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麼多，為什麼台灣人對山林如此陌生？

其實不止志祺的標題，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困惑著許多愛山的人們。

今年是台灣走進世界舞台的400週年，大概也是從那時候起，各式各樣的外來勢力，以及部落自身的族群成長，驅使著各族原住民的先祖，從各個方向漸漸進入台灣的山林，找尋新的家園。

隨著他們的移動與定居，台灣的山林也漸漸出現了模糊的邊界：各族之間的部落獵場邊界、族與漢之間的楚河漢界，用無形的、耆老耳提面命的、以及大清帝國劃定的土牛界等，讓台灣成為了百國之島：家族與家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族與族之間乃至族與漢人之間，成為了各種各式的國家邊界，有如歐洲申根地區的柔性疆界，也有動刀動槍有如萬里長城的硬性疆界。

那是大多數「台灣漢人」對山陌生的起點，彼時的山不是山，而是他族的生活場域，長輩乃至官員耳提面命不得接近之處。冒險進入者，或為薪柴、或為樟腦、或為各種利益與生活的苦惱，時而拿命來換。

這很正常，當代國家之間也是如此。要不，看看最近的中共軍演，是不是再怎麼囂張，都不會跨越領海的邊界？那就是當代動刀動槍拿命來換的最後底線。

後來，日本人來了，從1896年起，對山區投入大量的調查、軍力，歷經無數原日流血衝突、隘勇線與越嶺道深入各族原住民的領域內盤根錯節、揭竿起義的各種抗日行動難敵先進軍火的失敗後，最終，在1933年最後抗日英雄拉荷·阿雷終於與日人達成了和解，也象徵著，百國時代的台灣山林永遠消失了，那些族與族之間的邊界被以高昂、不計文化後果的不正義方式徹底消除，集團移住更是讓許多部族離開了居住上百年的山中家園。

這，是「台灣原住民族」對山林陌生的起點。尤其是為了經濟、為了生活，移居到都市，受到族群衝擊與壓迫、早年更飽受歧視的原住民青年，在強勢文化的洪流之中，無不想盡辦法撕掉自己的標籤，甚至有許多人，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再和自己一樣」。於是族語、文化和山的記憶，孓遺在移住第一代的耆老口中，只剩下留在部落的青年們，還過著與山林相依、下一代卻又多半往都市移居的日子。

然而，新的文化也上山了，那是旅人，一批批的旅人，承襲著來自歐洲、由日本轉殖的當代登山文化，帶著嶄新的期盼上山了。他們為了逃離當代生活的繁瑣，為了追求生命與自由的真諦，或是證明自己的價值，離開塵囂、走入山林。

1926年，大正15年11月，「臺灣山岳會」成立，象徵著當代登山文化，在台灣落腳紮根。不久後，這股熱潮漸漸從無力或不願反抗日人的部落領域，深入山林，玉山、大霸尖山、雪山、南湖大山甚至北大武山，逐漸成為熱門的登山目標。

在那之前，幾乎只有學者與少數特殊官員、記者或能人志士，能在武警的陪同下進入深山。無論《生蕃行腳》又或《山、雲與蕃人》皆可見一斑。

漢人們，從不得其門而入，到唯有經濟優勢者有機會從「新的、西式」的角度，認識山林，這是台漢人開始熟悉山的起點。

而熱門登山目標附近的原住民，也重新認識原來自己習以為常的領域，還能成為異族的娛樂場所，甚至為自己帶來新的工作選擇——儘管許多人是被迫妥協，但在登山產業逐漸成型後，也漸漸走向和解共生。

正當不分族群的台灣人與日本人開始用新的、登山的、休閒與冒險的角度重新認識山林之際，遠在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畫下了這個時代的句點。

在那之後，戰火摧殘的民不聊生、國民政府遷台的紛擾、二二八事件不分層面重創台灣文化與社會，讓「登山」這件事陷入徹底停擺。

此時，一般人別說山了，好好活著都是奢侈。

此時的山，是產業的山，唯有林業從業者、靠山吃飯的人，才會上山。

更別提不久之後，1949年10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頒布了〈台灣省平地人民進入山地管制辦法〉，完全禁絕了平地人自由出入山林的可能性：從這時起，所有人入山都需要「正當理由」、需要向正府申請。後續更以〈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更加強化了對山區居民以外的絕大多數台灣人入山的限制。

