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2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E050110354?loc=P_0019_010
2021年11月天下文化出版
(編者設置標題)兩種民國滅亡論的弔詭與困局
為黃年發行人《希望習近平看到此書》(以下簡稱《此書》)做序,既是很高的榮譽,也是非常艱困的委託。尤其《此書》所涉及的兩岸關係與世局大環境,從來已是經緯萬端,現在更是幾乎到了波濤洶湧、圖窮匕見的時候。任何人還要以諍言力挽狂瀾,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此書》雖以中共現任的領導人習近平為標題,但內容卻絕不限於習時代的風格、政策與事蹟。熟悉《此書》作者眾多社論與著作的朋友必然早已瞭解其精彩的閱歷、淵博的見識,與心繫國是的熱情。正在翻閱的讀者則立即可以從《此書》目錄體會,其實作者是從近代史、兩岸關係、中美台搏奕、國際格局與人文社會思潮等眾多角度,同時和兩岸執政者、思想者與媒體讀者進行深入對話;其時間軸上拉至孫中山、馬克思甚至更遠的十九世紀,空間軸上則俯瞰人類文明的遠景。這樣深邃的視野,這樣宏大的場面,原本沒有象牙塔中的學徒插話的餘地。
然而前人有云:「受之有愧、卻之不恭」。筆者近年有幸經常親自聆聽與拜聞作者即時的睿見。尤其是四年多前蒙贈《從梵谷的耳朵談兩岸關係》一書,除了驚艷於「屋頂、筷子、杯子與水」生動的兩岸比喻,對「白色恐怖的梵谷面容」一說更是印象至深,遂甘冒勢必有愧的風險,以怯除不恭之罪。遂作一小文恭賀《此書》,並提出少許心得體會,希望有助讀者看到並分享《此書》的希望。
兩岸大架構
「兩岸大架構」與「中共何處去」是筆者歸結《此書》的兩大支柱,而且它們彼此緊扣。因為無論從歷史趨勢、現行憲法的法理還是從國際現實發展,的確如作者所說,「台灣問題是在『中國問題』之內,必須在中國問題內尋找解方。」以作者「筷子理論」來說,一雙筷子的任何一方都有主體性,但缺少另一方的配合就不能運作。不管雙方關係是什麼,關鍵是一種穩定可持續的連結。作者的理想是希望雙方在一個「大屋頂」架構下,承認並容許彼此「正在」相互建構(一中過程論、互統一)。
乍看之下,妨礙筷子兩個主體在過程中共存的,是北京法理上堅持的「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作者也批評中共的民國滅亡論與過去其領導人曾提出的「各自現行規定」說相矛盾。但有趣的是,作者也指明臺灣的民進黨也是某種意義上「民國滅亡論」(表現為流亡論、未定論、「固然」論),兩種滅亡論且有相互加強的效果,結局很可能是「杯破水覆」(杯子論:民國為杯,臺灣為水)。
筆者淺見,筷子失能的確並非自始如此。「各自現行規定」說確實曾是這雙筷子能求同存異的關節。「各自現行規定」意指兩岸各自的憲法,該說見於即將卸任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2012年3月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當年7月全國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兩個談話。「現行規定」一語又呼應當時北京常用的另一概念:「一中框架」。馬總統主政時,台北當時的態度是「框架」的「框」有風險,憲法的一中「架構」才較為妥當。但是2014年以後,這些概念在臺灣社會越來越被認為是有害的「中國因素」。大陸也越來越自信地認為,主動權逐漸是、只能是掌握在北京一邊。這個過程最明顯的表現是,胡錦濤 時期中共把「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寫進十七大(2007)中共的工作報告,十八大(2012)還進一步聲稱堅持九二共識與一中框架的共同認知,「雙方探討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 安排。」馬習會以後,「寄希望」、「合情合理」這類說法越見稀疏,到了十九大(2017),習近平的報告「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說法中,「框架」退場,爭取 「架構」也失去意義。他的報告更第一次出現「六個任何」,呼應了「地動山搖」說。接 著就是兩岸關係逐漸變成自由落體,習2019年初提的「一國兩制臺灣方案」被說成就是 「九二共識」;2020年臺灣大選後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還一度出現「三不提」(不提九二、不提和統、不提兩制)。在共機繞台與美軍訪台交錯下,「寄希望、現行規定、合情合理、框架」已經是過去式了。
上面這段發展背後是兩岸社會相互疏離的強化,但川普對華強硬政策政策與香港政局變化,也使得「屋頂」和「筷子」的連結點都失去支撐。《此書》一以貫之地批判兩種「滅亡論」的謬誤。但且不說寄希望中共恢復「現行規定」提法極為不易,臺灣在美英力挺香港風暴與「川規拜隨」的風向下,看待「杯子」也形同雞肋。於是美國踩線、共機越線、臺灣也打算用中程飛彈跨線,負能量循環層層積壓。《此書》繼續用「越中華,民國越強」諫言臺灣社會,提醒大家傳承中華文明並「以民主示範」向中國昭示人類文明方向,這還有多少作用,想必作者也沒有把握。《此書》又引述李顯龍說中國不是蘇聯,本體不會消失,應當面對。但電視劇《斯卡羅》與一眾過度詮釋「新清史」的文教論述,卻建構出「中國不存在」、「中國無主權」的迷因。那麼假如中共響應作者擱置「民國滅亡論」,堅持台獨者不僅不會感謝,反而更認為「民國」保留的統一窗口是一枚必須拆掉的炸彈。於是要求中共自己用「說好故事」自救,便成為《此書》解答兩岸難局的另一關鍵。
