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明代的科舉，一般人總會有個印象是八股文箝制思想，無法選拔到真正人才。這個印象有部分是事實，畢竟明代士人屢屢對於科舉的各種缺陷發表批評，尤其是過於漂亮詞藻始終受到詬病。但稍微深入閱讀明人文集，就會發現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儘管文集中留下的策問多為作者考驗生員或門人的題目，而非正式的科舉題目或應試答案，然而他們提問題的深度仍足以令現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據《明史》所言，明代的科舉無論鄉試或會試皆為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殿試也是考策問。可以看出策問佔的比例也挺高。明人文集中保存的策問為作者本人應試答案不多，多是作者為狀元在殿試中寫下的文字，我所見過的狀元:羅倫、呂柟和焦竑三人的殿試策皆有保留在文集中。其他的策問內容則為作者任提學時或講學時出來考學生的題目，這些由於並非正式的考試題目，不用嚴格遵守官定的學術立場，題目較為多元。比較特別的是高拱有留下一部著作《程士集》是他為鄉試和會試做的範文。
策問的內容極廣，經史時務的內容相當廣泛，相當考驗考生的知識融會貫通程度和見解。有以下幾種分類:
一、性理學和經學:
策問雖然並不直接以經書的其中一段內容命題，但仍然會以申論的方式考驗學者對於整體理學義理的把握，如呂柟在河東書院講學時的題目:
問:《大學》一也，何以有古本、程本、重定本之說？將補之者，果有所遺乎？《論語》一也，何以有齊論、魯論、古論之異？將《家語》者又何所謂乎？孟子純矣，何以雖大儒論道且或疑之？將或者《常語》、《折衷》者亦然乎？《中庸》精矣，何以雖名賢論學且或後之，將謂性非所先者亦是乎？諸生久為《四書》，請辯之，以觀入德之學。＂
這個問題就包含四書的版本學、四書進學先後次序，加上不同學派間取捨造成的差異，都可以藉由答題中表現一覽無疑，皆為明代理學相當根本性的爭執點所在，大學古本問題體現了當時陽明的尖銳質疑。呂柟儘管對此問題皆有主張，然而其問題設計卻是激發學生思考這些重大爭論，而非強硬加入自己的立場於題幹中。
二、時務：
張居正主持的隆慶五年（辛未，１５７１年）的會試中第二篇的題目如下：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國家之法，鴻纤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為敝法，在熙朝則為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核耳。」古今論綜核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偽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宣優於文」，豈為通論？而或者亟其嘆服；亦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為當歟？夫欲綜核則情偽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於篇。
問題正好切於當時的執政團隊需要，當時高拱已準備重回政壇，張居正早已上《陳六事疏》表達自己對於國家制度整頓的看法，他為這篇文章寫的範文也明確宣示主張。這篇題目更能用於理解新科進士對於此「國是」看法如何，並加入了孟、荀之爭和漢宣帝的史事，來加深考題對於經史上活潑應用的廣度和深度。
三、史事評論:
史事多與時務結合，以古論今，但有些題目對於史事的描述頗長，若不對其歷史背景有相當程度的掌握，難以進行切合題旨的論述。焦竑的文集裡有幾篇策問的題目，可能是其任順天鄉試主考時或講學時所留，其中一篇為:
"問:滇南自漢土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首長不法，僭亂遞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甯、潁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苦多事，則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傑，而財富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策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焦竑由於自身熟於歷朝典故，於史學考據頗為盡心，此問題需要的歷史知識極多，也需要對於當今的邊境情況有極深的掌握，才能回答妥當。
看了不少篇策問，雖然並非全部皆為正式的科舉題目，但題目的深度不輸今日，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繼續鑽研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