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跟日本爲什麽從江澤民時代開始走向對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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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26日，日本政府在皇宮設盛大晚宴歡迎正在日本訪問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江澤民出人意料地當著日本天皇和政府高官的面，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問題。當時電視台正在現場直播，這樣的晚宴致辭不但出人意料，而且絲毫不留情面。在這樣的場合發表這樣的言論，在日本人看來是失禮的。不僅如此，第二天在由日本國會兩院議長主持的早餐會以及由七個日中友好組織舉辦的招待會上，江澤民仍故意挑刺耳的歷史問題大談特談。1

直到27日晚間，在由小渊惠三首相主持的歡迎晚宴上，江澤民一邊故意大談歷史問題，一邊（可能因爲意識到其言論引起普遍反感）態度軟化下來，肯定日本在戰後時期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並成爲全球關鍵經濟體等等。其中關於日本已經在戰後時期實現和平改造、走上和平發展道路的相關言論，大致就是26日兩國共同發表《聯合宣言》（或稱“日中共同宣言”）上被中方强烈要求刪除的文字。江澤民似乎有意做出一些補償，但是28日在早稻田大學演講中又故意大談特談日本軍國主義歷史問題，雖然同時也强調戰後日本走上和平發展道路、日本經濟成就與跟鄰國和平相處息息相關等等，以此表明其態度有所軟化。但江澤民訪問給日本公衆留下了惡劣的印象，這一點是無法補救的。結果這次訪問的唯一成果《聯合宣言》，也成了中日四份重要政治文件裡面唯一沒有雙方領導人簽名的文件。這就相當於沒有產生任何成果。2

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經歷過70年代至80年代短暫蜜月期（雖然期間也有摩擦），之後雖然後冷戰時代兩國關係名義上是升級到了“戰略互惠關係”，但實際上是惡化了，而且這個大趨勢恐怕還難以逆轉。就算是“戰略互惠關係”，在中國的外交關係等級體系裡，日本是被排除在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戰略夥伴關係和合作夥伴關係之外的最低等級外交關係。

中國和日本關係爲什麽從90年代（也就是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以後越來越糟糕？中國跟日本爲什麽走向對抗？這個問題通常被汎汎地歸結爲歷史糾紛、領土爭議和安全問題。這種解釋好像假設中國跟日本必然走向對抗，或者必然不能和平共存。這種決定論論調是有問題的。中日關係蜜月期表明，兩國不但可能放下歷史包袱和平共存，也可能擱置爭議發展友好關係。但是爲什麽從江澤民時代開始，兩國關係實質上惡化了呢？

1. 中日關係的黃金時代

關於中日關係的階段性劃分，美國學者 June Teufel Dreyer 將1972年至1989年這段時間稱爲中日關係的黃金時代，日本學者國分良成認爲1972年至1995年大致可以認爲是中日關係比較友好的階段。雖然1989年六四運動過後日本也加入國際制裁行列，但日本也是最先解除對華制裁的國家，日本不但一開始就反對制裁中國（這一點也曾引起西方盟友不滿），還堅持游説西方各國避免孤立中國。1990年中日很快就恢復到新的蜜月期。3 綜合國分良成和大阪大學國際關係專家 Philip Streich 等人意見，大致可以看出1995年至1996年之間，中日關係確實出現了某種轉折。4 不論哪一種劃分，這個轉折點發生在江澤民時代是沒有疑問的。

在日本與中國建交之前，日本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國熱”，期間民間交流團體激增，經濟和文化交往爲日本社會打開了瞭解中國的窗口。從人民友誼到山川風光，從博物館展出到劇院表演，中國被大量介紹到日本，中國的手工藝品在日本大受歡迎，而日本的電子產品也受到中國人追捧。在日本決心尋求與中國建交之前，日本曾先後向九個國家派出使團，以安撫各國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擔憂，並承諾日本會向各個繼續提供經濟補償。由於中國跟蘇聯關係惡化，尤其1969年以來多次發生邊境衝突，蘇聯對日本的舉動表示不滿，還故意安排軍機、艦船和潛艇多次擅闖日本領空和領海，并且在與日本的“北方四島”談判中故意給日本施壓。日本也努力設法安撫蘇聯，承諾日中建交不會影響日蘇關係。5 即便受著巨大壓力，日本承仍決心與中國建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先前侵華戰爭的愧疚感。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並發表《上海公報》（該公報規定1979年1月1日起美中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對日本決心與中國建交無疑起了推動作用。

