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鄰為壑古例兩則

鄰國間兵戎不絕、世代為讎，史之常態。然一國長期、有系統、挖空心思地將鄰國壓制在一個阻滯、貧困、襤褸的狀態，實屬罕見，此與兼併一地以壯大自身人口背道而馳。此例首推斯巴達，在古典希臘城邦中，斯巴達是一個異類。希臘諸邦的殖民地星羅棋布於地中海與黑海沿岸，構成一張航海與通商的文明網絡，社會亦走上市民化之途。唯獨斯巴達試圖凍結氏族社會，反對工商業和貨幣經濟，自然更不從事海外殖民，絕無僅有地在義大利南部有一據點。他們替代海外殖民之選項，就是將西鄰米塞尼亞(Messenia)征服，掐斷了後者成為一個城邦的生機。

米塞尼亞毗鄰斯巴達所在地拉科尼亞

米塞尼亞舉國淪為國家農奴，曰“黑勞士”(Helots)。之所以是國家農奴，乃因私有制在自我阻滯的斯巴達不發達。其實，斯巴達在保持原始公社的假面下，加工成一個精密的軍營國家和警察國家。理論上，所有斯巴達人都是“平等人”，如實行公民大會制的“常軌”希臘城邦一般，但民主社會的“公民”包含百業，斯巴達的公民則是嚴選的，連自由人都不見得入選，蓋其打造公民的是軍營生活，且是魔鬼訓練營。嬰兒出生時，國家即厲行優生法：體弱或畸形的都攜往懸崖頂拋下，年事稍長，即交給國家，接受嚴格訓練，至18歲，這批少年都成了後備軍，傑出者被徵入“密警”(krpteia)，擔任秘密監視“黑勞士”的任務，並且以他們為獵物，在暗夜行動，只配備一把匕首，等同如何在敵後生存的特種訓練。至30歲，一般的受訓生如有人還未獲願接受他們加入的小組，那麼他們只是一般的斯巴達人(Spartans)，而非夠格的斯巴達人(Spartiates)。

斯巴達既對其西鄰全盤宰制、全面監控，已被打趴的米塞尼亞又如何變成了“敵後”了呢？斯巴達連自己的“平等人”都不讓自動成為公民，那麼對被征服者自然不同化，而是豎立為“他者”。“黑勞士”不只是給斯巴達人種糧的農奴，他們規定頭戴狗皮帽；並被強迫喝酒精，在公共場所示範酒後失態給下一代；在宴會中，也用“黑勞士”表演低俗的歌舞。

不管有無犯錯，“黑勞士”被斯巴達主子體罰是家常便飯。放而大之，對相安無事的黑勞士村落採軍事行動也成了週期性的，否則何來用以訓練特種部隊的“敵後”？即單身被丟在一所“黑勞士”的村落，進行獵殺，且全身而退的生存術，令人想起冷戰期間，台灣的蛙人水鬼摸上大陸岸上、割人頭帶回來當功勞。

最令人髮指的是修昔的底斯的一段記載。公元前425年，斯巴達當局頒布一道假政令，招募“黑勞士”加入斯巴達軍隊，入伍者可成為自由人。結果來了2000人左右，他們被戴上桂冠，在廟宇間遊行了一遍，即步入斯巴達人的陷阱，後者用詭計把“黑勞士”裏最壯健、最有企圖心、至欲改變現狀、會成為領袖者集中在一處，一口氣全殺了。

斯巴達之所以變成如此畸形國家，乃因其必須鎮壓比它人口眾多的“黑勞士”。用現代術語說，就是時刻提防“恐攻”。史載斯巴達人在家外時，即使靠牆或坐下休恬，也矛不離手，怕被奪走。主子之“反恐”就是訴諸“國家恐怖行動”。他們將“他者”非人化的代價，就是把自己非人化。

另一則例沒那麼“古”，發生在上一個千年內，至今仍有後遺症。它涉及英國對愛爾蘭的一段不人道的歷史。1066年，諾曼人征服了英國，一個世紀後他們的兵鋒也指向愛爾蘭，是羅馬教廷慫恿的，英王得以成為這片教廷領地的封君，至宗教改革期間的16世紀，英國與羅馬決裂，遂把身分從“領主”(lord)改成“國王”，愛爾蘭遂成為英王底下的一個“王國”(1542)。

先前，諾曼人的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並不成功。不只是地方勢力仍龐大，諾曼人地主多與地方勢力通婚且同化。乃有1366年的立法，禁絕殖民者與本地人通婚，禁用蓋爾語與穿本地袍服，但形同具文。至宗教改革前夜，英王所能控制者限於都柏林及其周遭“圍欄”(The Pale)內的彈丸之地。

