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人文集的基本知識:明代儒學史(三)

這篇文章涵蓋的部分是明代隆慶朝和萬曆朝五十餘年之儒學發展，尤其是後者作為明代最長的統治期，這段半個世紀的歲月不只政治、經濟和國際局勢的發展相當劇烈，延續十五世紀前半的朱王兩派平分天下，這段時期經歷了陽明心學的鼎盛時期，逐漸沒落，朱王合流的趨勢形成等轉變。

一、陽明學的鼎盛時期:

隨著政治上於隆慶朝王陽明的功績重獲肯定，加上身為心學三代門人的徐階成為內閣首輔，心學的聲勢可說是如日中天。陽明本人於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更是從官方立場肯定他在儒家學問上的貢獻。陽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弟子中不乏官場上的成功人物，加上陽明本人的赫赫軍功，其學問更是被當時士人肯定為有用之學，在整個南中國的發展極為迅速。心學的分類上由黃梨洲的《明儒學案》奠下基礎，依照地域和師承劃分，主要可分為浙中(浙江)、江右(江西)、泰州(江蘇)，這幾個學派優秀學者輩出，奠定了心學發展的幾個大方向。其中的江右和泰州更被二十世紀的研究者貼上了王門右派和左派之名。

其中他們的詳細主張不談，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翻翻《學案》。最簡化來說，江右和泰州的分別就是禪宗的漸修和頓悟之分，後者更是以狂禪和三教合一聞名。我這裡想談的是心學的劃分如此合理嗎?不只當代學者可以簡單就指出黃宗羲自己就犯了分類錯誤，如師承上泰州的周汝登歸為浙中更為合理。許多學派人物中就存在不少例外，如泰州的焦竑雖然與狂人李贄往來密切，卻也與研究音律的陳第往來，許多學術筆記更有後來考據學的影子，歸類為泰州是否合理?其他原先邊緣的王學門派的學者影響如何?如北方王門雖然沒有非常重量級的學者，但自有其發展的脈絡，如河南虞城的楊東明便是其中佼佼者，深受泰州的楊啟元影響，也與鄒元標、焦竑等心學重要人物往來密切，為何不將之歸類為泰州學人呢?河南心學也是北方王學極為核心的一枝，延續至明代末年，其傳統發展尚待發掘。

二、朱王合流的'東林'學派?:

「東林學案」是黃梨洲於《明儒學案》一書中唯一以政治團體為單位劃分出的學派，以顧憲成和高攀龍為首，包括其他東林的主要人物。由於黃宗羲自己的東林受難遺孤立場，很難不說他於東林懷有特殊的同情。東林黨人是否足夠組成一學派?作為十七世紀與劉宗周的蕺山學案惟二的新學派，東林黨的兩位主要人物高景逸(攀龍)和顧涇陽(憲成)儘管都走向朱王會通的道路，但兩人的注重方向差異不小，朱王會通反而成為唯一明顯的共通點。剩下的東林諸儒在明代思想研究中受到的關注很低，他們的著作有待進一步整理。我好奇的是，十七世紀初期的明代儒學的確是以朱王會通為主流，即使是明確的心學取向學者，也積極地吸收朱學的元素，以期矯正心學弊端。但從朱王會通到晚明偏向的經世、史學及考據的發展，中間的過程仍需要更細緻的論說過程。

三、其他的非主流儒學

1.反對理學的朱子學:

