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大國,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回顧過往歷史,一直有人疑惑,為什麼中國如此泱泱大國,它沒有發展出科學革命呢?為什麼中國的人口那麼多卻沒有發生啟蒙運動呢?這個落後結果的原因到底應該在哪,今天想跟大家從金融與心理的角度去探討這個難解的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之問
英國學者李約瑟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李約瑟認為僅管中國古代對科技發展做出了許多貢獻,但是為什麼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更有很多人把問題推廣成:「近代中國為什麼會落後?」在這麼多現代化的配方當中,中國到底是少了哪一樣?1976年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伯爾丁正式將這個歷史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
官起於匪
想拆解李約瑟之問的難題,我們先從「官」的起源講起。根據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的理論,在原始部落時,因為打獵來的肉品或是採集的果實保存不易,大家其實都沒有什麼存糧,所以別村的搶匪來搶劫時,往往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搶,如果真的不幸被搶可能就摸摸鼻子算自己倒霉,大不了再去找個果實吃就好。
但是到了農業時代可就不一樣了,農業時代的村民具有長遠的規劃,他們勤奮的揮灑汗水,只希望在冬天能有足夠了糧食幫他們度過寒冬,如果搶匪在秋收的時候來搶劫,把人殺了、把食物也奪走,那村子就只有餓死一途,這樣一來,搶匪下次也沒東西可以搶了,這對土匪本身也是不利的。
所以就出現了靜止的土匪,土匪既然不想要滅村,想要長期的收保護費,因此就給村民提供武力的保障,對抗那些殺人奪糧的土匪,而村民則必須要上繳收成的存糧,慢慢地土匪開始規劃誰要繳多少糧,他需要用這些糧顧哪些人來保衛村子,更開始調解村裡的紛爭,這就是「官」。
靜止的土匪其實起源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當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你再去深究土匪當初到底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人民已經沒有意義了,而要實現更高級的治理,就是建立國家,這樣百姓才能心甘情願做穩奴隸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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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有多重要
有了國家之後,社會因為有國家提供保障就會趨於安定,安定之後就會出現勞動分工,而私有財產制就是勞動分工的產物。私有財產制度也有人說是金融財務的分水嶺,怎麼說呢?
私有財產制度的興起最後導致一個非常重要的金融工具誕生,就是“債券”,一個國家想要融資做大事,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靠稅收,這是一種財政手段,針對的是人民當下的收入,就跟切蛋糕一樣,政府把人民手上的蛋糕拿走了,放到自己的口袋,相當於拿老百姓的錢去重新分配。
第二就是靠發債,債券這個東西相當於國家拿未來當作抵押,跟人民借麵粉,是將資源集中起來做大之後再發還給人民的模式,換句話說發債是一種用時間換空間的融資方式,如果這些錢在民間的投資報酬率高於國債的話,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是增長的。
而發債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是局部性的,而稅收是全面性的。以前的資本是很稀缺的,所以發債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權貴而不是平民,國家拿了貴族的錢去投資、去研發、去冒險,而國家強盛之後帶動整個社會的繁榮,這相當是拿貴族的錢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是很划算的一筆交易。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異從這裡逐漸擴大,中國各個朝代都以稅收為主要財政手段,但是當遇到天災的時候,人民自己就吃不飽了哪有多餘的糧去繳稅呢?因此就會造反,朝代的更迭與天災密不可分。
另外在思想上,古代中國人認為賺錢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舉例來說,王安石當時推動改革,其中有一項政策叫做「青苗法」,就是指農民可以向政府借貸,去購置田地、增加生產,利率大約20%,雖然看起來像政府帶頭放高利貸,但是這在資本稀缺的年代已經比貴族給的利率還要低很多了。不過這時候士大夫就跳出來啦,說王安石真是無恥,怎麼可以與民爭利呢?在儒教看來,國家賺錢就是不對,司馬光鄙視王安石,正如孔子鄙視管仲。
西方世界國家發行債券的原因還有一點跟中國不同,就是西方世界長時間處於一個群雄割據的時代,像英格蘭就是個獨立的島國,外來的敵人不易入侵,因此他就不用常常變成一個拳頭抵抗外敵,這樣國家就不用一直徵稅一直支出大把的軍事費用維持國家安定,可以實現藏富於民的境界。
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的天朝就是一個統一的王國,他要面對的是外族的入侵,所有的日常開支都要向人民收稅,再去進行分配,人民很難有私有產權的概念,所以就連大家耳熟能詳的鏢局也到明朝才開始出現,既然私有產權意識難以成型,債券的概念也就發展不出來了。
西方世界為了維持債券關係的穩定,就需要一套律法來維持這個契約的執行,國家與政府的權利也就受到限制,西方的契約、法治的概念開始成形,也就是說國債制度間接形成了契約制度與法治社會。
有了法治社會的保障之後,階級開始流動,工業革命的導火線也在此成型,從這點來看金融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從而改變了命運。中國傳統型態的社會非常穩定,財政危機週期性的發作,如果藥石罔效就會以王朝的更迭做為結束。而歐洲各國學會向未來融資,獲得強大資金支持進而促進法治社會、階級流動,這也就是中西方財富起源的不同,也許李約瑟之問可以從這裡找到答案。