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想再恨了,我真的好累。」披著孝女白琴服的「不孝女」Aliee 哭著說。不是我不恨你了、也不是我原諒你了,而是因為恨從某一天起已經生長在我的骨髓裡,就像掉了滿地仍會再長回來的頭髮,如影隨形,如今我真的想把這一切從我的生命裡割除了。
《小雁與吳愛麗》,在黑白的畫面裡,以相對溫柔、平靜的鏡頭訴說事件「後」的母女,不張揚、也不渲染,沒有驚心動魄的殺父現場,只有在那之後的小雁和吳愛麗,映照彼此,梳理過往,面對共同的回憶和認知的分歧,摸索著自己如今能走的步伐。看似沉重的題材,議題和說教感並不存在,我們卻能從小雁怯懦的眉眼間看見更生人的自卑,從吳愛麗嘴硬心虛的神情讀懂家暴受害者陷入的迴圈,更能從小偉執拗寡言的等待窺見失能家庭的裂縫。
故事裡有三個女人:小雁、Aliee、吳愛麗。小雁在 25 歲那年因弒父入獄,八年後出獄回到家鄉美濃,33 歲,履歷空白了八年,不知道該如何開始、也不曉得要怎麼接受別人的好意,撞見母親的情人連內褲也沒穿在家裡走來走去,看見她選擇重蹈覆轍的接受他的暴力與體貼。母親要她留在家裡幫忙,話語間似乎隱含著她剛跨過火爐的不光彩。親人口中總是說著為彼此好,卻沒想過那是否真正是對方所需要的,家庭有時總像勒索,血脈相承,心意卻不見得相通。
如果說表演課是更認識、打碎、重組自己的過程,意外選擇這門課、卻也意外的在排練教室裡卸下偽裝的 Aliee,有著與小雁相似的面孔和迥異的氣質,凝視著鏡子許久,驀然驚覺:自己的模樣究竟是什麼?在 Aliee 的眼眸深處,彷彿能聽見小雁載著小偉離開的引擎聲,猶豫又充滿決絕;和母親大吵一架後,避開鄉親異樣的眼光,踏出新的生活和心情。觀影至此處,我們才驚覺導演的平行式手法此刻有了交集——小雁是 Aliee 的靈魂,而 Aliee 某種程度上是小雁的新生。她落淚坦承自己的姓名時,彷彿只是在等待母親或誰對她說的那一句,僅此一句就好,我愛你,guá ài--lí。
而不知道是否因為,在(也許是)最親近又或者是最信任的掌鏡人面前,夏于喬在《小雁與吳愛麗》的表演極具張力,無論是細微的神情、不堪的哭泣,又或者是與楊貴媚爭執的一場戲,毫無矯揉造作的成分,而是全心的沉浸在這個故事裡,說著屬於小雁的一切。曾在一篇專訪中看到,夏于喬曾提及她與母親的關係也和戲中的母女關係有些雷同,既是家人也是工作夥伴的林書宇看見了這點,以演員自身塑型,再將角色融入,在虛構裡編織著真實,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自我映射,而表演、電影之所以動人,正在此處。
即使近年來的電影、劇集不乏素人學習表演、參與戲劇治療的題材,但若是與故事無法產生有機的相關,難免會令人覺得只是為戲加戲,或只想玩味戲中戲的框架和姿態,無法真的與角色當下的處境有所連結。《小雁與吳愛麗》將 Aliee 踏進的表演課堂設在社區中心,參加的人甚至職業、理由都再平凡不過,卻就是在這麼日常的景象裡,讓角色透過「學表演」觸碰那塊自己平常壓抑在內心深處、不願面對的感情,就像是表演者們往往需要挖掘內心,喚出某些時刻的脆弱,而後將情緒小心輕放,再次回到生活中去經歷。這段 Aliee 緩緩觸及、釋放情緒的過程,恰與更生人容易迷失的命題相互呼應:我是誰?我該怎麼辦?犯過錯的我,還有所謂的價值嗎?
也許也曾懷疑過這些問題的、無法保護年幼女兒的吳愛麗,在和小雁激烈爭吵後,面對她憤而離去的悵然若失,還有坐在行李箱上痴痴等待母親的小偉,束手無策,即使對小偉的來處有著憎恨,裝得漫不在乎,卻在要拉下鐵捲門的時候,仍將小男孩帶進了家裡。看著他向自己要父親的照片,明白小偉的眼裡盛裝的仍是孩子對愛的渴望,他還不懂殺戮、仇恨、遺棄,這個世界卻逼著他手無寸鐵的迎上前去,他自知處境艱難,向吳愛麗脫口而出的那一句對不起,像是在大人的腥風血雨裡,最為心碎也最微弱的呼救。
於是,再接下來,面對仁哥強硬的態度,吳愛麗竟不同於以往,似是要拿上了命與他拚搏——也許,是為了眼前的小偉拚搏;也許,在與過去的自己拚搏;也許,是為了女兒能回頭看看母親拚搏。當吳愛麗和小雁兩人能談起前夫愛吃的辣椒,談起尚未結痂的傷口,彼此的自由,這三個女人終於能試著在當下走著同一條路,即便她們日後的抵達仍不盡相同。
劇本的高妙之處,我認為是在導演細膩的處理「事件與戲劇化」的功夫。當重大的事件發生,人們往往在乎是怎麼發生的,又或者是發生的過程起了哪些波瀾、哪些衝突,而這似乎才是「戲」之所在,才是能讓情緒達到高潮、賺人熱淚的賣點,卻也往往容易讓故事變得煽情聳動,對於發生之後,角色們去往何處、該怎麼去,都更像是草草交卷。
《小雁與吳愛麗》可以說是圍繞著一場事件:一次女兒失手弒父,改變了一對母女的命運。值得慶幸的是,導演著重的是事件後的發展,並非那些父親一再施暴的鏡頭,或弒父的驚悚場面。在經歷了那些非日常後,人們始終都得回歸到生活,而事件的縫如何滲透到生活裡,如何讓觀眾一點一點地去窺探,事件的「後遺症」又是什麼——興許才是這部電影想望的叩問。
導演林書宇曾在訪談中提到,選擇黑白畫面並不是策略,而是一種直覺,他希望觀眾能更純粹的去看待這個故事,不被色彩干擾。我認為這個策略無疑非常成功——黑白不只諭示著母女倆的人生境遇,在事件之後生活的色彩蒙上了灰;短短兩個小時內,更是沒有任何一個不必要的鏡頭,人物的神情、心境,反而透過單一色調更直接的打入人心,緩緩慢慢、細細實實的撥動觀眾所有對於家庭的想像和記憶,不暴力,卻悲傷。《小雁與吳愛麗》讓我們再次看到:戲劇非得是重演或再現,有更多可能,是以一種嶄新獨特的距離,訴說事件和感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