1972年前後的中國，正處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中間，與蘇聯交惡也迫使中國積極尋求戰略夥伴以牽制來自蘇聯的威脅。比起“日本需要中國”這種論調來，說“中國更需要日本”反而更爲恰當一些。但是正如 June Teufel Dreyer 注意到那樣，即便中國領導人迫切需要從日本引進現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中國放不下大國架子，先前與日本的戰爭也使得中國不肯低下頭，在日本面前做小弟。正是因爲這種“放不下架子、低不下頭”的心理，中國官員多次對日本投資代表團强調，中日之間任何協定都須建立在平等互惠原則上。即便有求於人，北京也絲毫沒打算在對日談判中放低姿態。6

在敲定《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或稱“日中平和友好条約”）内容上，北京與東京展開了拉鋸戰。有關締結這個條約的談判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或稱“日中共同声明”）擬定的，當時兩國承諾要爲簽訂和平友好條約進行談判。這項談判從1974年11月開始，直到1978年8月簽署，圍繞中國要求的“反霸權”條款進行了艱難的爭奪。1975年10月，鄧小平透過一個日本文化交流團，向東京傳達了北京展開談判的意願。日本方面不明白北京爲什麽這麽急於達成這項條約。日本方面的揣測是：北京可能擔心日本政府換届後不再采取親華立場（因爲親華派代表田中角榮首相已於1974年12月下台）；日本與蘇聯有關“北方四島”歸還議題的談判陷入僵局，北京可能希望搶在日蘇達成妥協之前，率先敲定與日本的和平友好條約；北京可能想把台灣議題有關聲明納入到條約中來。但北京方面要求“反霸權”條款讓日本進退兩難，因爲北京在這裡反對的霸權，顯然是針對蘇聯去的，而日本正在跟蘇聯進行“北方四島”有關談判，并且還在西伯利亞參與了油氣開發方面的投資，日本與中國簽訂“反霸權”條約無疑會被蘇聯當成日本對蘇聯的敵意。7

北京對“反霸權”條款過於上心，日本人無法理解爲什麽北京對“反霸權”要求這樣迫切，其動機未免令人懷疑。同樣疑雲密佈的還有1974年北京當局借由“批林批孔”運動把鬥爭矛頭對準周恩來，而周恩來是負責中日關係正常化系列談判的主要領導人。北京在這項條款上的强硬態度讓人匪夷所思，日本鷹派也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中國難以接受的要求，比如移除條約中的“和平”字樣、刪除在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反對日本的有關條款、承認日本對尖閣諸島的主權、允許東京重啓台灣-日本商業航綫（這條航綫被中國要求禁止）。另外，關於“霸權”的定性其實是模糊的，如果日本接受了“反霸權” 條款，中國也可能藉機發難，指責日本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經濟利益是“霸權主義”。8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日本向台灣派出了由高官組成的吊唁代表團，北京方面感到惱怒，就想趁機利用“人民外交”，煽動日本公衆給國會施壓，日本方面立刻將這種行爲視爲是中國藉機干預日本内務。9 鑒於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在致力於向東南亞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引起東南亞各國恐怖襲擊和内亂頻發，這一點引起日本特別警惕。

談判斷斷續續到1977年，中國等來了對自己更有利的時機。這一年日本自二戰以來失業率人口首次突破百萬，與此同時非洲國家在向日本尋求經濟援助，美國和英國要求日本削減貿易順差，與蘇聯的還島談判依然毫無進展。同一年，鄧小平重新上台。蘇聯也在同一年向日本主動示好，希望與日本簽訂睦鄰友好條約，以防止“第三國尋求損害蘇日關係”——這裡顯然暗示中國——日本明確拒絕了蘇聯的示好，表示日蘇友好條約必須建立在蘇聯歸還“北方四島”前提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儘管中國也在尋求與日本締結友好條約，日本卻沒有對中國提出同樣要求。鄧小平聲稱，“反霸權”條款并不針對第三國，也不要求日本與中國共同承擔“反霸權”義務。日本方面對鄧小平的言論反應積極，但是也注意到鄧小平表態中暗含的一個陷阱：締約國若不向第三國的霸權主義表態反對就被認爲是不合理。與此同時，北京方面似乎急於締約，又以一系列“優厚條件”來誘使日本讓步，比如首次允許日本參與開發東海離岸油田（此前一直是限制日本的）、中國政府允許日本銀行貸款支持中國工業發展、邀請日本軍工生產商代表洽談武器出口問題等等。在北京主動提議增加“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後，這項條約最終在1978年8月完成簽署。10

