力的金正恩，或依靠民主選舉得到權力的特朗普，不是從體制內產生的領導人，倒有可能與體制是「異類」。

從支持度來看，只是體制外少數自由派知識份子支援憲政轉型，但卻不會得到民眾足夠的支援，更得不到體制內官員的支持。官員們已習慣於支配和服從。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官員都習慣于通過掌控權力來管理，而不習慣於平等協商和接受社會和輿論監督下來為社會提供服務。他們寧願冒被整肅的風險，也不願意權力受到社會的監督和限制，都想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說一不二，為所欲為。所以即便習近平想推進憲政，也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反而有可能削弱自己的權力。

不進則退。習近平於是選擇了符合他的價值觀，權力支配一切；最習慣，最得心應手；也是阻力更小的施政政策。一是通過反腐爭取民心提高合法性，借反腐集中權力。反腐、集中權力，仇富有比較廣的社會基礎，都是在向毛時代回歸。與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如出一撤。薄熙來是因為以非正常的方式爭奪權力而被整肅，但他的「唱紅打黑」政策得到了底層民眾的支援，為習近平的反腐試了一下水。二是以中國崛起為基礎對外擴張，打造大國強國形象來滿足民眾的民族自尊心，以換取民眾甘願長期忍受不公。同時，在經濟上解決產能過剩和對資源越來越大的外部需求。對外擴張同樣有利於加強他的權力，和提高他的聲望。

反腐走下去，就從集中政治權力延伸到集中經濟權力。通過以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為依託，收繳權貴資本，滲透民營資本。加強社會控制，嚴厲控制社會輿論和打壓維權活動。在反腐中出現破壞法治和法治上倒退的做法。借著網路資訊化和國內保護，中國出現了阿裡巴巴、騰迅和京東這樣對全社會具有廣泛而強有力影響的民營企業。不加以控制，也會進而失去對社會的控制。總之，就是要縮減「條條」，並且所有「條條」要彙聚到一點。對外擴張則通過「一帶一路」，試圖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南海修建人工島礁，加大對外援助等。

以這兩項政策相呼應，就是重新搞個人崇拜、領袖崇拜，推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歷史敘述上，淡化鄧江胡而重新強化毛。以強調作為「紅二代」，其權力直接來自於「紅一代」，而不是來自于鄧江胡權力的依次交接，不願承襲鄧的「三代核心說」。在「紅二代」眼裡，毛鄧都屬「紅一代」，除了鄧的後代，其它「紅二代」在毛與鄧之間自然都願意選擇與形象更強大的毛聯繫起來，習近平更不例外。這也與毛的後代不強勢有關，讓其它「紅二代」有機可乘。說起來，這也是蝴蝶效應。毛岸英意外早逝，毛沒有合格的可以培養的嫡親接班人，又不願意將權力交給子女眾多的劉和林。這樣等於是劉或林的子女接班。這增加了毛打擊老一輩革命家的心理動因。這就造成他們的子女受到牽連，被耽誤了。毛死後，老一輩革命家才翻盤。但等他們要交班時，發現他們的子女的資歷不夠，就只有交給不是紅二代的江和胡手中。等以習和薄為代表的「紅二代」成長起來後，才接管回來。

目前看來，習近平搞的領袖崇拜受到了一些抵制，對外擴張也受到了重大挫敗。但反腐集中權力取得了成功。不像老一輩革命家有很高的個人威望，習近平作為權力的繼承者而不是創立者，最基礎和最主要的權力來源於職務權力。但在政治對手都是權力的繼承者的情況下，職務權力就有相當大的優勢；再得，反腐有較廣的社會基礎，得到了許多民眾的支持。其三，他有「紅二代」的背景和關係加持；其四，他被選為總書記是江胡兩派的平衡，他不完全屬於和聽命於任何一派；其五，中共一向強調大局意識。黨內潛在的反對者不願意因他下臺而導致黨受到重大損失。就這樣，習利用職務權力，先利用體制外仇官仇富的情緒渲染亡黨的危機。然後反過來又用亡黨恐嚇體制內，支持他反腐，達成黨內反腐共識；再利用江胡的矛盾、利用體制內外和「紅二代」的支持各個擊破。而整肅對象和大佬們一則估計反撲的成功率小，二則也顧忌翻盤的後果難以掌控和承受。翻盤的後果的嚴重性大於屈服的嚴重性。就這樣，習近平一步一步鞏固和加強了自己的權力。