中共何處去
《此書》認為臺灣丟棄「辛亥論述」而擁抱「二二八論述」,是棄強留弱。但臺灣局勢判定論述的強、弱早已另有新標準:選舉。隨著世代與局勢遞變,「贏得多數選票」與「兩岸和平」不僅脫勾甚至變成對立。「辛亥論述」的故事大概復興不易,那麼基於強者應該負更多責任的原則,北京應把先把「中共何處去」的故事說好。僅僅是「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只是「足食、足兵」,何信之有?《此書》呼籲中共得設法「偉大起來」。
建成小康與抗疫的「中國故事」確實夯實了「四個自信」的基礎,放射出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鋒芒,對長期位居物質、制度與文明霸權的美國,造成了比冷戰對手蘇聯更全面的競爭壓力。顯然「中國崩潰論已愈來愈不可能;美國仍然相對強大,但已經壓不住中國。」但《此書》提出中共應該避免「返祖」現象,不要在「本質與方向仍然停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以「馬列化」為民族復興的最高憧憬。畢竟蘇聯瓦解迄今,繼續奉行馬列的幾個政權,能有較好經濟表現的,正是能突破馬列窠臼的中共與越南。作者推崇孫中山與鄧小平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成就,希望能遠離與人性與文明相悖的馬克思與毛澤東,道理在此。
誠如《此書》引述福山的分析所見,近年西方警省自身文明發展興衰之識者頗多。值此美、中「雙百年」競爭大變局時刻,知名學者奈伊在2019年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美國霸權的興衰:從威爾遜到川普》,令人怵然心驚之處不是「興、衰」,而是副標題「從威爾遜到川普」。從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後提出自由國際主義奉為圭臬的《十四點原則》,到川普大搞單邊退群與貿易戰之時,正好是100周年。奈伊承認美國百年優勢主要外部挑戰當然是中國。但前所未見的內因,卻是美國社會的分裂,掉進了「反威爾遜時刻」。另一位哈佛學者瓦特(Stephen Walt)今年5月也在《外交政策》撰文題為「世界也可能青睞中國規則」,提醒美國不應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的價值天生比中國更有吸引力。「中國價值」已不是毛時代的世界革命,反而是「集體利益優於個體權益」支撐的、復古的西伐利亞主權制度。短期裡,這種大白話的立場好像更能免於「偽善」指控;也能獲得不少害怕「政權改造」或「被拋棄」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然而《此書》提醒讀者,從君權神授到天賦人權,從神諭天命到社會契約,是人性發展之所趨。中共堅持用馬列「訓政」,其「文化身份」無法銜接中華傳統,勢必無法佔據文明制高點。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對觀察美國也有啟發,因為美國也存在著尊重契約與自賦「天命」的矛盾。至於中共怎樣奉行「馬列」,筆者注意到習近平在2018年紀念馬克思誕辰 200週年的萬言講話中,馬克思確實出現164次,但並提馬列只有兩次,而且一次是在歷史敘述中提及,一次是在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連提。這篇代表性文件裡,毛澤東只出現兩次。中國思想史中,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甚至最大的外來元素;毛澤東思想,歷來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製造」成分頗多。馬克思如何裝在「中國特色」的開口袋子,筆者希望與作者繼續看下去。
帶病延年?雙鎖同開?
《此書》認為兩種「民國滅亡論」形同兩把鎖,需要上鎖者同時開啟方能破解台海僵局。無奈使上鎖雙方開鎖的誘因越來越低,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似乎也支持「鎖死」。這又更難使北京同意對臺灣獨派「圍城必闕」,以中華民國為緩衝。那麼鎖死下能否「帶病延年」?這恐怕要取決於《此書》說的臺灣「外擊型」決策是否與北京的「自信」相撞。現在美國從阿富汗撤退到新三國同盟(AUKUS)成立,正釋放複雜訊號。臺灣想像自己是三國同盟與四方機制(QUAD)的堡壘,其實也可能就只是美國隊中的一個投手。無論如何,黃年發行人《此書》雄辯地證明,他才是新聞界有主見的諸葛武侯。他為了保護「杯子」七出祁山,因為懦夫式的挑釁與機會主義的偏安都沒有出路。筆者學淺,嚮往他的的精神,也盼望兩岸有更多人,幫他在風暴來臨前,把和平屋頂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