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越來越清楚認識到這一事實：當我們投入「大逆事件」這起爭議性的政治案件的探析，多半會從英雄主義或抓大放小的博論概念切入，進而聚焦在主角（主謀）幸德秋水身上，至於其他涉入該案的成員，由於知名度不大，除了小說家特別關注他們的生與死的經歷，他們甚少進入主流論敘的視野裡。對我而言，新村忠雄就是被我疏忽遺漏的名單之一。在「大逆事件」中，共有12人判處死刑（刑法第73条の大逆罪で起訴され爆発物取締罰則違反へと罪名変更された経緯、皇室危害罪(大逆罪)における「予備陰謀」），新村忠雄即這批被送上絞刑架的死囚之一。更具諷刺的是，新村忠雄的胞兄善兵衛因受弟弟株連坐了8年冤獄，難怪在大逆事件風波表面上暫告平息之後，同情他們處境的紀實作家們以筆為槍桿，全力投入歷史文獻的考證，用紮實的田野調查文字為他們平反。
正如上述，我佩服這富有正義感的紀實作家，他們敢於實現「利他主義」的思想。在我看來，他們主動承擔起歷史書寫的責任，同時也在向作家同行傳遞訊息，一種尖銳的歷史問題意識。必須說，這個直言的衝擊，刺激了我思考一個問題：在貧窮遍地流連的年代裡，當局眼中那些試圖用暴力手段謀反皇室顛覆政權的陰謀份子，他們的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如果我們理解新村忠雄的犯案動機之後，是否會改變慣性認知而寄予超越歷史情境的同情？
新村忠雄（1887-1911）簡歷。他出生於長野縣一個富裕的農家，1897（明治30）年，屋代小學普通科畢業後，念了4年高等科，在補習科1年。他在故鄉的時候，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成了一名無神論者。1903（明治36年）11月，新村忠雄移居東京期間經常閱讀社會主義雜誌《平民新聞週刊》（幸德秋水和堺利彥主編），因而對社會主義有更深入的了解。據他回述，1904（明治3）5月，他的哥哥善兵衛和許多同齡人一樣，不得不應召入伍參加日俄戰爭，哥哥被送往旅順的戰場。當時，他們故鄉屋代町埴科郡大約有800戶，大約120-130人被送往了戰場，尤其以身體壯實的佃農和工人居多，這些壯丁們的家庭生活原本就極為艱苦，加之地主以「戰時稅」為藉口增加地租，使他們的生計更雪上加霜了。
他說，當他看到這種農村慘狀，便開始思考各種救濟之策，認為除實行社會主義外，沒有更合適的辦法。而且，他又從戰場上陸續歸來的士兵那裡得知，日俄戰爭給日本民眾帶來巨大的禍害，這越發讓他決心從事社會主義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所有統治者對於反對運動都有敏銳的警覺與恐懼，1905年1月，就禁止《平民新聞》發行。平民社只好改變戰鬥方式（注：如戒嚴時期臺灣政論雜誌履遭警備總隊查禁仍以變更雜誌名繼續發行一樣）「消會組合直行團」的名義發行機關雜誌《直言》雜誌，繼續與執政當局展開論戰。
然而，這種相抗拮的態勢是不證自明的：反體制的言論再怎麼驍勇善戰，最終他們絕對敵不過官方的碾壓以落敗收場。弔詭的是，落敗一方奮力宣揚的自由反抗意識，有時候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連越界的清風都鼎力相助，將這訊息傳播到更遠的地方而不可知。（文/ 邱振瑞）
延伸閱讀：
《高原文學》（2013年7月6日）
石山幸宏《大逆事件と新村善兵衛》（川辺書林，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