加入附加條款后的“反霸權”條約對於日本來説幾乎沒有約束力，但是北京執意要求加入進來，看上去像是針對日本的，反而不像是針對美國或蘇聯的。在一定程度上，這也許表明中國對日本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擔憂，但這可能根本不是北京的真實意圖。更可能的情況是，中國利用“反霸權”條款作爲談判籌碼，像打仗一樣，打打談談、邊打邊談，以期在鬥爭中尋求擴大超出條約之外的額外利益：這些額外利益恐怕才是“反霸權”條款談判的真實目的。上面北京提出的“優厚條件”，看起來像寬容大量、讓步最多，實際上中國從中攫取更多利益，尤其是日本在尖閣諸島問題上居然同意擱置爭議（對蘇聯反而强硬要求先歸還“北方四島”才能談友好條約）。回過頭來看，日本的鷹派政治團體不但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也沒有提出讓中國更難以接受的條件來脅迫中國在締約時做出對日本更有戰略價值的讓步——按理説北京既然表現得急於締約，反而應該是被要求更多和讓步更多的一方，但現實卻是日本竟然成了讓步更多的一方（這裡的“讓步”包括沒有提出更苛刻條件來達到更具有戰略價值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反霸權”條款更不像是北京方面的真實目的，因爲它不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在現實政治中，都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任何約束力。這恰恰説明中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當時日本外交官也承認己方被中國在策略上壓制了，一名曾經參與多輪談判的官員也稱中國在談判上很有技巧，不但有能力從對手那裡攫取最大利益，還要裝出自己才是讓步最多、最寬宏大量那一方。11

一達到目的之後，中國就開始無視條約限制了。1979年2月，中國突然入侵越南被認爲是破壞了條約精神，因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承諾兩國都不在亞太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并且顯然違背了中國自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起衝突也讓素來持親華立場的日本社會黨尷尬不已。緊接著，同年4月，中國派出大約50艘漁船侵犯尖閣諸島附近海域（其做法與現在用“漁船”騷擾日本領海和台灣領海如出一轍）。有人認爲北京此舉是對大平正芳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表達不滿，但是二戰以後，日本幾乎歷届首相都會參拜靖國神社，只不過剛好在這年有人披露靖國神社也供奉著14名日本甲級戰犯。北京當局通常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反應冷淡，起初反應較大的反而是日本國内反對聲音。中國闖入尖閣諸島（也稱“釣魚島”）附近海域，促使日本重啓在其中最大的魚釣島上建立基礎設施的計劃，并將人員和物資都運送到島上去了。北京這時候跳出來强烈抗議，稱日本違反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以來擱置釣魚島歸屬權爭議的約定。於是，同年8月中日再次碰頭磋商，但北京全盤拒絕了日本有關尖閣諸島的主張。同年，中國副總理穀牧訪日尋求經濟援助，卻明確提出釣魚島屬於中國——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提出這樣的主張，即便在尋求經濟援助的時候，也不是低著頭來求的。12 這裡同樣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政治手腕：挑起爭端和運用鬥爭來提升談判籌碼，而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主動妥協示好來表示談判誠意。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後來的歷届政府沿襲下來：用挑起爭端來提高談判籌碼。包括用“漁船”騷擾爭議海域這種“灰色地帶”戰略至今也是同一種做法。

即使如此，日本國内對中國的熱情依然高漲。根據1980年一項民調，日本人對中國喜愛程度達到78.6%，而不抱好感僅佔14.7%；相比之下，美國受日本人好感度只有77.2%，而缺乏好感達到17.7%。13 除了中國對日本的宣傳攻勢之外，也可以將這種現象歸結爲一種補償心理，包括日本在一系列對華談判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來日本似乎并不打算用咄咄逼人的姿態來對付中國。1981年，新華社還援引日本首相鈴木善幸有關中日關係的言論，稱兩國關係達到歷史上最好的時候。14

1982年，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事件再次給中日關係一記重拳。往常這是日本左翼群體和保守派官僚之間的鬥爭，1982年這次也不例外。這一年教科書將“侵略”改成了“進出”，引起日本左翼群體激烈反彈。有人認爲北京可能在背後操縱了日本民意。中國方面趁機做文章將教科書事件跟日本一部愛國題材電影聯係起來，稱日本政府有意要美化戰爭。新華社還發文暗示，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華行程可能因此事受阻。此前一年，日本出版一本揭露有關“731部隊”罪行的書籍也引起中國公衆强烈義憤。結果鈴木善幸訪華被迫在談判中佔下風，前面的衝突和糾紛都被拿來當作北京的談判籌碼。15