習近平應該有較強的能力，不然不會勝出，和取得「反腐」的成功而實現了權力的集中。就如體制內產生的領導人不會是「異類」一樣，體制內產生的領導人能力也不會差。「家天下」的繼承人，因為選擇範圍小和少有歷練，能力的差異性會很大，有可能非常優秀，也可能能力很差；而民主選舉範圍最廣泛，能選出能力非常優秀的領導人；「党天下」的繼承人選擇範圍介於「家天下」和民主選舉之間，雖然產生不出最優秀的領導人，但也不會產生出能力差的領導人。能力分佈的差異性不大。循規蹈矩和勾心鬥角的官僚體制培養和產生出的領導人，能力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

但為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都會損害政治信任。前任將權力交給繼任者，是以相信繼任者不會搞清算為前提的。如果前任預先知道繼任者會搞清算，肯定不願交出權力。相信江和胡都沒有預料到習近平會像現在這樣大規模地反腐和清理權貴資本。雖然江和胡自身沒有受到清算，但其舊部和影響卻被大規模清除。

習近平大規模反腐和清理權貴資本已經嚴重破壞了政治信任。而任期制是以政治信任為前提的。一旦開了先例，就難免被效仿。如果習近平也兩屆任期交權，他必然擔心是否會被繼任者清算。而只有在有生之年，牢牢掌控住權力，才能避免被清算，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終身制就是必然的選擇，不管阻力有多大，都得推行。「開弓沒有回頭箭」。而這無疑破壞了鄧兩項政治遺產，集體領導和有限任期制。在政治上是到退。

至於習近平集權是為了推動憲政，這種說法完全是荒誕不經，不合邏輯。憲政本來就是分權和限權。怎麼可能集權是為了分權和限權呢？何必多此一舉？不合邏輯！直接推行憲政不更好。再說了，集權了就更不願意放權，人性如此。集權後再放權，被反攻倒算的風險也更大。

習近平想終身任職或長期任職的表現之一就是修改憲法廢除了對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但按過去的經驗，權力終身實際上是綁定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終身，而並不需要綁定國家主席終身。國家主席是個虛職。而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這兩個職位並沒有明文規定的任期限制，終身這兩個職位不需要修改現行黨章。為何習近平如此在意國家主席這一職務呢？必須要「三位一體」呢？

這可能與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党領袖的權力構成的影響有關。「党國制」的要旨是「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支軍隊」。「一個政黨」就是一黨專政，壟斷權力；「一個領袖」就是党要有個最高領袖，由他統一指揮；「一個主義」就是党的領袖要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或歸屬於他的思想體系，不僅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還擁有最高的思想權威。用思想權威加持政治權力；「一支軍隊」，就是「党指揮槍」，軍隊領導權歸党的領袖所有，用槍桿子作為領袖權力的後盾。這就是党的領袖權力的來源和相互加強的關係。但隨著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高層互動越來越頻繁，經濟和外交領域也成為黨領袖權力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党的領袖從事和參與外交活動，必須借助于國家主席一職。以党的領袖參與國際活動，不符合國際慣例。

在經濟和其它領域，習近平則通過「黨政一體」來延伸自己的權力。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設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等實現黨政合一和黨政一體。如果習近平不能深度介入經濟和外交領域，在重大的國際交流場合缺習，會削弱他的權力。另外，他也缺乏足夠多的可信賴的人，不放心完全授權他人。他的工作作風也是親力親為，喜歡什麼事都抓在手中。

