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坎城影展開幕,台灣作品也沒有缺席此電影盛會。入選坎城國際影評人週單元(Cannes Critics' Week)的台灣電影《蟲》(Locust),是台裔美籍導演王凱民(KEFF)的首部劇情長片,他也將憑此片角逐本屆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
以馬丁路德金恩的名言「暴動是無人傾聽者的語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開場,這句在世界各地街頭運動都曾被多次引述的句子,預示著社會運動在片中扮演的角色。
電影背景設定於 2019 年六月的台北,儘管經過了疫情把時間感拉長,讓五年前距今彷彿更為遙遠,但人們對彼時的社會氛圍,應該仍有印象──當時台灣對內正準備隔年 2020 年總統大選,候選人喧騰造勢,選舉如火如荼;對外則注視著一海之隔的香港,正經歷「反送中運動」一次次以卵擊石般的街頭抗爭。人心浮燥、迷茫未知,不僅間接影響隔年選舉的結果,也牽動台灣走向下一個命運的十字路口。
真實中的社會場景,成了銀幕上的符號對照。在電影《蟲》中,我們跟隨一名年約二十多歲的青年「鍾翰」(Zhong-Han)凝視著當時的台灣。縱使身處花樣年華,他的青春卻晦暗非常。鍾翰喪母,又不受父親所愛,被迫離家後轉而投靠由游安順與吳奕蓉飾演的夫婦。他們在街角經營一間傳統小吃攤,鍾翰也就在裡頭幫忙打雜。
背負著原生家庭的失根命運,寄人籬下的青年不只象徵性地失語,物理上也真的無法言語。由台灣演員劉韋辰所飾演的鍾翰全片無對白,僅仰賴表情與肢體演出,讓他始終帶著距離感,觀眾也無法完全理解這位角色──他在想什麼?他想做什麼?時而壓抑,時而外放的矛盾,仿若有著雙重人格,來自他內心深處無法被填滿的黑洞,牽動著觀影情緒。
燠熱的亞熱帶島嶼上,潮濕夏日彷彿讓人開始變形,看似不會改變的日復一日,危機卻早在遠處蟄伏。鍾翰白天在小吃攤裡工作,晚上則隨著黑道老大行騙,以「劫富濟貧」之名,行搜刮財富、中飽私囊之實。由於他既言聽計從又靜默語聲,使鍾翰成為黑道老大那把「安靜又致命」的槍,而他也相信自己宛如現代廖添丁的種種「義行」。
直到某日,小吃攤被一位神秘的財團富豪收購,富豪霸道要求夫婦倆限期搬出。當小蝦米對上大鯨魚,起初夫婦倆不服,選擇奮力搏鬥,卻只是讓一切走向失控邊界。平靜現狀像被投下顆石子,先是漣漪微漾,而後掀起滔天巨浪。
王凱民,抑或 KEFF 這個名字,對於有關注新銳導演的人來說也許不陌生,前作短片《安眠旅舍》(Taipei Suicide Story, 2020)入選以培育新血為名的坎城影展電影基石(Cinéfondation)學生短片競賽,該片也入圍當年金穗獎,著實是近年受矚目的新生代影像創作者。然而,不同於《安眠旅舍》讓人注意的高概念,《蟲》是他雜揉政治與現實的一次嘗試。
他在電影中試圖埋藏的比喻存在許多解讀空間──小吃攤作為「七十年」老店(畫面特意定格雨中招牌近十秒),在剩下的「四年」租約中,夫婦倆即使頑強抵抗,也終將敵不過富豪的攻勢。也許國際觀眾並不會特別意識到,但這不免令人聯想至現實社會──中華民國政府來台至今七十五年,且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大選。那個有些髒亂、過時的傳統小吃攤,以及其被收購的命運,似是映照著台灣在國際局勢中的風雨飄搖;而那位多金、冷酷、不留情面的富豪,可以指涉敵國,也能是這套以現實主義掛帥的國際關係遊戲。
在訪問中,王凱民曾提及《蟲》片名是三個「虫」字的結合,指的是台灣社會的三個腐敗勢力來源──「政府、財團、黑道」。確實,他在電影裡將三者都批評一輪。民意代表操作社會的民主焦慮,將香港局勢轉化為有利的選票策略;同時間,立委表面幫助選民、為選民爭取權益,檯面下則與財團、黑道有所掛鉤,分贓不分黑白兩道。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有能力的移民海外,其餘則坐困愁城,即使不屈仍無法改變事實,宛如夫婦倆與鍾翰迎向的結局。
電影中的「政治」始終是無可忽略的背景,當外在的政治現況遇上內裡的民眾日常,則形成某種帶有張力的荒唐對比。例如,電視機播放著台海局勢危機一觸即發,洗衣店裡人們關心的,卻是哪裡開了新的網美店,抑或是在苦悶生活底下,夫婦倆看台語八點檔,投射戲劇角色所換來的「小確幸」。
編導王凱民拍出台灣人民面對政治的冷感,似與國際現勢有所脫節,可以看出導演對台灣局勢帶著悲觀,甚或隱隱批判,也反映於全片採灰暗色調的畫面質感。然而這份無感,其實更多來自無奈與對現狀的無能為力。
這一年來,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壇時有突出成績,不過似乎皆以一種「客體」的方式出現。如今年初入選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金門》(Island in Between)便是一例。導演江松長(S. Leo Chiang)生於台灣,15 歲隨家人移民美國,因疫情緣故回到台灣,而拍下該部紀錄片。《金門》講述兩岸關係在金門島前線對峙的荒謬奇景,以及島上人民被夾在強權之間的生活日常。而《蟲》的導演王凱民有著極為相似的背景──出生於新加坡,幼時在台灣和香港長大,10 歲移民美國,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學院。《蟲》也是因為他2019年搬回台灣居住,才催生而成。
兩部電影創作過程的共同點,不僅是導演的異國經歷與返鄉契機,作品本身也都以外在觀察者的角度「詮釋」著台灣社會。儘管從他人的視角看回台灣並無壞處,有時甚至能跳脫窠臼,帶來新穎觀點,充滿不同視角的趣味性,並無孰好孰壞。然而,台灣確實有本土創作者訴說已身故事的作品,卻好似一段時間未能入選國際影展或重要電影獎項。不免讓人疑惑,究竟是電影本身緣故,抑或國際影展想看到的,便是這樣一個「失語的台灣」?
劇照、導演照提供:m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