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是否不知不覺深陷在「補習文化」中？｜親子教養#4
臺灣自從解嚴之後，便逐漸開始實施教育改革，最大的起始點是「國民義務教育」。隨著社會風氣逐漸開明，國與國之間因著網際網路和交通的革新，更加地無遠弗屆，這種「全球化」的現象也對我們的教育觀念有所影響。
不知道爸爸媽媽們是否記得當初就學的景況？戰後嬰兒潮的世代經歷過社會的衰與興，當時的就學率不高，經濟也仍然困窘，許多的百姓難以進入學校就讀、識字率也相對低。然而，隨著加工出口區的發展，臺灣開啟了對外貿易的大門，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甚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由此可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經濟與社會就有非常大的改變，更不用說「解嚴」對社會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大家耳熟能詳的教改，不外乎是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而如今正在實施的課綱則是「108課綱」，下一次的課綱革新預計是正在接受討論的「118課綱」。我們可以從「義務教育」這四個字看出教改目標的端倪，也就是過往的人民並非人人都有「就學」的保障，然而政府為了促進人民的權益，因此提出了「義務」的規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表示國小六年加上國中三年；「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表示國小到高中總共十二年的受教年數。實施至今，先不論少子女化對出生率的影響，我們可以知道臺灣的就學率確實有正成長，也就是說「就學」不只是人民的「權利」更成為了「責任義務」，造就了現在的高就學率。
就學門檻降低，人們還要爭什麼？
社會環境的改善，讓人民的經濟及教育都受到了影響，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就學門檻的降低，使得每個人都能夠享有上學的權利。然而，照理來說人們都受到法律的保障，擁有了上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的基本權益，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爭的？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了現在高競爭率的氛圍？以下將接著來探討可能的成因。
1.士大夫的傳統思維
華人社會的學習思維，大多研究者從「士大夫觀念」作為切入點進行探討，而根據歷史的推移，士大夫的文化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階級」以及「九品官人法」。士族多為當地的名門望族，組成的人員多為知識分子、讀書人，由於政府所制定的規範，導致當時的在上位者多由這群人來擔任，這個制度也就是所謂的「九品官人法」，如果這些內容很陌生，那麼相信你至少聽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句俗諺，由以上可看出當時對士大夫階級的重視，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風氣（郭紀青，2001）。
2.升學主義的誕生
直至明清時代，科舉考試逐漸成形且成為主要的人才舉薦制度，華人社會的「升學主義」越發成形且其背後的心理機制，也與現今人們普遍追求高學歷的動機有相似之處。在明清時期，人們能夠翻轉階級的方式，便是以「榜上有名」來達成，若是透過挑燈夜戰勤奮讀書，就能在政府中取得一個職位，在當時已經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由此可見，這不僅是關乎考生個人的發展前景，更是背負家族名聲的重任，這也造成了兩種結果：落榜生將可能會被嗤之以鼻，而上榜生則是耀祖歸宗，兩者面臨的結果南轅北轍。至此，科舉考試之目的逐漸從追求學問與道德，演變成追求「現實利益」、向更高地位爬升的手段，促使讀書人成為了擁有特權的「階級」，與其他平民百姓產生了階級的差異（王震武，2002）。
古今對照之下，現在的臺灣也有類似的狀況。由於每個人受教育的狀況，最容易判斷的方式即以考試分數或是學歷來評估，因此，無論是大學或研究所的申請入學抑或是求職的面試，在衡量個人的學習成效時皆如此，故導致「文憑」在華人社會成為了舉足輕重的存在，也使得教育的風氣，形成了與明清時代科舉類似的狀況。
3.現代的士大夫風氣
臺灣社會的經濟起飛、國民所得持續提高，加上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斷地改變與革新，致使求學的環境漸入佳境，求學與升學的機會也相對提高（黃毅志、陳怡靖，2005）。雖然入學的門檻降低了，但此種轉變也讓人們轉而追求更高的成就，藉由各種方式讓孩子能夠進入「明星學校」就讀，以提高進入全國排名數一數二的明星大學、研究所的機會，最終取得名聲更亮眼的文憑、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進而翻轉階級或是維持手中的利益，這也衍生出不同於以往的升學與競爭壓力（李政釗，2011）。
為了達到此目的，多數的家長都會選擇將孩子送到「補習班」。相較於西方國家，臺灣的人口轉型歷程耗費了相對短的時間，因此在數十年之內就面臨到了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的狀況。少子女化即每個家庭所生育的子女數下降，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促使了每位子女能夠獲得及使用的家庭資源變得更多，因此家長也會將更多的資源投注在同一位孩子身上（李政釗，2011）。
4.推動「適性發展」促成另類補習風潮
如今的課綱則是著重於學生的「適性發展」，包含「人我關係」以及「與社會和自然互動」的能力。整體而言，如今的教育改革應以學生的身心發展和個體的差異作為考量，設計出「適性」的教學方案，以致於學生不再需要只追求成績，而是能在各個領域擁有多元學習和發展的機會。
由政府單位的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全台補習班的間數仍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3），可見國人補習的需求仍高。即使少子女化已經持續一段時間，補習班的間數卻仍持續上升，進一步觀看可以發現，不只文理補習班依舊林立，更多崛起的是「才藝」的補習班。
我們是否深陷在「補習文化」中？
近年來，學生因課業壓力而自殺的新聞不在少數，而2023年兒福聯盟進行的「兒少學習狀況調查」其結果也顯示出，現在的青少年仍然深陷在學校的課業壓力和補習班的進度壓力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填答者曾經有過自傷與自殺的念頭。這些種種結果可能表示，即使到了現在，華人社會藉由全球化與西方社會交流，看見了「學習」在不同層面的價值，但是我們的社會風氣與現況，卻還是透露出學生們「需要被幫助」的警訊。
「補習文化」並非很表面地只想探討「補習」這個選擇，且現在還出現了更多元的學習方式（如：線上課程、家教），因此光是探討「補習」其實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本篇回顧東方華人的歷史文化，希望能夠帶領大家認識我們所看不見的升學主義和文憑主義，藉此去察覺自己生命當中的價值觀、反思是否我們也無形中被這股思維所影響。
然而，本篇對於補習與否並沒有特定的立場，補習是否有成效除了要看授課教師的教學，也要視學生本人的狀況而定；另外，現在的家庭型態多以「雙薪家庭」為主，許多父母其實是不得已才將孩子送到補習班的，或是父母認為對孩子而言補習是最好的選擇。這些種種的因素，會導致一個家庭決定將子女送補習班，因此，這些都不是單一的考量，我們當然也不能隨意下定論。僅僅希望藉由文獻的回顧，讓「補習文化」這個無形的文化背景，能為大家所知曉，並且在教養的過程當中也可以去思考，進而為家庭的決策帶來最大化的效益。
參考文獻
王震武（2002）。升學主義的成因及其社會心理基礎-一個歷史觀察。本土心理學研究，17，3-65。
李政釗（2011）。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美、日、台個案研究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3）。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https://bsb.kh.edu.tw/
郭紀青（2001）。淺談魏晉南北朝的選舉。社會科教育研究，6，41-77。
黃毅志、陳怡靖（2005）。臺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探討。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1），7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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