反腐雖然成績巨大，但不過是老套路，沒有什麼新意。倒是「黨政一體」算得上是習近平的新舉措，由他自編自導自演。他當然是為了擴大權力，但有提高體制效率的效果，會減少一些人員，溝通更順暢。更重要的是可能讓國家主席一職實職化和為黨的權力消融於政府權力中提供了一種可能。有可能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有觀點認為習近平的「黨政一體」是對「黨政分開」原則的背離。其實細究起來，並不是那麼回事。「黨政分開」曾短暫是中國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1987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作十三大報告時曾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但當時所謂「黨政職能分開」的真實含義，其實是逐步削弱黨的權力，比如黨委退出企業，學校等事業單位。「黨政分開」不過是削弱黨的權力的含蓄說法。

但在八十年代，「黨政分開」這一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尚未展開就夭折了。之後，「黨政分開」被順理成章的理解為黨政機構分開。而黨政機構分開本來就是中共一向的做法，並沒有什麼新穎之處。黨的機構擁有實際的最高權力，淩駕於政府權力之上。黨是重大問題的決策機構，政府更多是執行機構。而在「黨政一體」中，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更多地在各類委員會上決策。相應地，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的權力將被削弱，限於舉行例行會議上。而日常重大決策則在各委員會上做出。

因而「黨政一體」既可以看成是党的權力向政府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党的權力向政府權力的轉移。現在靠各式委員會治國顯然不是長久之計，不正常。將來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重新回歸到党淩駕於政府之上。如果重新走向孤立或領導人的作風不同都可能出現回歸；二是党的權力消融於政府的權力之中，國家主席一職擁有實際的權力。有向法國的半總統半內閣制演化的可能。

以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政和外交上都高度集權，顯然工作量太過繁重。習近平身兼至少十多個最高領導職務，每個領域都要過問拍板。又沒有三頭六臂和分身術，精力再好，也不堪重負。公開講話事先沒有時間充分準備，就容易出錯。誰都會認錯別字，很正常。但如果有充分的準備，是可以避免的，重大的場合也應該避免。本來中國的官僚口頭表達就不好，公開講話多是照念稿子。因為官場權鬥不需要和忌諱喜形於色，需要三思而言。《麻衣神相》上就總結出「貴人語遲」的相術。革命家和造反派因為要動員群眾，需要口才好。再加上口誤，形象就受到損害，搞個人崇拜就有些困難。所以，建立分權和分散決策的機制才是長治久安之計。國家領導人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觀層面和外交領域。地方應該擁有更大的自治權，行政首長應真正地由地方選舉產生。過度的權力，如魔戒一樣會腐蝕扭曲人的心靈。權力的擁有者同時也是權力的奴隸，得不到自由和安寧，寢食難安。忙得少有假期，有也難以安心享受。

在對外擴張方面，則受到了美國的遏制。作為第二經濟大國的領導人，又擁有了高度集中的權力，那可以支配的資源是相當龐大的。誰掌握有這麼巨大的權力和資源都會產生無所不能的感覺，難以控制對外擴張的衝動。但美國卻將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崛起和擴張視為威脅，從對中國友好，接觸與促進變成了接觸與遏制。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GDP超過日本，為6.1萬億美元，為同年美國GDP的40.8%；2012年，也就是習近平開始掌權時，中國GDP增長至8.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GDP的一半，為53.0%；經過第一屆任期，到2017年，中國的GDP增長至12.2萬億美元，為美國GDP的63.1%。比5年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而據中國商務部的國別貿易報告，2012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150.5億美元，占同年美國總貿易逆差的43.2%；到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到3752.3億美元，占到美國總貿易逆差的47.1%，快到一半了。於是中美貿易戰爆發，目前尚處於談判階段。

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中國將繼續承受來自於內外的巨大壓力。以「中國模式」為主體的政治經濟制度內無法解決社會不公，在國際社會的阻擊下又越來越難以將國內的社會不公轉移到對外擴張上，很難保持政治集權和經濟開放間的平衡。可能長期處於擴張和收縮，出擊與退讓的拉鋸中，在對外開放和對外擴張上和美國打「遊擊戰」，直到「中國模式」前行的能量和資源消耗殆盡，速度慢下來，才有改變方向的機會和可能。

江上小堂

完稿於201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