十六世紀中葉隨著王學對朱學的解構，也引起學者進一步解構所謂的理學這個壟罩明代學術近兩百年的龐然大物。他們試圖跳脫理學體系重新認識先秦儒學，但囿於時代所限，他們的眼鏡仍舊是理學式的，而且基本立場多偏向朱子學。但他們的貢獻在於認知到由理學的眼鏡看到的儒學，與先秦儒學存在許多差異。其中比較明確提出相應主張的是王廷相、高拱和呂坤。王廷相的思想上一篇已經提到，高拱的思想承襲自王浚川(廷相)，並針對朱子的'四書集注'條條反駁；儘管高拱批駁朱子，但他更不認同只強調內心休養的心學，由於其仕途上的成功，他較為重視經世致用的面向，並提出有趣的經權說。呂坤在'呻吟語'此名著中時常批駁理學家，對於朱子本人多有批評，強調自得之學，批判學者不能踵襲前說，因為那不是真正的自身學問。他希望成為'我只是我'通過自身在官場、鄉里和家族中的所行、所得、所思和所想建立自身的學問。他有意跳脫當時的朱學框架，反對理、性、氣等理學字眼討論，但其功夫論仍時常使用理學的詞彙，可見他仍在理學的框架內。

我對於這個儒學發展傾向頗感興趣，只是似乎此傾向的學者非常零星，不足以成為一派別。類似的理學反省必須等到清初由顧炎武和黃宗羲等人完成。

2.張居正的漢唐式政治儒學

張居正的著作我尚未開始細讀，江陵的學派歸屬較少有人討論，我看到有篇文章將之歸為漢唐儒學，因為張居正注重的是儒學的政治面向，而較少設計到理學所重視的本體論。但漢唐儒學有無在明代儒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呢?宋代理學家對於漢唐學者評價多半不高，明代中葉開始有些儒者注意到漢代儒者的經學成就，如呂柟多次在語錄讚揚漢儒，這點也許值得注意。

3.徐光啟等人的天主教和經世學:

萬曆朝最特殊的一點是天主教的傳入，儘管利瑪竇確實受到兩京士大夫的矚目，但焦點僅是西方的數學、化學和兵器學等技術，天主教對於明末儒學的影響相當薄弱，除了少數成為教徒的官員外，多半儒者並不對天主教有多少認識。即使是天主教徒，最初仍基於對西方科學的興趣而接觸傳教士，天主教與其所受的儒家教育在他們身上融合程度不高，幾乎是兩不相關的情況，教義限於對自身的修養上，在國家事務的公共領域，天主教徒官員仍是儒者的理學思維。

經世思想應是除了朱王會通外，萬曆朝儒學發展的基本論調，原因自然是當時幾次對外戰爭的爆發以及軍事挫敗，加上黨爭嚴重、西方勢力的接觸，促使學者們再次提倡經世之學以拯救國家和改良社會。明代前中葉關於經世理論的著作相當少，邱瓊山(濬)的《大學衍義補》和湛甘泉(若水)的《聖學格物通'》是少數的例外。萬曆朝時期各種的經世著作數量遽增，從整理資料文集的各類經世文編、邊防關隘情況和介紹西方數學及實用科技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經世致用的風氣之盛，造成不論是在朝在野的學者都在談論'有用之學'，不能再如嘉靖朝時僅針對內在修養的路徑和理學詞彙論辯而已了。

四、萬曆前期的北京吏部講學團體:

明代中葉到明末有幾次京師的講會，其中較為名的是嘉靖朝徐階和歐陽德主持的靈濟宮講會，以及天啟朝時由高攀龍、鄒元標與馮從吾主持的首善書院。但我在閱讀文集的過程中，發現萬曆十年至二十年代初，似乎有一個講學群體存在，其中不乏明代儒學史上的知名人物，如顧憲成、呂坤和鄒元標，也有較不知名的地方學者如楊東明、孟化鯉和孟秋等人。他們這群人同時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任官，彼此間接有學術書信往來，其中好幾位曾任職於吏部，而九十年代的幾次吏部京察促成了東林黨人的產生。這個講學團體究竟對於明代學術的發展起到甚麼影響不得而知，畢竟他們的書信中談論到的記錄很少，但我覺得這群人的交流值得留意。

萬曆朝的學術發展非常豐富，我還有許多學者未能談到，像是心學化的關學者馮從吾，來知德的易學和郝敬的經學皆獨立於主流學術而自行發展，加上心學中的異類-李贄。受限自己的學識不足，實在還有許多文集尚待通讀，也許日後我還會再來修改我對這段時期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