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戰略求索（上）◎王緝思 東方早報網（2011.02.28）

【Comment】
中國學者一年前的文章，比起官方演講稿具層次感，卻在相當程度上透漏學步美國的影子。
對一個專制國家而言，作者承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幾乎所有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對外事務，顯然他們不可能以同一種方式看待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可能發出同一種聲音。」由近日國際危機組織：中國內部缺乏協調致南海危機加劇所呼應。這絕對是個令人也令自己困惑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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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戰略求索（上）◎王緝思 東方早報網（2011.02.28）
中國大戰略求索（中）◎王緝思 東方早報網（2011.03.01）
中國大戰略求索（下）◎王緝思 東方早報網（2011.03.02）

英文：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by Wang Jisi / Foreign Affairs 2011 Mar/Apr

中國大戰略求索（上）◎王緝思  東方早報網（2011.02.28）
http://dfdaily.com/html/51/2011/2/28/573642.shtml

東方早報編者按：2011年全國“兩會”開幕在即，由於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各領域各項工作都面臨重新思考重新調整之時機，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對於中國而言，我們如何看待這個極速變化的世界？我們希望怎樣的國際秩序？中國外交事務的目標和準則是什麼？一個崛起的中國該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中國到底是否擁有自己的大戰略？相信這絕不僅僅是全世界領導人和外交官琢磨的問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王緝思教授對該問題進行了思考，本文英文版原載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由作者授權於東方早報首發，將於三天內陸續刊出。

 

　　任何國家的大戰略都必須至少回答以下三個問題：該國的核心利益是什麼？哪些外部力量對其構成威脅？為保障本國安全，該國領導人應當做些什麼？當前，對於中國是否擁有自己的大戰略仍無定論。一方面，在過去的大約三十年中，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顯現了非同尋常的連貫性，並與國內事務的重大關切保持著密切協調。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至今尚未發佈任何全面闡述本國戰略目標和實施之道的官方檔。
　　近年來，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大幅增長，其增長幅度甚至遠遠超出了中國領導人的估計。在自身地位獲得提升的基礎上，中國的國際行為已經變得日益強勢。對於國際社會來說，理解中國的戰略思維，並試圖預測其戰略思維將如何根據本國利益和領導人願景而改變，尤顯必要。

內憂外患

　　中國領導人在看待本國歷史時有一個獨特的視角，即對外部威脅引發國內動亂一直相當敏感。自古以來，中國的當權者經常在內部叛亂和外部侵略的雙重打擊下被趕下臺。明朝末年，農民起義軍攻陷都城北京，同時滿族人在明朝將領配合之下由北方入侵，導致明朝於1644年滅亡。大約三個世紀之後，滿清王朝也是在一系列內亂和西方及日本軍隊的外侵雙重打擊之下滅亡。中國國內革命在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鼓舞與支援下，於1949年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那時以來，對內部動亂的擔憂仍然在中國縈繞。1949-1976年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從未正式使用“國家利益”這一概念來勾勒自己的戰略目標。但很明顯，決定當時中國國際戰略的主要是政治和軍事安全利益，而這些利益通常又受到諸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的框限。那一時期的中國戰略思維承襲了列寧主義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政治陣營，即主要敵人、次要敵人、潛在盟友和革命力量。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將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的主要外部威脅，而內部威脅則相應地來自親蘇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親美的“階級敵人”。因此，堅持不懈地同顛覆中共領導或改變國家政治色彩的國內外陰謀進行鬥爭，成為當時中國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徵。毛的對外政策據稱代表“國際無產階級”而非中國自身利益，加之中國在經濟和社會交往方面基本與外部世界相隔絕，北京並沒有什麼系統的大戰略可言。
　　到了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鄧小平時期，隨著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中共將經濟發展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新思維與毛澤東存在顯著不同。中國與蘇聯或美國之間的大戰不再被視為不可避免。中國努力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不論這些國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如何。在中國看來，這種非對抗的姿態可以吸引國外投資並促進貿易。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全球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國穩步融入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都有助於鞏固中共在國內的權力。
　　但是，儘管經濟利益已成為中國國際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傳統的安全關切和防範西方政治滲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明顯的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西方對北京採取制裁，表明內外難題很容易相互交織，促使中國領導人警醒。在20世紀90年代，北京以國家主權高於人權的立場回應西方的責難，堅定地拒絕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它還堅稱，如果臺灣試圖搞“獨立”，大陸將絕不放棄使用武力。
　　雖然存在上述問題，但在21世紀伊始，中國的戰略界人士仍認為國際形勢總體上對中國有利。2002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此期間，中國可以繼續集中精力處理內部事務。當然，中國的部分地區仍不時出現動盪，如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對於這些事件，中央政府指責“國外敵對勢力”難逃干係，並予以強力應對。北京宣稱，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這一“試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分子”，再次證明了西方的“不軌圖謀”。雖然中國政府間或被這類事件所煩擾，但總的來說中國政府仍然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國內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問題。
　　在胡錦濤主席領導下，近年來中國已形成了一套新的發展戰略和社會政策，確保在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強善治、改善社會安全體系、保護生態環境、鼓勵自主創新、緩解社會緊張、完善金融體系、刺激國內消費。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使中國對外出口大受影響，因此，推進上述經濟和社會轉型已變得更為緊迫。
　　考慮到這一現實，中國領導人已重新確立了對外政策目標。2009年7月，胡錦濤指出，中國的外交工作必須“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服務”。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去年1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些核心利益：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北京認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臺灣問題當作核心利益，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從沒有將某一個具體的外交政策問題上升為國家核心利益。去年，部分中國評論人士將南中國海和朝鮮說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考慮欠周全而且並未得到官方授權的表態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疑惑。實際上，對中央政府來說，主權、安全和發展都是必須實現的目標。只要不出現對中共領導權或國家統一的重大威脅（如實現“法理台獨”），北京仍將全神貫注地推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它的對外政策亦服務於此。（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