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由德國哲學家費雪（Tobias Fischer）等人寫的〈是典範轉移前的警示嗎？一條連結假設倫理學和個人化醫療研究現況之進路〉（Alarming Symptoms of a Paradigm Shift? An Approach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Hypothe

上篇我們談到，在醫學哲學的分析下，一般常使用的「遺傳性疾病」概念變得非我們日常想得那麼簡單。以單一基因遺傳的疾病來說，會發現雖然是指稱「單一基因」，但從基因到疾病的生成過程，卻是相當複雜和有許多例外存在。加上，目前許多生醫實作將遺傳疾病的治療願景放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上，但真正進一步去看，

你有沒有什麼身體狀況是來自於你的家族？也許是父親那邊的血緣關係，或者，來自母親那邊的家族遺傳？無論是哪一邊，一般會以「「遺傳性疾病」（genetic disease）來指稱。「遺傳性疾病」通常指由遺傳一個或多個基因所造成的疾病。這樣的內涵讓人簡單地記憶為：只要跟基因有關疾病，都是遺傳性疾病，因為，人

筆者第一次有意識地聽到「個人化醫療」（personaized medicine）此名詞，大概是在一次生物學哲學的國際會議上，當時有兩位生物學哲學家和一位醫師共同發表他們對個人化醫療最新的哲學觀點，詳細題目已經不記得了，但大致記得，他們鼓勵美國應該認真發展個人化醫療，此新興的醫療模式可免去公共醫療體系

上節提到，資料在生物學實驗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個也很重要的角色是：模型。模型在科學哲學的討論已經很多，可說是有自己的討論分析脈絡。但其重要性，在生物學中也不例外。以新機制輪來說，機制模型的角色與定位、模組組合如何是有效的機制發現策略等都是重要的議題（葉筱凡，2020）。然而，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生物實驗

在這個資料滿天飛，人人都曉得要拿「證據」才能說話的年代，資料變得到處可見，尤其是這一兩年，地球爆發世紀瘟疫，Covid-19的病毒在全球各處襲擊所有人類的健康。在防疫為首要的時刻，無論是病毒學家、公衛專家、醫療照護學者、政府部門、甚至各方公民，若欲表達意見，都被期待要拿出數據為其論述添加說服力。若在

生物學實驗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實驗系統」（experimental system）。「實驗系統」概念最早由科學哲學家任柏格（Hans-Jörg Rheinberger）提出（Rheinberger 1997），他從二十世紀中期，分子生物學家在試管研究蛋白質合成的歷程中，刻劃出一組由「實驗系統

前面提到，實驗生物學家用模式生物進行生物研究，除了運用外推推理，將從模式生物所學到的知識推至其他物種的生物過程外，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模式生物在知識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了許多可用、有價值的研究材料，現在，我們要介紹模式生物的另一個知識論上的好處：提供「模組結構」（modular stru

想像走進一間免疫學家的實驗室，看到他的實驗枱上有各種試管、培養皿、藥劑、還有精密與相對簡單的各種儀器，眼前這些我們一般都會說是實驗「器材」或實驗「裝置」（apparatus, instruments），而當我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是在說，這些器材都是為了讓科學家研究生物現象所使用的「工具」（tools

稍微了解生物學的人都知道，生物學實驗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模式生物」，什麼是「模式生物」（model organism）呢？相信有很多讀者看到這四個字很快就會想到果蠅？小鼠？甚至有些擁有生醫專長的朋友還知道像斑馬魚、大腸桿菌、酵母菌都是「模式生物」中的一員。 沒錯，這些生物都是生物學家相當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