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在旅店認識的台灣人,後來加了臉書,各自回國後,一日向他問好,聊到書寫旅行這件事,他說,趕緊寫啊,拖著就再也寫不出來了。 記得村上春樹曾感嘆不是每個在外旅行的日子他都有留下紀錄,那些沒留下的,他特別懊悔。 好像是舒國治吧,還是張讓,因為上學期修過旅行文學這門課,所以喊得上幾個作家名字。他說有些旅行,不見得回來立刻下筆,可能是好幾年,時光的沉澱後,某日案前才開始娓娓道來。 再多,就像掉書袋了,儘管也沒有再多好講。 有時候,知道它在腦子裡,輕而易舉就可以要它出來,只是一股反作用力在作用力之前,它揪著我,我念著它。我們像是早該分手的情侶,卻仍難分難捨;我們知道躊躇只是讓彼此更難堪,卻仍忍不住相擁相吻。 我在長途巴士上寫明信片,用中文,我可以寫一百封信寄給一百個人,用中文。 我騎車摔了一跤,警察過來關切,因為沒有駕照,車是租的,我害怕著、感謝著、倉促著,一句含糊的謝謝後便扶起機車連忙催油前進,前進時還能感受到警察熱切關注的眼神黏在背後。那是在河江的山裡,本來騎在前頭的朋友已看不見蹤影,每個轉彎處都沒有,雖然大路就那麼一條,也不是沒有Google map,我仍緊張地拼命往前。兩周來,我一個人來來去去,孤獨無法避免,但委屈過後仍驕傲自己能獨自上路。眼淚擦一擦,看見世界又是五顏六色,便破涕為笑,絲毫忘記自己上一分鐘窩在旅店多難受。可是此時我畏懼分道揚鑣,身邊再也沒有認識的人,那畏懼就像是嬰孩離了父母親的分離焦慮,只能哭。 我害怕「又」一個人。而我沒有足夠的把握自己能處理好以前能處理的事情,在遇見他們之後。那是種病態的驚恐,過度孤獨後所產生的過度依戀。 先前當我受孤獨攻擊時,尤其在旅店或車上,我便寫信、寫給自己的告白;聽歌,聽一首一首中文民謠。我用中文築一面牆,待在裡面環抱自己,甚至回來之後,在馬路上看到水溝蓋刻著「新北市政府」,還愣了許久,心想這是中文,這是家。 然而不是每次中文都有效,當文字走到窮途末路時,我便只能想像,亦如台北夜晚裡的我拿著拖把拖著店裡的地,幾盞黃燈照亮下,腦海裡的我一直前進、前進,不回頭。而我無法描繪那個目的,只知道嘴上戴著自由且義無反顧的笑。 我禱告,我說:我所求的,祢已經給了我,可是我開始懷疑,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念家的美好。想起我的朋友和家人—他們是不是在工作,放假了有沒有待在家裡睡好多的覺;我想起家裡那條狗,躺在長椅側邊牠專屬的坐墊上,又一個長長的日子。他們日復一日單調的美好像牆上的油畫,當我閉上眼睛觸摸畫作時,卻聽到一聲乾嘔—我仍在臥舖夜車上,擁擠的空間裡聽得到斜前方婦人身體不適所發出的作嘔聲;仍能感受到盤坐在走道上的乘客,他的腳隔著布料碰到我的肌膚。這是我要的嗎? 夜車到達目的地時,清晨四點天還未亮。再一次地,頂著一張一夜待在密閉空間而毛孔堵塞、出油的臉,我昏昏沉沉地下車;又再一次地,計程車司機站在車門口像飢餓的豺狼,夜晚裡眼睛發出紅光。這光一照,我連忙轉換成警惕的雙眼,尋找軍綠背包,背上背包後立刻站在屬於我的陣營—背包客群。這台車載著超過八成的背包客,底盤車廂除了塞行李,也兼當貨車塞些民生用品,還有兩台野狼機車—我的行李差點塞不進車廂時,真想問問那兩人為何不騎著自己的野狼離開。身旁有一批聲勢浩大的以色列人,看起來能包車,而剩下的零星背包客看起來都有伴了。我仍站在這裡不離開,是因為那兩個人還在車上—漢娜和以撒。幾天前一起騎車環山的五人,有兩人在路途中因為路程安排的緣故先行離開隊伍,剩下我們三個,又剛好在結束環山後搭同班車前往下個城市。 漢娜和以撒,是我在越北山上挖到的寶藏:漢娜溫柔開朗,總會回頭詢問我的意見,我們一起深愛法國麵包夾蛋與臘腸;以撒人前是搞笑冠軍,疲憊社交時則關閉英語轉成西班牙語模式,只跟漢娜說話。在我白目不戴上手套騎車而導致凍僵的情況下,他帥氣的拿出他的藍色毛線手套問我:妳要不要。漢娜和以撒不是情人,是很好的朋友,而我們三個一起yum yum yum地享受了一路上許多美食。