一切，都是基於對「匪諜」的害怕、對於「山中窩藏反叛勢力」的擔憂。而國民政府的這個作為，終究又把被日本人以武力抹消的山地疆界劃回、將為平地人打開的山林之門，再度重重關起，並打開一道名為「登山嚮導」的小窗。

一般人從此失去了自由出入山林的自由，「山」成為了距離感十足了存在，沒有加入特定組織、沒有花錢請嚮導，你連登山口都到不了——在半路的檢查哨就會被「警察」飭回，違者以《國安法》法辦。

當然，這是「全體國民」的視角。在「登山社團與登山協會」的世界裡，台灣的山林只有短短幾年的空白，在1952年元月臺灣省體育會山岳協會的玉山攀登隊登上玉山絕頂的那一刻，也揭開了中華民國時代的登山文化序幕，在山岳社團的世界裡，歷經各個山頭的「光復後首登」行動、1971年中央山脈大會師到隔年的「百岳」發布，再造了台灣登山文化的另一個巔峰，而後一直到1991年的丹大札前後，山岳社團探勘行動的輝煌也發展出了台灣獨有的登山風格。

然而，這些光輝終究被留在「社團與協會」之中，一般人根本無法自由入山，需要透過特殊程序「跟隨嚮導」與「加入社團」等才能親近山林。無疑地，這依然讓高山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存在，「不能自由進入」的距離感，彷彿「山」是登山社團與協會的成員們的次文化，對普羅大眾而言，就是一個「體驗過就好」的特殊娛樂項目。

綜觀所有民主國家，這種對山的嚴格管制，只存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而已，唯有台灣一直延續到千禧年時，國人依然沒有自由接觸山林的權利。

國安法對山林的這一限制，就是52年，一直到2001年底，修訂《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廢止「一定要聘請高山嚮導，或跟著社團、協會才能上山」的強制規定後，台灣的山，才終於真真正正屬於全體自由的國民。並且「山」的奇妙視野與渴望，從山地解嚴前幾年，由衛視中文台的「台灣探險隊」開始、一直到「台灣全記錄」、「MIT 台灣誌 」等節目慢慢走入國人心中。

儘管申請的程序是世界級繁瑣，儘管直到2019年時政府仍然在大規模不當封山，山林回歸全民自由，成為「隨時都可以親近的生活元素」之後，搭配網路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終於漸漸、漸漸地，以各種形式走進了「台灣人」的生命之中。

直到Covid-19的大鎖國，硬生生讓台灣山林之美，洗版全體國民整整三年，直接導致了「百岳」浪潮後的再次登山大爆發，且是登山教育尚未普及、人民對山林還很陌生但又極度嚮往的自由大爆發。

山被封鎖了52年，一般人難以接近而無法自然而然發展出台灣的全民登山文化乃至知識的狀況下，忽然湧入山林的人，自然就帶來了許多意外，和17世紀剛剛開始認識「山」的歐洲人，一模一樣。

然後，時間就到了此時此刻，看到這裡的你眼前了。

無論你是哪個族群的人，都應該知道這段歷史，知道為什麼台灣這麼多山，「台灣人」卻對山很陌生。

因為我們屬於全民的自由之山，僅僅只存在23年而已，關於山的知識、態度與文化，正剛從猶如「登山文化保護區」的登山社團與協會之中慢慢擴散到全體國民心中。

所以不用急，不用慌，台灣是座山岳之島，而山岳才剛解除封印結界面向眾人，剛接觸異世界的島民總會有慌亂無措的時期。只要繼續推廣、繼續努力投注在教育、文化之上，我相信，終有一天，這座70%是山林的島嶼上，會住著一群與山為伍的台灣人。

謝謝志祺七七約我聊天，讓我能把山的故事、台灣山的美好帶給更多的人認識。

這個「山那麼多，為什麼台灣人對山林如此陌生？」的完整脈絡，就在這邊和我的朋友們、志祺的朋友們分享，期待有朝一日，我們都能在台灣最美的山上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