宗教改革給予英國殖民愛爾蘭新的動力，既然當了國王，國教化的英國必須拿下這片天主教的地盤。多鐸王朝啟動一波又一波的殖民計畫，點燃戰火，打垮了西南部捍衛天主教的在地化諾曼人地主。待至英格蘭與蘇格蘭合邦的斯圖亞特王朝，則有充足的人力拓殖愛爾蘭東北部的愛斯特(Ulster)省，殖民者大部分來自蘇格蘭南部和英格蘭北部，官方規定殖民者必須說英語、是新教徒、忠於國王。被他們侵入並剝奪的幾乎全為愛爾蘭天主教徒之地，約50萬畝耕地。今日“北愛爾蘭”禍根自此種下，至今仍有後遺症。

17世紀中葉英國爆發了“三王國之戰”: 英格蘭的清教徒、長老會的蘇格蘭、天主教的愛爾蘭不約而同反對國教支撐的王權。清教徒大獲全勝，砍了國王的頭，派兵敉平蘇格蘭與愛爾蘭的起事。愛爾蘭受禍尤其重，在多方混戰期間，愛爾蘭一方面抵禦保王軍，一方面在北愛爾蘭與蘇格蘭殖民者及其援軍互相屠殺，最後則被克倫威爾的清教徒軍血腥鎮壓。這次愛爾蘭是真正亡了。克倫威爾把參加武裝“叛亂”者都處死，涉及本土運動者則淪為契約奴工，放逐至西印度群島;不涉案的愛爾蘭地主亦被剝奪土地，把他們驅往西部面臨大西洋的一隅，用英軍士兵取代他們，並訂下罰則: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許出任公職、不准城居、不得與新教徒通婚。

圖左方斜條地帶乃1552年後允許愛爾蘭人擁有土地的一隅

待17世紀下葉英國王政復僻，亦非愛爾蘭翻身之機。斯圖亞特王朝二度掌權終結於詹姆士二世因皈依天主教被罷黜(1688)。這一次愛爾蘭又站到了輸家一方，再度被征服，更多土地被沒收。惡化至此，愛爾蘭已成英格蘭臥榻旁的“加薩走廊”，即不共戴天的敵體。在多鐸王朝對愛爾蘭征戰期間，已有英國的大敵西班牙介入；三王國混戰其實是歐洲宗教改革新舊教戰爭的一環，故愛爾蘭天主教政權受羅馬教廷資助，甚至有教廷代表駐紮；斯圖亞特王朝被廢後，國內支持他的主要是愛爾蘭，國外主要是法國，愛爾蘭軍甚至被編入法軍。法國與羅馬教廷支持斯圖亞特流浪王朝一直至18世紀中期。1789年爆發法國大革命後，又在愛爾蘭點燃了圖建共和國的武裝起義，且有法軍參戰。遲至一戰期間，仍有英國外交官且已封爵的愛爾蘭志士凱斯曼(Sir Roger David Casement)因求助德國支持愛爾蘭“復活節起義”遭處決案件(1916)。1922年，愛爾蘭成為“自由邦”，脫離聯合王國，另建共和國。北部則因新教徒眾多，未脫離英國，紛攘至今。

1801年，英國國會正式通過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緊密結合為“聯合王國”。此時，工業革命已啟動，文明日趨世俗化，法國大革命後民權思想日漲，至1829乃有“天主教解放法案”。英倫三島理應日趨平等，不料卻在1845-1852年間爆發使愛爾蘭喪失人口四分之一的大饑荒。主因是馬鈴薯染了疫霉。英國的統治造成愛爾蘭人普遍窮困，吃不起麵包，以馬鈴薯為主食。英國少在愛爾蘭投資基礎建設，即使來了麵粉，也缺乏磨坊。當局設立少量的收容所，因缺乏資源，成為死所而已。英國的統治亦製造愛爾蘭人長期的無知。愛爾蘭在1592年多鐸征戰期間在都柏林成立服務英國地主的聖三一學院後，至1845年始有第二所大學; 在二度被征服後，當局多加了不准愛爾蘭人出國留學(免受天主教教育影響)的罰則。故愛爾蘭人缺乏應變的物質資源與知識。

越深入愛爾蘭人較集中的西部大饑荒就越嚴重

在今日都柏林的紀念大饑荒的雕塑群像

倫敦忝為聯合王國的政府，卻救災不力，一來少關心，二來蘇格蘭也發生馬鈴薯災荒(非主食死亡率低得多)。雪上加霜: 愛爾蘭的在外英格蘭與蘇格蘭地主，甚至有照常營業輸出糧食至他處、並驅逐繳不起地租的農民者。大饑荒期間，土耳其的素丹捐了10,000英鎊，卻將英女王提供救災的區區1,000英鎊比了下去，面子上不好看，英政府遂要求土耳其把救災額調為同一個數目。素丹索性運了5船糧食至都柏林北的德羅赫達港口，既未照會英國當局驗收，把糧食放在碼頭上就離去了。

在這場大饑荒中，愛爾蘭人死了一百萬人，無以為生移民北美者亦一百萬人，喪失人口四分之一，至今日仍未恢復19世紀大饑荒前的人口數。時值英國的議會政治大放光芒，駸駸然成為“普世價值”。其實，英國殖民愛爾蘭是它的殖民帝國的起手式，愛爾蘭是預演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