1982年9月，胡耀邦開始擔任中共總書記（直至1987年1月）。胡耀邦時代可以説是中國和日本關係漸趨巔峰的時代。1983年，胡耀邦訪問日本，其作風親民、講話坦率、爲人謙遜給日本人留下了很好印象。在訪日期間，胡耀邦甚至還公開支持日本重獲自衛權。胡耀邦的開放精神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是比較少見的。1985年，日本首相中曽根康弘首次以在任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北京當局并沒有做出什麽反應，但是一名日本官員宣稱中國人民不再仇恨日本，而日本人對參拜一事有不同看法，此言引起中國學生强烈不滿——這些學生可能受到黨内强硬派指使——於是，中國多個城市爆發了反日游行。抗議持續了兩個多月，學生痛斥政府官員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資本家沆瀣一氣，這種指控顯然過頭了。香港有媒體透露，北京大學學生在串聯全國高校抗議過程中，還故意使用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期的標語和口號，同時也包括了控訴政府官員標語，顯然，這場運動也像借反日來反對政府。（這場運動也為規模更大的“1986年學潮”埋下了伏筆。）當抗議者開始打砸日本汽車和襲擊日本企業時，媒體開始抨擊抗議者盲目排外不是愛國主義，而是狹隘民族主義。日本的政治觀察家認爲，北京方面故意用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來給即將到訪中國的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一個下馬威，並以此增加談判籌碼。16

“1986年學潮”雖然沒有明顯反日色彩，但是給開明和親日立場明顯的胡耀邦重大打擊，直接導致胡耀邦被黨内保守派推翻。日本首相中曽根康弘面對中國聲勢浩大的“1986年學潮”，曾發言暗示支持胡耀邦政府跟黨内頑固派鬥爭。此言引起了黨内頑固派憤怒，有人就大駡胡耀邦是跟日本合作的漢奸汪精衛。由於胡耀邦對抗議者持同情態度，黨内元老就迅速達成一致意見，在1987年1月逼迫胡耀邦下台。

即便胡耀邦倒台，中日關係并沒有出現根本性轉折。在經過與黨内保守派激烈鬥爭後，鄧小平仍扶植與胡耀邦同屬改革派的趙紫陽接替胡耀邦。1989年，趙紫陽又因爲相似的原因在“1989年學潮”期間被黨内頑固派推翻。於是鄧小平又扶植江澤民來接替趙紫陽。

中國政府血腥鎮壓“1989年學潮”招致西方世界一致制裁，但日本卻力排衆議，反對孤立中國。日本也是第一個解除對華制裁的國家。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成爲第一個在“1989年學潮”後訪華的“G7集團”國家領導人。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也携美智子皇后訪問中國，這在中日交往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有天皇來訪。對於劫後餘生的中共政府來説這無疑是强有力的政治站台。明仁天皇在北京的歡迎晚宴上致辭，爲侵略戰爭歷史表示深深痛苦和自責，並承諾日本已經決心永不再重複戰爭歷史和將自己重塑爲和平國家。這次道歉也是日本天皇在中國土地上首次爲戰爭歷史道歉。次年，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在日本國會對受日本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國家也表達了深深自責和抱歉。17

事實上，日本天皇和政府已經爲戰爭謝罪很多次了，儘管後來中國政府和媒體有時煽動反日拒不承認日本曾經一再誠心悔罪，反而借由戰爭歷史一再“勒索”道歉。昭和天皇在1952年、1973年和1978年先後三次分別向在台灣的民國政府和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國政府爲戰爭歷史致歉。其中，1978年在訪問日本期間，鄧小平反而說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今後要積極向前看。18 明仁天皇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七十周年的“終戰紀念日”向公衆致辭中，再次提到對先前戰爭的“深刻反省”。19 德仁天皇2020年也沿用了明仁天皇對戰爭歷史表示“深刻反省”的措辭。20 根據維基百科不完全統計，日本戰後天皇、首相及高官先後爲戰爭鄭重致歉至少53次。21 關於中國如何反復利用要求戰爭道歉達到政治操弄目的，以及日本如何警惕被無窮無盡地拉入被別國主導的戰爭敘事，我們會在後文繼續討論。

