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1/10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你我是否不知不覺深陷在「補習文化」中?|親子教養#4

臺灣自從解嚴之後,便逐漸開始實施教育改革,最大的起始點是「國民義務教育」。隨著社會風氣逐漸開明,國與國之間因著網際網路和交通的革新,更加地無遠弗屆,這種「全球化」的現象也對我們的教育觀念有所影響。


不知道爸爸媽媽們是否記得當初就學的景況?戰後嬰兒潮的世代經歷過社會的衰與興,當時的就學率不高,經濟也仍然困窘,許多的百姓難以進入學校就讀、識字率也相對低。然而,隨著加工出口區的發展,臺灣開啟了對外貿易的大門,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甚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由此可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經濟與社會就有非常大的改變,更不用說「解嚴」對社會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大家耳熟能詳的教改,不外乎是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而如今正在實施的課綱則是「108課綱」,下一次的課綱革新預計是正在接受討論的「118課綱」。我們可以從「義務教育」這四個字看出教改目標的端倪,也就是過往的人民並非人人都有「就學」的保障,然而政府為了促進人民的權益,因此提出了「義務」的規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表示國小六年加上國中三年;「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表示國小到高中總共十二年的受教年數。實施至今,先不論少子女化對出生率的影響,我們可以知道臺灣的就學率確實有正成長,也就是說「就學」不只是人民的「權利」更成為了「責任義務」,造就了現在的高就學率。


就學門檻降低,人們還要爭什麼?

社會環境的改善,讓人民的經濟及教育都受到了影響,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就學門檻的降低,使得每個人都能夠享有上學的權利。然而,照理來說人們都受到法律的保障,擁有了上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的基本權益,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爭的?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了現在高競爭率的氛圍?以下將接著來探討可能的成因。


1.士大夫的傳統思維

華人社會的學習思維,大多研究者從「士大夫觀念」作為切入點進行探討,而根據歷史的推移,士大夫的文化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階級」以及「九品官人法」。士族多為當地的名門望族,組成的人員多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由於政府所制定的規範,導致當時的在上位者多由這群人來擔任,這個制度也就是所謂的「九品官人法」,如果這些內容很陌生,那麼相信你至少聽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句俗諺,由以上可看出當時對士大夫階級的重視,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風氣(郭紀青,2001)。


2.升學主義的誕生

直至明清時代,科舉考試逐漸成形且成為主要的人才舉薦制度,華人社會的「升學主義」越發成形且其背後的心理機制,也與現今人們普遍追求高學歷的動機有相似之處。在明清時期,人們能夠翻轉階級的方式,便是以「榜上有名」來達成,若是透過挑燈夜戰勤奮讀書,就能在政府中取得一個職位,在當時已經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由此可見,這不僅是關乎考生個人的發展前景,更是背負家族名聲的重任,這也造成了兩種結果:落榜生將可能會被嗤之以鼻,而上榜生則是耀祖歸宗,兩者面臨的結果南轅北轍。至此,科舉考試之目的逐漸從追求學問與道德,演變成追求「現實利益」、向更高地位爬升的手段,促使讀書人成為了擁有特權的「階級」,與其他平民百姓產生了階級的差異(王震武,2002)。


古今對照之下,現在的臺灣也有類似的狀況。由於每個人受教育的狀況,最容易判斷的方式即以考試分數或是學歷來評估,因此,無論是大學或研究所的申請入學抑或是求職的面試,在衡量個人的學習成效時皆如此,故導致「文憑」在華人社會成為了舉足輕重的存在,也使得教育的風氣,形成了與明清時代科舉類似的狀況。


3.現代的士大夫風氣

臺灣社會的經濟起飛、國民所得持續提高,加上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斷地改變與革新,致使求學的環境漸入佳境,求學與升學的機會也相對提高(黃毅志、陳怡靖,2005)。雖然入學的門檻降低了,但此種轉變也讓人們轉而追求更高的成就,藉由各種方式讓孩子能夠進入「明星學校」就讀,以提高進入全國排名數一數二的明星大學、研究所的機會,最終取得名聲更亮眼的文憑、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進而翻轉階級或是維持手中的利益,這也衍生出不同於以往的升學與競爭壓力(李政釗,2011)。


為了達到此目的,多數的家長都會選擇將孩子送到「補習班」。相較於西方國家,臺灣的人口轉型歷程耗費了相對短的時間,因此在數十年之內就面臨到了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的狀況。少子女化即每個家庭所生育的子女數下降,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促使了每位子女能夠獲得及使用的家庭資源變得更多,因此家長也會將更多的資源投注在同一位孩子身上(李政釗,2011)。


4.推動「適性發展」促成另類補習風潮

如今的課綱則是著重於學生的「適性發展」,包含「人我關係」以及「與社會和自然互動」的能力。整體而言,如今的教育改革應以學生的身心發展和個體的差異作為考量,設計出「適性」的教學方案,以致於學生不再需要只追求成績,而是能在各個領域擁有多元學習和發展的機會。


由政府單位的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全台補習班的間數仍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3),可見國人補習的需求仍高。即使少子女化已經持續一段時間,補習班的間數卻仍持續上升,進一步觀看可以發現,不只文理補習班依舊林立,更多崛起的是「才藝」的補習班。

我們是否深陷在「補習文化」中?

近年來,學生因課業壓力而自殺的新聞不在少數,而2023年兒福聯盟進行的「兒少學習狀況調查」其結果也顯示出,現在的青少年仍然深陷在學校的課業壓力和補習班的進度壓力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填答者曾經有過自傷與自殺的念頭。這些種種結果可能表示,即使到了現在,華人社會藉由全球化與西方社會交流,看見了「學習」在不同層面的價值,但是我們的社會風氣與現況,卻還是透露出學生們「需要被幫助」的警訊。


「補習文化」並非很表面地只想探討「補習」這個選擇,且現在還出現了更多元的學習方式(如:線上課程、家教),因此光是探討「補習」其實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本篇回顧東方華人的歷史文化,希望能夠帶領大家認識我們所看不見的升學主義和文憑主義,藉此去察覺自己生命當中的價值觀、反思是否我們也無形中被這股思維所影響。


然而,本篇對於補習與否並沒有特定的立場,補習是否有成效除了要看授課教師的教學,也要視學生本人的狀況而定;另外,現在的家庭型態多以「雙薪家庭」為主,許多父母其實是不得已才將孩子送到補習班的,或是父母認為對孩子而言補習是最好的選擇。這些種種的因素,會導致一個家庭決定將子女送補習班,因此,這些都不是單一的考量,我們當然也不能隨意下定論。僅僅希望藉由文獻的回顧,讓「補習文化」這個無形的文化背景,能為大家所知曉,並且在教養的過程當中也可以去思考,進而為家庭的決策帶來最大化的效益。


參考文獻

王震武(2002)。升學主義的成因及其社會心理基礎-一個歷史觀察。本土心理學研究,17,3-65。

李政釗(2011)。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美、日、台個案研究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3)。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https://bsb.kh.edu.tw/

郭紀青(2001)。淺談魏晉南北朝的選舉。社會科教育研究,6,41-77。

黃毅志、陳怡靖(2005)。臺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探討。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1),7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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