儘管到最後,以撒還是用納悶的眼神看著我俐落地使用筷子,我卻只能尷尬地表示我連學用筷子的記憶都沒有;而他們倆個,包含我,則是一起納悶我一個矮人為什麼能吃的跟他們同等份量。 當我站在暝暗的天空下,看著,出現在車門前的漢娜戴著開朗的笑說「Hey!」,而以撒也跟在後頭露出調皮的眼神時,什麼事都沒發生,人群沒有因此而安靜,太陽也沒有因此而升起,只是我彷彿都不需要了。我不知害怕為何物,因為我擁有朋友。 難得我的手機派上用場,找了班開近市中心的公車,一直以來我為著我的無所貢獻而感到羞愧。他們就像哥哥姊姊般的照顧我,規劃路和尋找餐廳都一手包辦,這當然不是為了我,只是我屁顛屁顛地跟在後頭,他們也沒趕我走,這就是最大的照顧了。進城後我們在路邊找了家小吃攤,又是法國麵包夾蛋和臘腸,填飽肚子的同時天也亮了,而且即迅速地驅逐黑暗,事物的輪廓都變得清晰,包括分離。 在路口擁抱著相處超過一星期的朋友,天已經亮了,怕黑的我路可以自己走了。願你們在越南的最後一站愉快,願我之後往南漫長的車程平安,my best food friend。 「這是我要的嗎?」 所有的情感可以擠壓在一個極小的時空罐頭裡,濃烈地要衝破上頭的金屬蓋。但更好的是,讓它們是一顆顆充飽的氫氣球,鬆開手便飛向天空,然後在高空爆炸—氣體歸於氣體,而碎片成為花朵從天而降,飄落到你們的手裡。 分離後我走在越南的首都,轉角的咖啡店剛打開門,咖啡機都沒熱,我就闖了進去點杯黑咖啡,一屁股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洗臉、刷牙、充手機,還有一個白天要面對這陌生又新鮮的城市。我赤裸地面對這城市的時間:幾點開始穿著運動服的人開始在對面公園慢跑;而什麼開始人潮在大路上穿梭,摩托車司機在路旁等候乘客;又是多久之前第二個客人進來,第三個、第四個;貴婦樣子的、處理公文的、點份鬆餅配咖啡的?好大的鐘。 我走在濃厚新年氣氛的街,走在賣花的婦人邊;我抵達灰撲撲的聖若瑟大教堂,碰見了一場天主教喪禮,肅穆的鐘,牆上莊嚴的聖母抱著愛子,棺材後是看起來已經不再悲傷的親人;我快速穿越頭上綁白巾的追思者,踏出那巨大又精雕細琢的建築物,看見廣場零星的觀光客,尋找著認為最美麗的角度。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夜幕已降。我坐在河內市中心外的ATM旁,求救朋友往我帳戶匯錢。原本足夠搭車到中部的錢,被我花在買博物館的紀念品上了。存著打工薪水的銀行帳戶從剛到越南就出了問題,只好提存款不到4000元的郵局帳戶。之前已經請朋友匯了一次,然而在雖然省但沒有計算開銷的情況下,錢很快就被領完,我只好再發一次請求。等待的過程中,我雖禱告,但並沒有把握能在發車前領到錢。便這樣坐在ATM旁的台階上,看看下班排隊領錢的人,看看馬路上的車,我拿出在河江雜貨店買的麵包咬著。手機要沒電了。這附近有幾家旅店,或許可以先住一晚,明天錢一定會到戶頭。禮拜四的飛機回台灣。昨晚我還在河江—昨晚要走之前,旅店裡那個會說中文的姊姊問我:「你要走了嗎?」我說是。她對著手中那三歲多、總是只在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中玩耍的兒子說:「跟姐姐說掰掰。」「Bye bye。」他看著我,好像我們終於活在同個世界了。我知道他一定見過很多旅人,對很多外國人說過掰掰,只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疑惑,為什麼這些人,總是說了掰掰就不再回來了。 他一定不會這樣想。在河江成長的日子裡,他可以聽到好多語言,這一個小鎮,可以就是全世界;這裡就像〈海上鋼琴師〉裡的那艘船,他不用出去,各地的人會自動地來到他面前訴說著不同的故事。有人會問他說,你不會不捨啊?他說我不會,我漸漸不會,我以為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