在强力鎮壓“1989年學潮”之後，改革開放一度遭到黨内保守派反撲。保守派認爲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精神支柱發生了動搖（才導致社會動亂），企圖撲殺以市場經濟爲導向的經濟改革，並復活毛澤東思想爲主導的意識形態。最終，鄧小平雖然保住了改革開放路綫，但是黨内出現了新的妥協：以“愛國主義教育”來塑造新的意識形態支柱。22在對中國的教育系統和宣傳系統進行系統性歷史修正主義——歷史修正主義反而是中國經常指責日本的地方——改造之後，新的意識形態機器對中國社會的操控並不見得弱於毛澤東思想。由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開始重構中國人的歷史觀念，并且深深影響中國人對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視野。在這個改造過程中，挑起仇日情緒和跟日本衝突就變得頻繁起來。

但是回顧中日關係的“黃金時代”，即使日本抱著愧疚的心態主動迎合和退讓，以便主動修復戰爭對兩國關係的創傷——日本對韓國和東南亞的援助也體現了這個特點——中國絲毫沒有放鬆用挑起鬥爭來尋求機會的做法，這種做法風險雖大，但是可以增加賭注，同時掌握中日關係主動權——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這種主動權就變成將中國置於强勢一方。在相對和平年代，中國保守派勢力雖然非常强大（改革派反而比較軟弱），但是在鄧小平强人政治干預下，并沒有成爲主導中日關係的主流。這個時代不但直接導致了江澤民上台，也給後江澤民時代幕後操控中國政治做了非常不好的榜樣——在很大程度上，江澤民幕後操控中國政治，也是鄧小平的翻版，但是江澤民時代要更加反日一些；包括江澤民派系幕後操控的胡錦濤時代，即使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出自胡耀邦和趙紫陽同一個派系，作風親日一些，也無法掌握中日關係的主導權。而胡錦濤時代的政治鬥爭也爲中日關係出現巨大波動注入了新的動蕩因素。

即使日本在國力上遠超同時期的中國，中國始終放不下大國架子，極少有人肯像胡耀邦那樣謙遜地學習日本，而這樣的人還會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交鋒，但最終結果都是無法徹底征服對方：自詡“天朝上國”和“中央王國”的中國從來沒有將日本變成附庸國家，日本短暫出現在中國的朝貢體系中，隨後就自成一派，甚至開創了自己的朝貢體系。雖然中國對日本文化保有過强大影響力，但是日本比中國更早也更頻繁接觸西方文化，同時在明治維新時代，日本沒有放不下的大國架子，通過全盤西化來重構現代日本國家這種毅力跟決心是中國可望不可及的。近現代日本曾多次打敗中國，在東亞政治格局中毫無疑問處於强勢地位，但同樣沒能征服中國，其與中國關係“亦師亦友亦敵”的特點概況了大部分近現代時期。當然，也可以説中國從根子上就沒有接受過日本，就像日本幾乎從不把自己視爲中國朝貢體系中的一員一樣，中國也不認爲自己是處於日本主導的亞洲秩序中的一員。

即使中國和日本像外界揣測存在亞洲霸權或地區主導權之爭，兩國也不大可能接受對方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因爲歷史上就沒發生過這種事情。這一點使中日關係有別於中韓關係和日韓關係：朝鮮半島曾經是中國朝貢體系的一員，那裡存在的國家曾經是中國的附屬國；朝鮮半島也曾經多次加入日本的朝貢體系，乃至後來被日本直接吞并；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對朝鮮半島政治經濟秩序擁有過主導權和影響力。但是中國和日本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在中日關係友好時期，日本國力遠超中國，中國也絲毫沒把日本當成區域主導力量，甚至反而還通過利用鬥爭（包括談判和領土糾紛）來占據主導權，顯得自己才是强勢那一方，雖然這在日本看來是荒謬的事情，但是很不幸事情就一點一點實現了，至今中國依然是東亞政治中最强勢一方。即使這種强勢并不取決於國力，衝突和糾紛（即使不是中國首先挑起的）也在爲中國增加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事情看起來似乎是中國反而企圖按照自己的方式馴服日本。這也是爲什麽日本總是傾向拜托中國主導的敘事話語。日本即便處於相對弱勢，也沒有將自己視爲是受制於中國的國家。雖然日本多數時候主動顧及中國的激烈反應，但日本自身政治缺陷導致頻繁更迭領導人，使得日本難以執行長期有效、一以貫之的對華戰略。

這些問題，我們會在以後章節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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