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惡人之前》，請讓真相現形

近期熱播的影集《八尺門的辯護人》中有一段饒富意味的情節：

女學生應徵工讀生，誤成詐騙集團的車手。於公設辯護室服役的替代役男連晉平對女孩解釋：「妳沒有故意，妳不知道這是違法行為⋯⋯」話還未說完，便被公設辯護律師佟寶駒阻止，他對女學生說：「妳現在只有兩種選擇，認罪或不認罪，因為法官不會相信有人笨到不相信這是違法的事。」為此，二人起了爭執。

「我覺得這樣不對，她真的不懂，你為什麼不幫她爭取？」連晉平質問。

「司法系統就是這樣，有人會笨到被騙幾百萬，但法官卻不相信有人會為了幾千塊被騙去當車手。所以就連笨也有兩種標準，懂嗎？」佟寶駒說。

「不懂。」

「雙重標準，懂嗎？」

「不懂。」

「那求刑減刑，懂了吧？」

「不懂。」

然而，她笨嗎？什麼是笨？司法系統裡有關笨的雙重標準又是什麼？

民國八十六年的冬天（註一），某位女子遭綁，其夫接到綁匪電話勒索贖款，地點金額仍未確認，隨即又接到警方電話要他去認屍。女子被人發現陳屍山區，疑遭人勒斃。現場採到五枚指紋，卻苦尋不到兇手。警方收獲情報，有民眾說感到靈動，從中看見駕駛白色箱型車的男子是嫌犯，男子的身分是死者丈夫的高中同窗。警方以協助辦案的名義約談該男，他不知道此舉將改變自己的餘生。偵訊室裡的事，他後來寫進給親人的家書裡：警察對他言詞恐嚇，煙薰毒打，不吃不喝逾三十個小時，甚至威脅要對其家人做出一樣的事。惶恐害怕，疲憊至極，不堪負荷，最終於逼供下簽了自白書，被迫承認與死者有債務糾紛，相約見面，一言不合便以鞋帶將其勒斃，隨後駕車至深山棄屍。

警方憑此自白書，將其關押。但現場採集的跡證，無論毛髮、指紋、DNA，皆非該男子，連屍檢報告所稱之凶器亦非鞋帶。警方將其押至兇案現場進行模擬，可他陳述的內容與筆錄有諸多不符。眼見故事兜不攏，警方便示範、誘導他依筆錄內容說話。指認棄屍地點時，警方嚴詞告誡：「你現在說的時間方向地點都不對，你說，屍體丟在哪？是不是丟在那！」男子面露惶恐地附和：「對⋯⋯屍體丟在那……」

曾有新聞報導如此描寫：犯嫌的那句「對，屍體就丟在那」隨著筆錄與自白書被送進法院，他因此被判處死刑。

滿佈疑點的證據、矛盾百出的自白、充滿瑕疵的辦案內容，不僅無人聞問，更一次次上送到最高法院。男子數次否認犯案，哭訴自己是冤枉的，說了無數次「我是清白的」，但死刑依舊定讞。

事發僅兩年餘，三聲槍響，他被槍決了。

不實情報資訊、違法羈押、偵訊未全程錄影錄音、採集的DNA無法檢測、血型指紋毛髮都不是他、現場模擬存在誘導、自白書可能是遭刑求而簽下，全案定讞單憑一紙自白書，但，他死了。

死了，他沒有後來，世人還有機會看見真相嗎？

他笨嗎？

不只是他，類似的故事還有無數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王迎先、蘇建和、紀富仁、江國慶、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沈鴻霖等。他們之中有人雖擁有了後來，但其後亦受困那段不堪回首的故事裡。他們也曾不止一次地問著：真相是什麼？

他們難道都是笨的嗎？

幾次與朋友們談起司法系統裡關於「笨」的雙重標準以及真相。曾於論述死刑議題的書中讀及作者藉台灣俗語的「雞卵密密也有縫」，談百密一疏，總有遺漏，此話不僅指一般人，同時更指執法者。若人總會犯錯，執法者難道不會嗎？倘執法者有錯，眾人該如何看見真相？朋友聞言後說：「這是因為『恐龍法官』太多了，如果他們有權決定最終的結果，他們就該要看見這些問題。」

人們談「恐龍法官」，指稱其不知人間疾苦，對受害者缺乏同理心，作出與民間意見相去甚遠的判決。但當指稱他們對受害者缺乏同理心時，那對於法庭上等待被仲裁的被告呢？若法庭是為了被告與真相而存在，法官不是神，無法窺見事件全貌，其所擁有的判決權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條規，於此景況，他能做的是什麼？

多年前於法學課堂上，教授以「如果你是法官」為題，請學生重新觀看思考司法史上幾次具爭議性的判決，並問：倘若你是該案法官，你會作出相同的判決嗎？有位同學提出一個觀點，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如果審判非由法官意見做為唯一的決斷，而是由更多人共同審視，彌補社會經驗與個人觀點的不完備，或者減少政治力介入，結果是否就會不同？」

