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七一三事件（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臺灣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陳誠頒佈「戒嚴令」，包括澎湖、金門等離島在內，全台進入肅殺高壓的戒嚴時代，此後，政工部門負責查檢所有信件。

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自赴澎湖之後，堅持向軍方爭取學生的「受教權」與教師的「工作權」，屢向臺灣方面求援，去函前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前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及崔唯吾等人，促請在臺的山東諸位大家長出面調查，但信函全遭政工單位截獲。

駐漁翁島的受編山東學兵王光耀，於七月十七日、二十日寄出的兩封發洩情緒、紓解不滿的私人信件，遭政工人員查出寫有「詆毀司令李振清」等「反動文字」。

八月中旬，前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徐軼千赴澎湖，視察學生編兵後的生活，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陪視，張校長向在場學兵言明：「不滿十六歲者，可回校唸書。」言畢，卻僅見三十位學童兵出列，原來，澎防部早已做了預案，大部分學童兵被支開，並不在現場。眼見出列學生過少，張校長執意要進營內察看，軍方不允。

此後，軍方開始嚴密監視張敏之校長，不許張校長離開澎湖。

（三）

八月十八日，澎防部司令李振清向長官陳誠舉報：「查獲澎湖島內潛伏匪諜分子」。

九月十五日夜間，幾名便衣到張敏之校長家中，翻箱倒櫃，查找「可疑資料」，並將張校長押入澎防部營區禁錮；同一時間，煙台聯中第二分校校長鄒鑑與部分師生也遭逮捕。

軍方炮製的所謂「潛伏匪諜案」，交由陸軍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師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等人「偵查」。偵訊期間，陳福生等人製作偽證，羅織匪諜罪名，以殘忍恐怖手段刑求逼供，張敏之校長慘遭手指扎針、鞭子抽打；學生遭到晝夜不間斷的刑求，有的學生一晚上就連續遭受吊刑、掌嘴、鞭打、電刑，直到承認「張校長、鄒校長是匪諜首領」，才停止用刑。如此，先是二十餘名師生遭胡亂咬出。

九月底，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向臺灣保安司令部報告：「八月破獲『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張敏之等數名」，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當即派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三人「赴澎湖調查」。

十月六日，舒紹鴻自澎湖回報臺灣保安司令部：「陳福生已查出匪諜八十餘名」，並且，依照澎防部司令李振清之意，「情節重者解往臺北，餘者就地自新」。

到了十月下旬，在殘酷刑求之下，已有九十六名師生遭逮捕。

十月二十七日，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將所謂的「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張敏之、鄒鑑、徐承烈等四十五名「情節重者」，搭輪船解赴臺北，交臺灣保安司令部繼續審訊。

但澎湖軍方仍然沒有收手，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此案牽連無辜師生已達百餘名，除已解往臺灣保安司令部的四十五人，另有五十五名所謂「情節輕者」，續押於三十九師聽候處置。這五十五人被分別帶至馬公、漁翁、桶盤等島，軍方借用民居對他們施以電刑、掌嘴、吊刑、鞭打或強行灌水等殘忍手段，進行套供，逼他們認罪。不願合作、不肯招供的女學生則被軍方帶往海邊，命其脫光衣服，躺在佈滿壺藤的礁石上，肌膚遭尖銳礁石劃破，任海邊熾烈的太陽曝曬，直至願意招供或承認自己是匪諜為止。

三十九師政治部用盡激烈殘忍的手法，輾磨學生的意志，以利羅織罪證、登載不實的口供，編造出「三十九師遭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組織滲透，暗中鼓動兵運，破壞建軍工作」之荒唐假案，承受不住的學生最終違心簽下自白書，承認自己係「潛伏的匪諜」。

此外，軍方恐嚇學兵，若不聽從，將被「拋錨（拋入海中）」，或拉去槍斃，這些十幾歲、吃不飽、營養不良、遠離父母、被迫脫離老師庇護的山東孩子們，受此威脅，擔驚受怕、情緒緊繃，夜間常出現神志失控、集體崩潰之「炸營」狀況。

（四）

被解往臺北的四十五人，全係煙台聯中之師生，他們以為，離開澎湖，即脫離李振清、韓鳳儀的支配，乃可獲平反的契機。他們卻不知，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被稱為「臺灣屠夫」的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已核派之前「赴澎湖調查」的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任本案審判長，王傳鑫、陳煥生為審判官。

昔日偵查者擔任今日審判者，與運動員兼裁判無異，荒謬之極。

戒嚴時代的臺灣，軍法審判在「治亂用重」、「速審速結」體制下運行，師生們十月三十一日到達臺北，臺灣保安司令部十一月十日即做成判決書，十一月十四日當庭宣判。不到十天的審理，判決主文稱：

「張敏之、鄒鑑、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等因犯叛亂罪一案，共同意圖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證明確，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

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十二月六日批示「照判執行」，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校長、鄒鑑校長、在私人信件中「詆毀司令李振清」的王光耀與其他四名學生，於臺北市馬場町刑場槍決。

翌日，《中央日報》登出大字標題「你們逃不掉的  昨續槍決匪諜七名」，《新生報》大標題「臺灣豈容奸黨潛逆  七匪諜昨伏法  保安部破獲匪諜運兵機構  黨羽百餘人均一網打盡。」

七人遭槍決之後，尹廣居、王子彝兩名學生因受刑過重，死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鄒鑑校長遺孀崔紹萱、女教員李嚴萍、李寒梅、張靜然四名女性被解往綠島，於「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接受「感訓教育」；餘下三十二名師生，於一九五零年交「內湖新生總隊」施以「感化」，翌年秋，又發往各部隊服役；拘於澎湖之五十五名學生，入三十九師「新生隊」就地「感化」，一年後重回軍中服役。

那時，全台各地名為「新生訓導處」「新生總隊」「新生隊」之機構，實為關押政治犯之監獄。自一九五零年代起，各地政治犯多送往綠島，每日下地勞動改造，接受非人道「感訓教育」，到岸邊搬石、修建監獄，亦全由政治犯完成；且食物常為餿食，因美軍顧問團要上綠島視察，監獄管理人員給所有犯人換上新衣，讓犯人六人一組，圍坐室外，擺出六人共食一菜一湯的樣子供美方參觀、拍照。

張敏之校長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臺北被槍決之後，北平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的遺孀王培五，與六個孩子被情治單位列為「匪諜眷屬」，行蹤遭到監控，無人敢收留，沒人和他們說話。

一家七口從澎湖搬至屏東，王培五任教萬丹初中，既要掙取微薄薪資以糊口，又要獨力撫養三到十四歲不等的六個孩子，分身乏術，甚是辛苦，四歲女兒送去上學，不圖成績有多好，只求孩子能有人管；三歲幼子帶去上班，媽媽在教室內上課，孩子在教室外哭著要媽媽，被校長訓斥……

同時，因背負「匪諜眷屬」身分，管區警員三不五時登門「查戶口」，情治單位在學校安插同班學生做線人，一家人遭暗中監視。

長子張彬台大畢業時，王培五告訴長子：「我們不能住在臺灣，一定要到美國去，臺灣不是我們的天地，我們沒有前途，國民黨不允許我們生存。」一九六零年代，藉留學與工作的名義，張家七口人全部移民美國。對他們來說，澎湖與臺灣是留下太多創傷的傷心地。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