他所言即是近似「陪審團」制度的概念。然而，由更多人審視案件，真能彌補經驗與觀點的不足，更接近真相且作出相應的判決嗎？

《成為惡人之前》一書寫下映照出這些問題的可能路徑。

作者溫蒂．約瑟夫（Her Honour Wendy Joseph KC）擁有三十多年的律師與檢察官經驗，後被選任為英國中央刑事法院「老貝利」（Old Bailey）的法官。她藉六起殺人案（包含青少年持刀殺人案、母親殺嬰未遂案、青少年幫派鬥爭案、宗教名譽殺人案、軍人PTSD殺人案、受家暴妻子殺夫案），帶領讀者理解法界中各種角色的功能，英國陪審團制度的規定、內涵與底蘊，法庭秩序如何維護與進行，刑責該從何裁量，以及陪審員該如何看見、思考於法庭上所見的證據，並依此作出公正判決。法官的職責，是設法讓陪審員們更接近「真相」。

書中，作者著墨最多的有二處：

一是量刑。書中案件看似「罪證確鑿」，於不明箇中曲折的人眼裡皆是罪無可恕；但真實並非平面，而是多維的，具有表裡，擁有毛細，持續呼吸。真實生於證據，證據雖不一定皆能抵達真相，卻可作為標誌，指引人們前行，前往更靠近真相的地方。身為法官的作者，協助陪審員細看多維證據的表裡毛細，與其共同呼吸，嘗試釐清事件的原貌。有了真相，才能判決，而後量刑。量是度量，罪惡無法度量，人性無可尺規，但社會若要穩定運作，法律為其秩序的根據。於是在書中，她藉規範與機制讓陪審員能有效地觀看真相，作出合理的判決，更依其量度相應的刑責。唯有真相現形才能讓法律發揮它應有的功能，如此，才可能以最適切的方式量度罪與罪人應當付出的代價。

二是關懷。關懷不是濫情，而是給予各方平等溝通的可能。法庭裡，加害者不一定是真正的罪人，受害者亦非絕對的無辜，不同視角裡，他們都可能是良善的一方。犯行或許僅一剎那，但罪惡並非瞬間生成，每種世人所以為的「惡」都有其歷程，有前因後果，如同人的成長都有一段漫長的故事；關懷亦不是憐憫，書中的她不談寬容，並非寬容如此艱難，而是陪審員的角色不是寬容罪犯的聖者，法官亦不是寬容罪犯的神。那麼，不具備寬容之心的人是正義的嗎？正義的本質是否應當包含柔軟的母性，如同悲憫之心？於是在書中，她從另一個角度談悲憫，悲憫應該是在罪惡形成之前，人們對於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對於逆境與痛苦給予關愛。不該在罪惡生成之後才展現正義的價值，這是彌補，而非救助。於此，國家在司法制度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難道制裁罪犯就夠了嗎？如果國家無法找出有效預防罪案發生的機制，光是制裁罪犯，也只是亡羊補牢。唯有意識到這些，才可能達成犯罪防治。當社會無法防止一種可能的悲劇發生，悲劇就會因為社會的無能而持續存在。

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已於今年元旦上路實施，雖與本書的英國陪審團制度有所差異，卻可作為借鏡，透過此書映照我國當前司法制度的問題，同時捫心自問，關於司法系統裡是否存在雙重、多重標準，我們是否有一天也可能因此被迫要裝「笨」，被迫承認不是我們所犯下的罪行。或者，我們未來也將會坐上陪審團的位置，到了那一刻，我們能否看穿偽裝，走入真相，作出相應的裁決？

詩人楊牧於1984年寫過一段詩句「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詩句背景生成於美麗島事件之後與江南案之前，至今仍為許多後進引用與延伸。若有一天，當我們坐上陪審團席位，面對「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時，我們是否有能力回答所見所聞的一切疑題？我們能否認知到每一次判刑的確立，意味著整個社會都必須承擔此判決的後果，因為我們也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或加害者。

我們能否認知到在「成為罪人」之前，一切存有真相。如果沒有真相，我們如何定義罪責？如果沒有真相，我們又如何談論悔罪的可能？罪責若無法與悔罪有關，罪惡又該如何止息？在罪惡與罪罰之間，存在的是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判決若與真相無關，成為罪人的便是身處社會中的每一個我們。

我們能否於公理與正義之下，在那可能是惡人的面前，於他被判罪，確定為惡人之前，給他一段說出真相的時間。

註一：完整內容詳見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島國殺人紀事2》，導演蔡崇隆。

註二：本文部分法學論述概念引用自《殺戮的艱難》、《扭曲的正義》、《無罪的罪人》、《死刑肯定論》、《冤罪論》、《與死刑拔河》、《思索斷頭台》。

（本文原刊於OK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